3月30日上午,为更好地延伸与深化博鳌亚洲论坛金融板块，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由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琼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琼海博鳌基金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承办，八大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首届博鳌基金论坛”在海南省琼海市美岭湖假日度假酒店隆重召开。论坛邀请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部分嘉宾以及国内外知名政商界、学术界代表人士等200多人出席论坛，就借助博鳌亚洲论坛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和智库思想力，共同探讨新金融创新促进海南自贸区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海南自贸区建设出谋划策。以下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抓紧时间谈一下自己怎么样认识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进海南的自贸港建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央所说，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而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研究基础上，特别强调：它是以有效制度供给来释放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要以我们在改革深水区“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请注意，这是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话），实现攻坚克难来对冲现在已经相当明显的下行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来支持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在海南开创现代化轨道上超常规发展的新局面。按这样的一个认识，海南自贸港区的建设，正是在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中央的一个大手笔、战略性的部署。

在海南，比较早的时候（8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建省，以后称为最大的特区，以后又进一步提炼出要打造国际旅游岛的概念，这些战略思维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丰富、提升之后，现在的表述，是落在了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这样一个明确的意图，和随之将展开的规划部署的实施之上。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之下，显然我们需要形成结合海南自贸港概念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我愿特别强调，现在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一个企业集团，怎么叫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去一降一补”等这些切入点上的概念，一定要有自己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的供给侧改革解决方案。我在海南这个国际上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区建设战略清晰之后，和海南的同志有过一些讨论，我也应邀参加了相关课题的研究，深感海南确实是遇到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千载难逢的特型发展、阶跃式振兴的历史机遇。所谓“阶跃式”，就不是常规的按照一个缓坡往上走，就是像邓小平南巡所说的一波一波的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共性规律）之中，波浪式地争取在一波来的时候，抓住适当机会上一个台阶，海南现在面对的，就是怎么上这个大台阶。为了真正抓住这个宝贵机遇，迅速打开新局面，我认为以博鳌等已经有的“拥抱全球化”的品牌效应（比如我们所在的这个博鳌，现在它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影响效应）类似这样一些海南已经有的积极要素，它们还要加上金融助飞的翅膀，来贯彻自贸港建设发展战略意图。在这个通盘规划方面我们要力求高水平，政府必须牵头吸收各方面专家的智力支持，吸收民间智慧，和公众要有很好的充分互动，形成这样一个规划，然后往下坚定不移地实现它。这种阶跃式的发展是势在必行、大有可为的，而支持开发建设的多种类型的基金，也一定要为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从相关的基础设施开发、公共工程建设、各类园区、特色小镇、宜居城镇建设、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等等，到适合各类的行业、企业发展的资产管理、融资产品供给，适应社会成员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理财、金融服务等等，在海南都应该得到蓬勃发展，都应该在国际上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个概念之下，来匹配各种各样我们的创新和以创新成果形成的高水平的供给体系。供给侧改革落到以金融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和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内涵，也是它的学理说明。

借这个机会，我简单谈三个方面我认为必须抓住的要点。第一，海南的自贸港区建设要充分借鉴世界上、国内外各类自贸港和创新园区的经验，特别是香港、新加坡、深圳、迪拜等等后起经济体的经验。在实际生活中我想特别点一下迪拜。我对迪拜了解并不特别细致，但是我感觉，自己了解一些情况以后所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值得跟各位交流一下的。迪拜过去默默无闻，它是一个沙漠区域，当然是海边的沙漠，自从发现石油以后，就有了它自己的特定产出品，有了钱，但是这个石油资源是可能开采枯竭的，这时候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要体现什么？要抓住这个机遇期，解决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后来迪拜的开发是什么约束条件？除了石油这个当时的支撑力之外，什么都缺，它没有人才，在海边没有淡水，所以，它也没有绿地，它也没有什么品牌。这种情况之下，当时能够起决定作用的老酋长（请注意，这是跟中国体制特点有相同之处的，即有一个带有一言九鼎特征的人物——战略层面的考虑如果他是高水平而且能够贯彻下去，那效率就相当高），他力排众议（包括他的儿子），说我们不能只看石油对我们现在带来的财力，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要做大手笔的开发建设。他怎么做呢？利用有石油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再拉上外面可能过来的资金，大手笔地从港区建设开始（类似于一种自贸港），从基础设施的配套开始，实际上是以当时并没有清晰概念的PPP，让港区通盘建设可以承包，可以利用外来的资金——在承包建设方面最后发展到连片开发。他的一些奇思异想、种种的创新举措开始不为人们所理解，到后来做成了以后，往往为人们所惊叹。比如大家已经知道的迪拜后来在海上填出来一个棕榈状的岛区，完全是无中生有，填出这样一个岛区直接对应的不是咱们一般所说的制造业，它是以种种的服务业，来配合当时发展、开发中的一些多样化的要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呈现给人们的阶跃式发展的成果，就是二三十年时间内改天换地，在世界上已有其他地方、其他主体的融资经验可以借鉴的同时，它大胆运用了当时概念还并不清晰的PPP、连片开发等等这样的大手笔。它的前沿创新机制在大胆开拓运用空间，在一些过去人们想都想不到的比如什么七星级的酒店（成为它地标的帆船式酒店——当然现在又多了新的地标）、我已说到的棕榈岛等等之外，它还有现在值得标榜的全球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当然这里面也有点教训：它在一段时间里情况不妙的时候，资金链紧张，已经建成的这个全球最高建筑，要得到阿联酋中的阿布扎比资金的支持，所以，接受他们的条件，把这个塔按那边的要求命名为哈利法塔。对这些咱们都可以很好体会里面艰辛的努力和得之不易的最后的发展成就。还有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特别是“驴友们”知道，到了迪拜，不光在他热闹的这些地方来观光，你还有机会到沙漠里，像世外桃源一样有一个酒店，它就故意在沙漠中建成酒店，让你感受到不同的“用户体验”。还有我去过的达沃斯论坛一个专题会，在那里住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非常宏伟，进去以后居然发现它的一个大门厅是一个宏大的水族馆，整个透明墙壁后面就是海洋里的那些体型很大的生物，给人的感受，是根本就意想不到怎么一下来到这样一种境界。这些东西直观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吸引人流的同时，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资金流，对种种经贸合作、经贸活动可能的机会的捕捉和落地，带来了会展经济及引发的随后的种种发展，再带来了种种可以扩展出来的商机。我前一两年听说，已经有几十万中国人到迪拜那边，是在它附近的园区里做经贸，做开发，做各种各样的服务业。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来说，启发借鉴意义我愿意强调并不在于中国人在海南照搬它，但一定在于打开思路和眼界，要放开我们思维创新的空间。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我想接着强调的就是解放思想。前面的专家发言里已经反复强调过，我再说一说我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始的，实事求是其实就要回到常识。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得吃饱饭，老百姓有饭吃、温饱以后，还要小康，还要全面小康，还要通过三步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党的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个实事求是的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伴随着解放思想才能得到贯彻。我们过去贴标签的、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了，从80年代初走过来我深有体会，任何一步，没有思想解放的匹配就是说都不敢说，或者只说不做，甚至是在种种困惑面前带来我们实际生活中间一些可以称为悲剧性的因素。很多的创新者、改革前沿的闯将，他们的命运不佳，大家也都心里有数。所以，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得承认，这种改革前沿的有作为的同志，他们承担了比常人大得多的风险因素，而80年代至今发展中的很多事情记忆犹新。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社会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趋向——这并不限于大学生。社会上我们接触这种趋向也是正常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是出于所谓常识，就是希望能够明哲保身，我跟着改革开放共享成果，但是我不愿意承担风险。但我们现在，在海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觉得必定不能靠这样的社会成员，我们必定需要在解放思想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要有一批改革前沿敢于弄潮的闯将。现实生活中间的改革创新，必须要抓住机会，一定是要在解放思想后面有一批身体力行者，争取迈出较大的步伐。海南当下应该讲是天时、地利具备，一定要再加上解放思想的人和。我注意到前面吴晓求校长他所说的这个解放思想，跟我这个认识高度一致。因为咱们对海南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了解，现在总书记所要求的“最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是原则目标——什么叫最高水平的开放？全面开放还不够，你得跟国际上相比，而能够相比的，我们都不能低于别人。那么起点上就有一件事情：一个社会的开放度、容忍度如何？

举个例子，有人很容易贴标签，但是中央过去已经前所未有地在文件上明确地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给了一个政策要领：在海南可以率先发展竞猜型的体育彩票。在那么多政策里，这只是一项。这一项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重点，但我们比较了解相关业界，我会特别强调：它是可以以小见大的：这个竞猜型的体育彩票政策指的什么？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公益彩票了，它可以对接到赛马。赛马里大家竞猜押注，有人说这是不是赌博？那马上就联想到“黄赌毒”，于是一下子这就成了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优先政策给了海南，它就是不动。海南有了这个政策却纹丝不动这么多年下来，把舟山可憋住了，我们到舟山去，知道舟山的同志有开拓意识，他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做这种开拓探索，但是管理部门说，海南是中央给了政策都没动，你这里还动得了吗？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例子。赛马彩票有没有赌？我们宣传上可以说它没有赌。但这只是宣传。我们作为学者在研究上可以说是什么呢？其实中国已有的公益彩票就开始跟赌沾边了。博彩业可并称，所谓的公益彩票是“温和赌博”。这里边有什么中彩的规律？没有规律，就是瞎撞——这就是温和赌博。为什么允许它呢？因为它虽然会出“问题彩民”，但是不至于有多么大的危害。这方面已经有多年实验。在这个实验上如果再有竞猜型的体育彩票，就是在温和赌博上加力度而已，它的适应性是匹配着、烘托着国际旅游岛和自贸港这样的社会氛围的。你开放，你宽容，这方面是不是应该试水？中央给了政策为什么不敢实验？多年来不敢动，我认为这就是思想解放不到位，不够格。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新加坡的管理很严格吧？甚至现在还有鞭刑，为国际上所侧目。但新加坡早早就在这方面有特定管理，它不是完全的放人参与，但是它已经有了适当匹配的可以赌的场所。我不是说这可以简单照搬，但是可以观察，它在里面限制自己的公务员不能去沾，但是适应了全面开放里的社会氛围，作为那里的一个匹配条件，我们可以观察借鉴吧？

在我们研究中国和赌博相关的事情方面，有个基本认识：我们过去对于“赌”的控制模式，其实是各种模式里最坏的模式。中国人的好赌现在全球闻名，各地的赌场中国人非常活跃，我们的澳门多年有特殊政策，它的赌博产业成为它支撑整个经济的支柱，大量的内地人这些年到澳门去参与它的赌场活动，撑着它的繁荣，而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是要在这些基础上更好借助种种要素的烘托，我们也要超越原来的发展态势，争取再上台阶。原来中国本土上关于赌博的这样一个模式，是大量的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可能的赌资只能跑到外面去，包括北朝鲜都有赌场，还有缅甸等地的，咱们这边的澳门那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有跨过大洋到美国，到欧洲，到澳大利亚的。这些赌资大量流入外面，包括允许开赌场的各国、各地政府都财源滚滚，但是问题赌民最后在哪儿消化他们的问题呢？全都回到国内来了。这个模式是最坏的模式，但这个最坏的模式如何求变，大家不敢碰。能不能在本土上开始试水，在彩票的基础上再加加力度，这至少是一个探索方向吧。在我看来全面开放的海南，在这方面就应该拿到中央政策以后，义无反顾地推进它的试点。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当然自贸港的建设在前面所说到的借鉴经验与教训，充分解放思想后面，要循序渐进，要讲积极稳妥、多管齐下地开创新局面。我们可以从会展、已经有的博鳌这方面的外交开始，让博鳌首先更积极地匹配与医养相关的旅游，以及带上经贸，结合着全面开放、全面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化，匹配放宽准入制度，特别是金融准入制度，等等。我们现在讨论的对基金业发展的支持、税收制度改革等方面，一定要大手笔。什么叫做自由贸易港？就是税收越少越好。还有政府的改革，前面专家强调的“小政府”，对于自己伤筋动骨的这种政府改革，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都一定要相互呼应。比如说，海南的住房制度，现在是不得已，全岛已经限购，我认为只能是权宜之计，很难设想以后在世界上叫得响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居然住房是限购的，荒唐不荒唐？它有什么自由？有什么全面开放？那么就赶快通过改革，用经济手段去取代这种副作用极大的行政限购手段。住房制度就必须借鉴我们本土也有、新加坡过去已经清晰的经验：托底的部分政府要负责，保障轨上再加上市场轨，那就没有什么行政限购了，双轨统筹，住有所居，促进我们区域的繁荣，促进我们打造最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下的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自贸港。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支持这样的双轨统筹，又是一个必然的命题。

时间关系，我只能就此打住，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