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丰银行:曾经的“票据之王”如今“背井离乡”
作为中国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罕见把总部设于地级市的金融机构,它包括它的前身已在距泉城454公里外那座因苹果和葡萄闻名的城市,整整存在了32年。
来源:投资时报、瀚海观察、银行青年
3月18日,济南市中心,303米高的绿城金融中心南门。
几辆驻停的大巴车上坐满了人。
这个周一,恰巧是恒丰银行将注册地由烟台迁至省会的最后期限。
而在此之前,作为中国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罕见把总部设于地级市的金融机构,它包括它的前身已在距泉城454公里外那座因苹果和葡萄闻名的城市,整整存在了32年。
从0535到0531,不仅仅是区号的改变。
事实上,2018年发生过外墙玻璃掉落事件的绿城金融中心,不但是该行未来的总行所在地,或也将是命运多舛的恒丰银行的转折点。
有些人注定不会在乔迁之日到场,甚至他们本就是这场搬家行动的缘由,比如,现年54岁的蔡国华。
作为恒丰银行上一任董事长,此刻他仍在烟台看守所接受调查。
而与其作伴的,还有已在那里关押了四年却尚未判决的恒丰银行更早一任董事长,70岁的姜喜运。
2018年7月20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姜氏贪污、受贿、违规出具金融票据、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账簿一案。
据悉,当地检察院明确指控其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的五年期间(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利用职务之便将该行股份陆续转移至个人和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涉及金额达7.5亿元。
恒必成,德致丰——这是恒丰银行一度颇为响亮的公司口号。
但现实是,在经历了票据业务打击、高管激烈震荡以及相关部门强力意志下的跨地域搬迁后,谋生存、求发展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有数据显示,目前该行在规模扩张、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均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规划2019年经营工作安排时,恒丰银行新班子指出,经过一年的自查自纠自我修复,恒丰银行仍旧面临诸多短板。
一是存量授信风险持续暴露,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均较年初上升; 二是调整后存款增长乏力,流动性始终承压; 三是客户基础依然薄弱,客户规模、结构、质量仍需提升优化; 四是产品创新和系统建设总体滞后,科技对业务发展支撑力度不足; 五是内部管理仍有较多短板,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六是正确的经营思维尚未确立,违规展业、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恒丰银行对于此次大搬迁比较低调且并未公开信息。
至今,该行官网公司总部地址仍标注着“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289号”。
票据专业户的陨落
恒丰银行发迹于烟台,前身为烟台住房储蓄银行。
注册地一直在烟台,其在组织上主要接受烟台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实际上,就恒丰银行股权结构看,持股5%以上股东包括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烟台蓝天投资”)、新加坡大华银行等。
其中,烟台蓝天投资是唯一单个持股超过20%的大股东,代表烟台国资持股。
作为一家由昔日的地方性专业银行成功上位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其出名、发家均依靠票据业务,巅峰时期该业务几乎遍布大江南北。
成也萧何败萧何,曾有着“票据之王”之称的恒丰银行,现在却遭到反噬一地鸡毛。
据了解,近几年恒丰银行涉及多起票据业务民事纠纷,涉案金额合计高达数十亿元。
在这些案子中,大都有票据中介的影子,且牵涉银行众多——既有和票据中介合作的出资行,也有票据中介控制“同业户”的村镇银行,还有不少城商行、农商行、股份行在其中承担过桥行的角色。
而一旦风险暴露,往往又引发相互追索的连环诉讼,导致四五家银行同时深陷其中。
这其中,既有恒丰银行作为最后出资方,向前手诉讼追索要求承担票据或合同权利的,也有其作为通道被其他银行起诉的案件。
凡事都有一个出发点。
有关媒体报道称,2013年原董事长蔡国华上任后,该行一大发展策略就是通过同业业务进行扩张,而票据业务乃重点发力方向。
除了票据业务,令同行为之侧目的自然还有人事变动及斗争。
2003年经央行批准完成整体改制后,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为恒丰银行。
然而在更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该行只有董事长却没有行长。
直至2013年姜喜运到龄退休,蔡国华出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后,方聘请了栾永泰出任行长。
2014年,已经退休的姜喜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很快被开除党籍。不过,姜的落马仅是一系列风波的开始。
2015年8月14日,该行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聘任林治洪担任恒丰银行行长的议案,林将接替当年4月退休的前任行长栾永泰。
2016年9月,原行长栾永泰突然公开承认其个人参与了私分公款并实际分得2100万元。而后,这位银行前高管更实名举报时任董事长蔡国华“侵吞公款3800万元、违规运作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违规控制恒丰银行”。
2016年12月9日中午,恒丰银行突然发布公告,称免去林治洪行长职务。外界立刻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这个敏感时点恒丰银行公告中使用的措辞是“免去职务”,且“当日生效”,却并未给出解聘的原因。
据当时媒体报道,当日林治洪被恒丰银行多位保安围困在办公室内长达十多个小时,失去人身自由。
2017年11月28日,恒丰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国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2018年1月12日,该行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王锡峰为该行行长,4月26日又选举陈颖为该行董事长。成立不久的中国银保监会随即在6月22日、8月27日分别核准王陈二人的任职资格。
据悉,王锡峰原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而现年49岁的陈颖此前曾长期供职于原中国银监会,“空降”之前为原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尽管两位新任高管均行业背景深厚,但上任后仍面对不少“烫手山芋”。据统计,仅陈颖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恒丰银行已领18张罚单,共计罚款1600万元。
或是到了该与过往彻底“划清”的时点。在该行今年1月28日召开的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重点宣讲贯彻《全行三年发展规划》,并研究部署2019年工作。
搬家,正是其中之一。
业绩扭转压力
对于恒丰银行总部的搬迁,鉴于近年来该行恶性事件高发,很多外界人士往往归结为山东省欲对该行加强管控。
酝酿14年后,恒丰银行终于要将总行迁入济南。
记者从恒丰银行招聘材料获悉,截至2018年末,恒丰银行架构如下:在青岛、济南、南京、杭州、成都、重庆、烟台、福州、昆明、西安、宁波、北京、上海、郑州、长沙、武汉等地设16家一级分行、2家总行直属分行,分支机构总数346家;另外还发起设立了5家村镇银行。
颇有意味的是,别烟台进济南并非新近提出,早在14年前就已有规划。
资料显示,2005年,《山东省“十一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将恒丰银行总部迁址到济南,目的是“加快提升金融中心地位”。
之前商业银行还处于一个比较简单的记账阶段的时候。其银行总部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太让人意外,因为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银行总部的位置只不过就是一个银行金库的所在地以及银行的一个管理部门的位置,那么很多银行的分支行有可能比其总行会更加厉害。
但是进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商业银行如果再把总部放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话,可能就会面临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对于技术开发对于科技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一家银行的总部放在三四线城市的话,将有可能直接导致大量的人才不愿意到三4线城市工作,特别是如果这个城市还没有很多知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依托的话,没有科技人才输送的商业银行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有些商业银行选择的就是把自己的科技中心放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了。
然而问题还是会存在的,因为科技中心和自己总部相隔距离过远,容易导致管理失灵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协作出现问题。
今年1月19日,《济南日报》在一则报道中提及,恒丰银行有望成为首家落户济南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该行搬迁落户济南的最后期限,是今年3月18日。
而总部的很多需求有可能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传递到科技中心,让科技研发能跟上市场的脚步。
据《投资时报》研究员了解,位于绿地金融中心新的总部办公地址目前已经开始启用。“装修的味道还是比较浓。”有员工抱怨道。
由于涉及跨地域,是举家搬迁还是双城生活,抑或辞职转投别家,成为不少员工的选择难题。
据了解,恒丰银行的金融市场板块设在上海总行,公司业务部、投行、资管设在北京总行,其余的部门则在烟台。
而此次调整除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等业务部门暂时不动,包括计财部、人事部等北京和上海总部的其他中后台部门都须在3月18日之前搬往济南。
当然,调动人数最多的仍属烟台总行,绝大部分员工将开赴省城。
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高管大地震后,自2018年以来,恒丰银行中层和基层员工的变动潮并不出人意外。而不少坚守的老员工则希望通过搬迁能重新树立新形象。
据了解,在该行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着力树立恒丰新形象”的口号。
问题是,愿望总是过于美好,但当前的经营形势却不容乐观。
近日,据拆金校尉公众号披露的恒丰银行全行大会信息称,该行对行内违规违纪的肃清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规定时间内,共656人主动报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交违规违纪违法所得7970万元;很多员工主动报告违规兼职取酬、超标准出行、办公室超标等自查发现的问题,主动上交各类违规金额938万元。
全年立案6起,给予党纪处分5人,对1.2万个违规问题进行问责,处理人员6325人次;共给予纪律处分552人次,经济处理5773人次,扣减绩效5400余万元;调整分行行长6人、副行长11人、纪委书记15人、总行部门总经理15人、副总经理13人。
与此同时,《投资时报》研究员也注意到,恒丰银行多项经营指标出现下滑,不良贷款大幅增长。
该行发布的2019年同业存单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三季度末其总资产分别为1.2万亿元、1.33万亿元和1.05万亿元;总负债分别为1.14万亿元、1.26万亿元和9739亿元;营业收入分别为314亿元、266亿元和13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92亿元、76亿元和26亿元。
从同业存单中披露的数据分析,尽管2018年全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尚未公布,但根据前三季度情况,上述两项数据较2017年相差甚远,只靠四季度追赶逆转的可能性很低。
也就是说,2018年其营收和净利润同比下滑已成定局,这也是该行盈利能力连续三年处于下滑通道。
更加不妙的是资产质量问题。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三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逐年升高,分别为1.78%、1.8%和2.98%;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70.5%、241.6%和188.2%。
但根据年度经营目标披露信息看:其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分别控制在207亿元、4%以内。如果此数据为真,那么意味着当前恒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概率已触及4%,即远高于同类银行水平。根据银保监会最新公布统计数据,2018年四季度末,股份制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在1.71%。
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颖在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近年来,我们接连发生了‘姜喜运案’、‘蔡国华案’,遭受过严重挫折,经历过严重危机。当前,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重大机遇、重大挑战。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建设什么样的银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摆在总行党委和全体恒丰人面前最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