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长安欧尚率先推出下乡优惠活动，最高可享受22000元厂家补贴，拉开新一轮“汽车下乡”大幕。2019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采访中表示，面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政府将制定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的扶持政策，平稳度过经济周期。2019年1月28日，十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在汽车市场排兵布阵，其中关于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的规定，印证了外界对“汽车下乡”政策重启的推测。这是2019年汽车市场的第一个利好消息，但客观的审视新政策，其实不难发现新一轮“汽车下乡”多了些难言之隐。

基于我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农村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一直有重要作用。当一些消费困难无法在成熟的一、二线城市中解决时，政府就会将目光投射在农村这个大后方上，用政策引导农村市场进行消化，毕竟庞大的“五环外市场”已经成功捧起了拼多多，谁敢忽视它巨大的“钱力”。

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为了对冲国内电子产品的出口的落差，政府依靠家电下乡政策，释放农村市场，由外销转为内化，实现市场平衡。按照商务部的统计，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帮助下，当年的家电下乡共拉动了9200亿元的消费，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大量自主品牌获得市场。

除了家电，汽车也在那场下乡浪潮中，尝到农村市场的甜头，在针对1.3L及以下排量汽车的财政补贴下，2009年微型车市场创造了100万辆的增量，占据了整体乘用车市场的五分之一。从当年数据和市场效果上看，“汽车下乡”理所当然的是平衡城市消费滑坡的一个有效手段，许多人认为汽车再下乡定能复制历史的辉煌，但我们不能否认一点，十年时间，即使是“五环外”那片广袤的市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新一轮“汽车下乡”政策的担忧，主要来自对市场基础转变的思考。2009年的“汽车下乡”政策执行时，我国人均千人乘用车保有量仅有20辆。按照市场规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800-3000美元时，汽车市场需求迅速上升。2008年我国人均GDP是2万元，刚好处于需求上升区间，需求洼地遇到政策鼓励，爆发出震撼的市场火花。而2018年，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达170辆，人均GDP是6万元，虽然农村地区对汽车的刚需依然存在，但就自身市场条件来说，要想释放巨大的需求，需要强势的政策力度。

2019年初新的实施方案规定：“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汽车，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适当补贴，带动农村汽车消费”。可以看出今年的政策更像是一种“换购”支持政策，“有条件的地方……，适当……”缩限补贴对象和范围，而且赋权地方政府，真正执行时政策可能性和力度难免打折扣。既然消费是因为补贴产生的，当补贴力度微弱时，如何在消费摇摆时期推动消费？除此之外，一些隐性因素也需要我们正视。

2018年，国际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博弈频发，车市出现28年首次负增长，汽车行业转型关键期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产品出口和自主发展都遇到阴霾。既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期的汽车营救，又要保证逆经济周期的农村战略成功，这是新一轮“汽车下乡”不可避免的大考。

同时，2009年“汽车下乡”政策成功所付出的市场代价是部分低端产品流入，补贴诈骗，产品后期服务体验差，导致农民对产品好感下滑。

如今农村市场的汽车消费性质主要偏向于乘用车，对汽车的品质要求提高。2018年12月，中汽协的报告显示，国内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6.1%，创历史新高。如果新一轮政策执行时，诸多低端产品混入市场，利用政策空隙，投机取巧，就是一次可怕的灾难转移。

前有消费阴影，后有产品库存的压力，政府推进汽车再下乡，需要打破“便宜非好货”的常规认知，洗白上一轮“汽车下乡”留下的市场污点。若希望农民依靠信息平权进行正确的消费解读是不切实际的，政府必需给出正确的消费引导，而我国城乡发展差异化明显，想树立消费公平的认同感，因地制宜的制定一个科学的执行标准，难度不言而喻。

十年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足以发生巨大变化。新一轮政策与当初的下乡政策面对的情况大不相同，国际形势与行业形势均不乐观，历史遗留问题尚存，虽市场基数大，有效的活跃消费者到底有多少？如果基于2018年的爆冷数据权衡2019年的数据结果，多少有借面具狂欢的滋味，政府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初衷是好的，而环境不乐观，风险也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