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金融评论（ID：SFI2011）

小新按：

2019年2月12日，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公布2019年终身成就奖，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成为全球第六位该奖项得主。

2014年以来，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 Central Banking 每年评出一名终身成就奖得主。此前五名得主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法国央行前总裁Jacques de Larosière、马来西亚央行前总裁Zeti Akhtar Aziz、美联储前副主席Donald Kohn、中国台湾地区“央行”前行长彭淮南。

为什么周小川能得到这项终身成就奖？下面看看 Central Banking 怎么说吧

周小川于2018年3月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此前他在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5年。他对中央银行、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大。任职期间，他在追求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诚信。他将学术的严谨性引入现实世界的决策，带着对公共利益的深刻理解，扮演着务实的政策制定者角色。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在机构能力和信誉度方面得到显着提升，同时人行也转变为了中国的最高宏观经济问题解决者。

同时，周小川也是一个大胆的改革者。他在推动汇率和利率自由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前述改革都是在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推动的重大改革是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发生的，其中包括江泽民和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任职国家主席和总理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实现了高度且持续的增长。

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HKMA）前副行政长官沈联涛（Andrew Sheng）表示：“周先生在他的同事和上司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他非常开通，其分析十分清晰并且能够吸引人才，他带回了许多在美国和外国接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此外，他愿意听取和探讨异见，这为他带来赞誉和公信力，对他本人和央行大有裨益。”

至关重要的是，尽管在设定利率方面没有完全控制权（官方的责任在于国务院），周小川在执掌人行15年间也控制了通货膨胀。这是由于他对机构及其在帮助强化中国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上的职责上有着战略眼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告诉 Central Banking：“在他任职期间，他在结构转型正在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成功地引导了货币政策，为中国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职业生涯

周小川于2002年12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亦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改革者之一）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周小川的职业生涯已开始蓬勃发展。周小川是周建南（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长）之子，于197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并于1985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和系统工程获得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还是国务院体改方案研讨领导小组成员；1986年至1987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至1988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做访问学者；1986年至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现为商务部）部长助理。

1991年至2002年，周小川担任多个职务，包括中国银行副行长（1991-95），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5-98），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6-98），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998-2000）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2000-02），在2002年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他试图在证监会铲除腐败。

沈联涛评价道：“尽管他在证监会的工作时间很短，但他在开放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方面做出了重要决定。”

沈亦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亚洲金融危机

货币政策的挑战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因通货紧缩而放缓，这促使一些中国领导人寻求通过信贷扩张的方式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在接管中国人民银行后不久，周小川对信贷扩张的规模感到震惊，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资产价格上涨的迹象。面对来自强大的官僚主义者的反对，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单边行动以对抗信贷扩张，并最终赢得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支持（温家宝为2004年的加息开了绿灯）。周小川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标志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崛起。

“周小川帮助建立了一个从零开始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为央行配备了一系列现代政策工具以及与中国等级制度相配合的行政措施，” Central Banking 特约撰稿人、“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一书的共同作者 Hui Feng 说道。

在此期间，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可信度，但是周小川及其团队也遭遇了复发性的挑战：考虑到中国人为压低的汇率和势在必行保持高水平增长的需求，控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资产价格通胀显得困难又微妙。

人为压低的汇率（周小川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导致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以人民币购买外汇，然后试图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由商业银行购买的中国人民银行票据冲销外汇储备。自200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发行方案，特定银行必须以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酌情权的现行市场收益率计算中国人民银行票据。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能够调整市场的整体流动性管理以及银行的流动性状况。高储蓄率有助于控制冲销成本。但一些人估计中国人民银行的净损失（可由政府注销）在每年300亿美元以上。同时，到2011年6月，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6.5％，中国人民银行票据达到银行存款的10％，导致经济结构性成本上升。

保持经济增速远高于6％的需求，也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面临潜在的低迷时容易放松信贷遏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08年释放的4万亿元（5934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信贷扩张导致某些行业的资产价格爆炸；同时，在知道未来有可能产生不良贷款（NPL）的情况下，很多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得到了融资，这破坏了银行改善风险管理的一些努力。

这些动态变化使得改革的势头不断关闭、开启、关闭又再次开启。

2005年，历史性的脱钩

自亚洲金融危机至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8.2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

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的几年里，因人民币被低估，中国的汇率政策受到全球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批评。然而，中国国内担心人民币的升值会降低进口价格，进而提高实际利率。这有可能打击到许多既得利益者——不仅是出口商，还有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农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需求可能会受到进口价格下降的影响。

中国财政部尤其担心，人民币升值将损害地方政府偿还贷款的能力。财政部并不孤单。Bell & Hui(2013) 写道：“在人民币脱钩和重估的问题上，除了中国人民银行以外，其他各部委要么持反对态度，要么充其量表现冷淡。”“然而，为了获得更大的货币政策自由裁量权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一直是中国人民银行最关心的问题。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人民银行是2005年中国政府停止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背后的关键参与者。”

为了维持中国的汇率，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在银行间市场用人民币购买过剩外汇——作用相当于发行基础货币。然后，中国人民银行将等量的人民币贷记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这一比率——外汇余额与中国人民银行储备货币余额之比——在2005年升至100%以上。Bell & Hui(2013) 表示：“被动购买外汇导致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M2）大量增加，给中国人民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通胀压力。” 

尽管一些以出口为重点的亚洲经济体在积累外汇储备的同时进行了冲销操作，但中国人民银行的冲销规模要比一般经济体大得多。根据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研究，2003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15次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市场上吸收了约3.4万亿人民币。同时，央行还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和债券。中国人民银行票据按中国人民银行设定的利率发售。

后来，央行密集派遣人员到新加坡了解和学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最后，中国人民银行的汇率和金融改革蓝图是接受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北京宣布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转而参考一篮子货币——主要是由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及比例较小的英镑、泰铢、卢布、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和新加坡元——以及2005年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2.1%（而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升值幅度为4-5%）。起初，人民币汇率的日波动幅度为正负0.3%，2007年扩大至正负0.5%。Bell & Hui(2013) 评价称：“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达成人民币汇率重估共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具有里程碑意义，因而周小川被称为‘人民币先生’。”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预测的那样，随着“热钱”流入中国，这些改革确实引发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猜测，将通胀率推高至2008年3月8.7%的高点。中国人民银行对此的反应是在这段时间内加息，包括2007年6次加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17.5%。

重返固定汇率的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恢复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以支持出口，并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10年中国再度出现国际收支顺差。但周小川坚持他的改革计划，2010年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盯住美元是一项“特殊措施”，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而推出的，“迟早会退出”。

到2010年夏天，周小川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将人民币汇率调整回危机前的参考货币篮子，但人民币没有像2005年那样出现一次性升值。2012年4月，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上调至正负-1%。IMF总裁拉加德当时表示，"这突显出中国致力于将经济再平衡向内需转型，并允许市场力量在决定汇率水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还肩负着1995年《中央银行法》规定的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正式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还确保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减轻了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压力。与此同时，四大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运营权集中在总部一级。

然而，在1993年房地产价格崩溃之后，银行业仍然受到不良贷款的困扰。据估计，1996年，整个银行业面临技术性破产，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飙升至25%以上。中国政府支持一项资本重组计划由财政部向银行直接注资326亿美元（财政部发行了等量的特别国债），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997年底达到了8%。不良贷款被拆分为信达、长城、华融和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1.4万亿元的债券，从银行购买了14亿元的不良贷款。

周小川对银行的不确定性了如指掌，他曾在1991年至1995年间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在1998年至2000年间担任建行董事长。

在他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主持国务院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帮助发起了一系列政治上可行、技术上健全的银行业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基于市场机制，使银行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改善总体的金融和经济稳定。沈联涛表示:“周小川对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机构）帮助增强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能力方面的作用有着非常战略性的看法。”

中国人民银行获得了领导人的支持，利用其超额准备金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而政府还进行了另一项涉及1.2万亿不良贷款的处置方案，这些不良贷款也被转移到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但这一次是通过拍卖机制。

2004年1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从中央银行的储备中向建行和中国银行（周曾供职的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2005年，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也从汇金获得了3.65亿美元。“他明白外汇储备应该被积极使用，”沈联涛告诉Central Banking。

最终，当时由谢平(被认为是周的副手)领导的汇金成为了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股东。汇金预计将从银行持股中获得财务回报。

周还支持将银行上市作为一种机制，迫使它们改善糟糕的信贷分析、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还获得了任命四大银行高管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现任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和中国银保监会主席(CBIRC)的郭树清,在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商业银行负责人的过程中，他被要求担任建行董事会主席。郭树清对建行进行了精简，包括将董事会成员减少75%，提供与业绩相关的激励措施，并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挖来一名企业规划师。

“自2002年以来，周小川领导了深刻的银行业改革，并在其整个任期内率先推行金融自由化，在快速增长的政治需求和央行稳定物价的机构使命之间取得了平衡，” Hui Feng 对Central Banking表示。

Hui Feng 亦是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的研究员。

在周小川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在2005年通过推动国有股上市，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汇金控股全国券商，并通过汇金旗下的建设投资公司（ConstructionInvestment Co）控股较小的地区性券商。截至2005年底，国务院批准汇金向13家券商注资375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还为与券商违规操作有关的股票投资者设立了一只保护基金，这实际上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部分监管权力。它是中国A股市场外资的早期支持者，该市场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制度。沈联涛说:“他非常以市场为导向，总是想办法改善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

债券改革

当时，周小川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也看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和改革中国支付和结算体系的努力。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允许发行商业票据(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债券)，当时它还部署了基于光纤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该系统允许以电子方式处理和清算大额和小额支付。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还支持发展以银行卡为基础的中国银联。

据Bell & Hui(2013) ，2008年，除了名义上的公司债券，周小川还推出了长达5年的中期票据——有效地启动了公司债券市场，尽管该市场已正式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控制。“尽管是渐进的，但银行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国家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转变为一个越来越接受所有权多元化、现代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模式以及国际市场审查日益严格的体系。”

Barry Naughton 在2004年发表在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周小川是在这一领域具有领导权威的技术官员。该计划于2003年12月启动的事实表明，温家宝总理已经接受了周小川提出的金融改革总体蓝图，并就这些提议达成了可行的政治共识。”

Naughton, Barry,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methodical policymaking moves into the spotlight’ i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10, April 30, 2004.

挫折

在周小川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总是可以随心所欲。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利用外管局此前管理的外汇储备，成立了中投主权财富基金（CIC sovereignwealth fund）。不仅如此，中投还与汇金合并，从而切断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和证券公司活动的直接控制。尽管中投由国务院管理——中国人民银行获得了使用安全资产的优惠条款——但它的工作人员由财政部和发改委组成。然而，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周小川本人支持中投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目前是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为这两家银行开出的处方，也是为工商银行(ICBC)和农行开出的。最终，外管局将保留对中国绝大多数外汇储备的监管。此外,尽管挫折,周在2008年连任,同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任期由1年延长到5年, 由经销商协会创建一个新的中期企业债券市场被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展示中国人民银行和周小川仍有领导的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

在国际上，周小川在中央银行的同行间，以及在与多边机构，如IMF、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的官员中也有着良好的声誉。这位古典音乐爱好者因其聪慧、幽默的风格，良好的经济视野，信息传递的一致性以及他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实施预计政策效果的能力而广受赞誉。

国际清算银行的内部人士谈及周小川定期参加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他只有被国务院要求出席其他会议时才会缺席。参会时的表现被描述为“非常活跃”和“清醒”。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会议时亦是如此。虽然他的国际上的表现让他在国内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并没有破坏他，这也许是由于他为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做的持久努力。

周小川通过不断打击中国资本账户制度的漏洞、努力放松外汇管制，以及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见证了美元流动性是如何攫取关键市场的，在危机后便不断推动人民币的使用，这些显示出周小川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2008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它支持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并鼓励具有商业意义的双边人民币结算。它还与亚洲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签署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最终与欧洲中央银行达成了3500亿元的互换额度，并于2013年与英格兰银行签订了2000亿元的互换协议。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尽管中国仍在实施许多货币控制措施，此外，一些中央银行储备管理人员担心中国在岸债务的流动性，以及他们转换中国债券的能力。如果极端危机爆发，他们担心无法控制中国债券。IMF 决定给人民币带来10.92％的特别提款权配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小川主导下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周小川致力推动建立更强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做出的努力。正如 IMF 总裁拉加德所说：“在周小川的领导下，IMF 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发展迅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

第三个任期

周小川的第三个任期并不在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内。

2012年，当他的名字未能出现在中国中央委员会当年的官员名单中时，人们猜测着谁将取代他。 Central Banking 发表了一篇名为 The next "Mr RMB" 的文章，文中很难判定谁可以取代周小川，成为行长候选人。最终，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周小川在2013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一高级职位使他能够超越法定的65岁退休年龄，因此他又进入了下一个任期。

周小川没有在再次推行改革的议程上浪费时间。

尽管人们猜测他可能在2013年被取代，但中央银行仍启动了利率制度改革，为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设定了基础。在确保银行盈利能力的同时，这些限制阻碍了银行创造有风险的表内贷款（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倾向于以牺牲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私营机构为代价获得资金）。利率改革能帮助中国走向以创新和服务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此外，还能扭转表外贷款的趋势（这类表面上多是财富管理的产品已经发展能威胁金融稳定的规模）。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引入同业存单，然后在2013年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2015年，尽管仍有正式定价指导和自律机制等形式的限制措施，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市场上限。尽管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对于提高中国人民银行传递政策决策的能力至关重要，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存款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50％，。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还率先推出存款保险，涵盖所有银行的人民币和非人民币存款，每个存款人每个机构最高可达50万元人民币。

在将中国经济转向更加市场化的努力中，周小川一直依赖于宏观经济条件。收紧信贷标准， 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和与房地产相关的资金，都是根据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来判断。 2016年，当中国面临资金涌入国外的问题时，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不得不加大资本管制力度。据说，周小川想将保险、银行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合并到中国人民银行，以建立“超级中央银行”的努力也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于2017年成立的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金稳委旨在帮助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并解决在以前分散和分割的体系下日益混合的金融服务带来的监管挑战。由于涉及中央银行、国家发改委等主要监管机构的参与，有人担心金稳委可能更容易陷入讨价还价、效率低下情况。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在新的监管制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全面加强，金稳委的行政办公室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具有改革思想的易纲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郭树清担任人行党委书记和副行长、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

“周小川成为了中国央行的革命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他将银行从官僚机构转变为技术专家，“ Hui Feng 向 Central Bank 表示， “他罕见地具有政治专长和政治影响力，能够采取果断行动，但也知道何时妥协以做好事情。”

展望

在2018年3月9日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表示，中国债务的快速增长（他曾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明斯基时刻”）已经企稳，并指出，目前广义货币的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他还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由数量驱动型发展为质量驱动型，对信贷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尽管在中美爆发重大贸易战的情况下，另一轮基础设施投资正蓄势待发)。他补充道，中国准备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例如加快市场准入措施，以改善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其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周小川强调，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8年全球危机的限制，但中国正处于一个“新阶段”，有可能实施新的改革。他补充称，在他的“个人经验”中，“金融监管存在一些空白”，一些金融规则需要加强，一些高风险的金融机构需要“迅速处理”。

他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取决于市场参与者，以及他们在投资、结算和资产估值方面使用人民币的意愿，这表明这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今年8月退休后的一次活动中，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但将“时而快时而慢”。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是光明的”。

周小川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因为他具有令人信服的综合素质。沈联涛并不是唯一这样描述周小川的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魅力非凡、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在处理各种情况时总是像运动员一样优雅，包括他特有的那种让人放松的微笑。”他确实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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