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作为一名大法官的提名人，卡瓦诺的这番公开表态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取证和判决/得出结论完全是不同的法律程序。联邦调查局是得不出结论的，这是对的， 但是它的作用是调查和收集证据，提供判断和得出结论的依据。

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下为什么在针对卡瓦诺性侵指控的问题上，联邦调查局不能自行展开调查。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如果它认为某人已经或企图要违反联邦法律，那么它可以自行展开刑事调查。但美国司法部已经表示，针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不涉及潜在的联邦级别刑事犯罪。也就是说，联邦调查局无法以刑事案件调查为由主动介入。但联邦调查局可以围绕指控卡瓦诺性侵做件事，对其作为提名大法官资质问题做更多的背景调查。在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背景调查的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角色不同:它的角色是为白宫提供参考信息。通常情况下，这些调查始于提名人成年以后的经历，但如果白宫希望获得更早时期的更多信息，它可以提出要求。也就是说，特朗普需要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更深入的背景调查，联邦调查局才能介入，而卡瓦诺自己可以主动要求或促使总统和共和党人做出进行进一步背景调查的决定。

作为一名法官，卡瓦诺应该完全明白证据的重要性，因为法官的裁决最需要的就是以证据为依托。而在面对案件中的证据时，作为法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案件证据是否全面和完整。卡瓦诺似乎轻视收集证据的重要性，不同意让取证机关进行取证，实在不可思议。  卡瓦诺作为法官应该比谁都明白，只有总统和国会在进行了全面的背景调查，掌握了全面的证据后，才能对提名人的资质做出最好的判断，这和法庭判决是一个道理。难道在面对指控的情况下，卡瓦诺想要不进行调查和取证工作，直接不了了之吗？这符合一个法官的行为准则吗？联邦调查局对一桩三十多年前的案件进行调查，确实很难得出百分百确信的结论, 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不进行调查的理由，因为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是尽可能多的收集证据，为总统和国会提供参考。

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真的如卡瓦诺本人所说，他是无辜的，那么他更不应该拒绝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有限度的调查，因为这给予了他一个在美国民众前澄清自己的机会。他如果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他应该欢迎甚至主动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他展开调查。

星期五下午，迫于政治现实， 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和特朗普沟通，让特朗普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进行限时调查。 联邦调查局应该有两个调查的方向：一个是收集性侵的直接证据，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如果发生了话——是36年以前发生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还能找到直接证据。

但是我前文已经提到，卡瓦诺的性侵指控不是一个刑事案件，联邦调查局的角色不是找到决定性证据，帮助检察官起诉。这是一个关于提名人资质的进一步背景调查，可以说是个人事的案子，考虑的问题是卡瓦诺有没有资格成为美国下届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此， 这完全是另一个标准，联邦调查局不需要只去找决定性的直接证据。

作为对于卡瓦诺资质的进一步背景调查，联邦调查局的重点的是审核福特和卡瓦诺个人的可信度，为总统和国会做出决定提供参考。在这个思路下，联邦调查局其实有很多切入点。首先，联邦调查局可以对马克·贾奇（Mark Judge）、利兰·凯瑟（Leland Keyser）和PJ·史密斯（P.J. Smyth）进行问询。他们都是福特或卡瓦诺的高中朋友。并且，福特已经在听证会表示，这三人性侵当晚都在派对现场。贾奇已经在周五公开表示，他愿意配合联邦调查局调查。同时，联邦调查局还可能调查一些细节，以证实福特的说法。福特在听证会表示，在她被侵犯数周后，她在当地的Safeway杂货店见到了贾奇。贾奇在自己的《浪费》一书中写道，他年轻时曾在当地一家超市打过工。联邦调查局可以要求Safeway或贾奇提供就业记录，以确定他在1982年是否在那里工作。如果他们可以找到相关就业记录，福特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并可以缩小袭击发生的时间范围。联邦调查局也可以研究卡瓦诺自己保留的1982年的日历，根据上面记录的行程安排来寻找相关证据。

作为一名最高法院的提名大法官，卡瓦诺对于民主党的指责显然让人对他一旦成为大法官后的公正性和政治中立性产生很大的担忧。他完全放弃了大法官所需要的公正的姿态，展现了一个情绪化和极端的政治表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周五上午表示，卡瓦诺的党派攻击是“不可思议的”。范斯坦说:“这不是一个公正的人。这是一个十分好斗和记仇的人。”

作为美国三权分立中的非政治分支，最高法院在美国民众心里就是中立性的代表。美国社会一方面不相信人性的自律，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尽可能避免任何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拥有毫不动摇的信任。在美国人心中，九位大法官起码要保持政治中立。 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美国的大法官们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而大法官们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他们的责任。

美国法律界的政治中立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每年的一月份，总统都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在总统讲到精彩处，全场与会者都会起立鼓掌。在2016年奥巴马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与会者鼓掌了85次。然而，每次国情咨文演讲现场都有两拨人十分显眼，一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军人不干政，他们不会有任何政治方面“表态”，所以他们不会随着其他与会者鼓掌。另一拨人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按照惯例，大法官们也不会就总统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或起立的，以体现他们的政治中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