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使得两国反对开放的力量上升，两国均有很多声音支持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为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贸易战。五月初的双边贸易谈判虽未能解决冲突，但双方同意继续谈判。自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四十年的开放政策，与此同期我国从一个极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开放在全球化时代是拓展国家利益的有效策略，这原本已是一个广泛的共识。然而,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开放的策略还是封闭的策略实现崛起再次成为有争论的问题。故此，讨论一下开放与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崛起是什么样的关系十分必要。

开放为崛起提供改革方向

实行对外开放可为崛起提供改革的方向标。大国成功崛起的过程是战略不断调整的过程，即不断改革的过程。开放与否直接影响着崛起国的战略调整方向。实行对外开放，人们则能通过对各国发展成就的比较，看清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何为进步何为倒退，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特别是能看清本国的长处和缺陷。准确认识客观世界是借鉴其他国家先进之处改革本国的弊端的基础。反之，采取封闭的政策，人们难以客观地了解外部世界，就可能做出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而错误的判断则可能导致错误的调整，使崛起停滞甚至夭折。

开放能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知识创新。与冷战后的全球化同时发生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知识创新快的地区发展速度就快，而思想解放恰恰是知识创新的基础。我国沿海地区之所以比内陆发展得快，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比内陆开放，与外部世界接触多，人们的思想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的人容易接受先进的理念和新鲜事物，其知识创新的能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思想解放，创新观念，随之新的改革方案就能不断地涌现出来。相比之下，在内陆地区，很多人思想中的条条框框很多，不愿接受已出现的新事物，于是阻碍了知识的创新，影响了发展。

开放能吸引全球人才参与崛起大业。全球化时代，崛起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世界级人才来本国工作。崛起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而所有领域的战略竞争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于是人才的水平及多寡就成为影响崛起成败的重要因素。当崛起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优秀人才，崛起国的创新能力必然位居世界之首，崛起也就有了成功的保障。开放不仅能使人们意识到人才对于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为引进世界级人才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国家在奥运比赛中聘用外援，可说明这一道理。华人占世界人口的20％，如果我们将引进人才的视野扩展至全世界而不限于华人，就意味我国可利用的人才资源将成倍增长。

开放的压力为崛起提供改革动力

开放的压力是促进改革的动力。开放必然带来竞争的压力，然而竞争压力恰巧可以增强崛起国的改革决心。国际社会是一个实力决定等级的体系,崛起是个相对实力地位变化的过程，因此进行实力竞争成为崛起国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崛起国是实力上升快的国家,当外部竞争压力小的时候，崛起国会满足于本国的实力增长速度，而失去改革的动力。相反，当外部竞争压力增大时，崛起国就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提高竞争力。例如，美国对中兴集团的芯片供应进行制裁，这一压力增强了我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决心，于是，政府对于鼓励科技创新，企业对于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就有了新动力。封闭的方法当然可以减少外部压力，但这种方法会降低改革动力，从而导致国家竞争能力上升速度的下降。明朝前期采取开放政策，国家竞争力提高速度很快,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能力。实行禁海政策后，海外威胁没有了，中国航海能力也随之消亡。

开放的压力可转化为淘汰落后事物的手段。改革的含义是指将落后的事物改造成为先进的事物，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代表落后事物的利益集团必然极力阻止改革。这就是为何任何国家进行改革都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阻力的原因。借助对外开放形成的压力是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即所谓以外促内。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产生了强大外部压力，对淘汰落后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使我国高校面临世界先进大学的压力，高等学校不但吸引不来优秀的老师，甚至许多在校的优秀老师纷纷离职。在这种压力下，我国政府制定了“985”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实施改变了高校吸引不到优秀老师的被动状况，为我国建设世界级大学提供了基础。

开放的风险可用于检验改革的成效。进行改革如同在大海航行，开放的风险如同大海里的风浪，能在风浪中航行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在开放的条件下，改革成败取决于改革方案是否能应对危险四伏的国际社会。我国以往四十年的经验是，越是开放的领域，其竞争能力增强得越快；越是受保护的领域，其竞争能力越难提升。以经济领域为例，我国的贸易行业比金融行业开放，因此现在贸易竞争力强于金融竞争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人民币却未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甚至都不是最主要贸易结算货币。长期受政策保护的企业至今培养不出国际竞争力，而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企，在无保护的条件下练就了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能力。在自然环境下，野生动植物的竞争能力强于家养动植物，这是自然规律。面对开放的风险，人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防范“假大空”式的倒退。

开放促使崛起战略符合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使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合为一体，不开放就无法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冷战后的全球化与历史上早期的全球化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重叠性加大。我国领导人在2006年做的“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合为一体”的重要战略判断，被其后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是符合时代特点的。历史上，国家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曾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冷战后的“国民待遇”原则使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得不用统一的政策来管理本国和外国的企业。信息全球化使得国内宣传能迅速引起国际关注，同时对外宣传也能立即引起国内反响。基于对内外大局合为一体的清醒认识，21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将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升级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我国海外利益得到快速拓展。反之，在全球化时代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则会阻碍崛起国在全球范围拓展本国利益。例如，对本币交易和外币交易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必然导致本币的国际信誉不高，从而增加了通过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难度，向全球拓展金融影响力也随之变得困难。

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不开放则无法利用这一趋势。脆弱性是指经济依存关系使一方因另一方经济政策变化而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程度。冷战后的全球化降低了外国企业进入他国市场和获取他国产品的困难，受他国政策影响的企业可较容易在第三国找到替代市场或产品，从而避免灾难性结果。这就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崛起国在国际上拓展利益的速度和规模超过普通国家，因此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越低，崛起国海外利益的安全保障程度就越高。在现今主权平等的体系里，崛起国对外开放得越多,所获得的进入他国的机会也就越大，于是寻找替代市场和产品的条件就越好,因此海外利益的保障也就越高。此外，在对等开放的条件下，崛起国因海外利益大于其他国家，其相对收益也大于他国。同理，在对等封闭的条件下，崛起国损失的机会和利益则大于其他国家。不开放，崛起国就无法利用全球化相互依存脆弱性低的优势。

在今后国际格局两极化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扩大开放应对崛起困境，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国关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作者简介：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