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基金报

樊纲介绍，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论坛秘书处出版了《50人的20年》一书，该书由50人论坛成员共同投稿完成，回顾了20年来的小故事。此外，还把一些珍贵的照片集合成册，出版了《一晃20年》图片集。第三，秘书处邀请清华大学美院的老师做了刻着论坛成员名字的雕塑。

樊纲还介绍到，新浪网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制作了“亲历改革——50人的20年”纪念改革开放视频节目，共采访了18位论坛成员。此外，鉴于企业家给予50人论坛的大量帮助和贡献。新浪网也对五位企业家进行了采访并制作视频节目。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50人论坛要做百年老店，也要不断地发展。其透露，50人论坛将进入第三次换届，“这次要换十位，都是在50岁左右以下的年轻人，只有年轻化了才能不断地发展”。

以下是部分嘉宾的发言。

吴敬琏谈改革开放40年教训：

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吴敬琏：非常高兴迎来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认真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什么是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教训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党组成员楼继伟

要关注供给侧改革，不要老惦记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解决问题。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这一提法。

不过，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进行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出现“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情况，因此，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认为，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楼继伟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会引发高风险

在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目前，在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

他认为，这些乱象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安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楼继伟认为。

在土地方面，楼继伟建议要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有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两个条件）”，楼继伟说。

杨伟民建议：

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会，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杨伟民看来，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吴晓灵:改革进入利益优化配置期 用法律调整各方利益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出席并发言。

她表示当前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以下为实录：

吴晓灵：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李扬：经济下行 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国务院智囊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

马建堂称，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极大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马建堂直言，“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马建堂分析称，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马建堂指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出席并发言。

郑新立强调，应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要想打赢贸易战，那么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郑新立认为，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

在其看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国M2增速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还会继续下降。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上市公司中，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正在孕育之中。

（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