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也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让中国外贸出口领域颇感压力,人民币汇率也面临贬值的非理性趋势预期；这种外贸困局导致的经济系统性隐患，在某种程度上反衬出五年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见之明—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跨境产能合作，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形成更广泛的跨国竞争力，最终不惧怕任何国家的贸易威胁和金融霸权。

为了更好服务跨境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研究小组发布《“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以下简称《概览》），在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16）》与相关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官方网站资料的基础上，从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个人外汇管理、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情况进行了编译和梳理。本文试图通过对人民币国际化脉络的梳理，分析《概览》对中国企业理解国际金融规则、完善“走出去”的风险控制，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终到储备货币的“三部曲”进程的制度建设。

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人民币巩固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离不开“一带一路”。历史反复证明，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润滑剂，有效提升了全球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近期，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潮”，虽然只是源于美国的自身利益，但是由于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的垄断地位，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更加重视“一带一路”愿景带来的经济繁荣。未来，越来越重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需求，越来越重视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全球福利。

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巩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并带动更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建设。今年以来，随着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央行）批准贸易商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根据《南方日报》记者报道统计，已有包括哈萨克斯坦、伊朗、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在内的28个国家和地区可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加上中国与英国、瑞士、巴西、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结算”的国际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客观地说，比起人民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在全球结算体系内的比重往往更低，汇率波动往往更大。在现实的贸易体系中，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贸易结算中将当地货币折算成美元，然后再按照国内的汇率将美元结汇成人民币。这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不仅使得企业面临双重汇率风险，也使中国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服务增加了难度，这与货币基金组织降低全球金融风险的目标也产生了冲突。

中国企业海外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根本保障，也是避免人民币汇率非理性贬值的保障。从人民币兑美元的合理汇率水平角度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元信用下滑、含金量下降，倡导“美国优先”的单边政策，中国不能再盲目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搭便车”便利化贸易。这也使得“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虽然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和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但这种优势的时间窗口是有限的，如果完全依赖美元进行贸易结算，没有建立人民币自身的定价和结算体系，则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资产泡沫的进一步积累，可能很快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就不再存在—单一使用美元的结果，相当于用中国制造的含金量为美元做了背书。

为此，刚刚公布的《概览》，恰恰是中国在外汇管理领域的进步，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梳理，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的外汇操作合成技术指南，为参与“一带一路”贸易活动的银行、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更丰富的参考信息，推动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一带一路”更好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以金融为工具，在新一轮全球治理结构调整中，中国应该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地位，在全球贸易规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国际经济协调能力、贸易政策的自由度及国内经济规则的完善程度方面，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间还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可以通过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改革，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层面，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推进适合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规则体系，构建全球化贸易规则的新版本。

金融创新

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需要“一带一路”金融创新。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更高层次或者说更大目标，是在跨境产能合作的投资中，成为国际投资货币，在全球资本定价中有重要地位。《概览》通过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资本流动和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便利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股债结合”的中长期融资服务，弥补了亚投行在产能合作领域的服务空白，为对外开放升级的中国金融提供了更加详实的指南。

以基础设施建设输出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初期合作，旨在为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架桥修路”，进而提升所在国家的民生福利，为产能合作的深入推进打下基础。相对应的，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形式，则以区域开发性金融组织为主要形式，这就是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上，中国总体上是资本输出国家，对外投资周期长，资本安全性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较大。

“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不能单纯依靠国有企业和国家外汇储备，民营资本也应成为新的生力军，需要包括股市在内的金融领域综合服务，需要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市场地位。以往全球化的实践证明，跨国产能合作是围绕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全球优化配置，直接融资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多货币金融服务，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国外汇领域跨境资本流动所面临的新课题，值得中国的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组织细细梳理脉络。

从经济学角度，中国依然是高储蓄率国家，国内每轮经济周期都蠢蠢欲动的房地产价格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两年中央调控房地产价格泡沫，每年的储蓄盈余亦或变成贸易顺差累积外汇储备，亦或以跨国资本输出的形式对外进行投资。处于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这两种跨境资本流动都存在，一方面“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依然，并带来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前所未有地对外进行资本投资，在世界范围进行产业布局，“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基础就在于此。

因此，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少不了现代金融服务保驾护航，少不了对中国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监管方面的了解，力求更多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服务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全球股市都应该为中国企业服务，全球股市都应该接纳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人民币逐步被资本市场所接受的过程，就是中国企业出海寻找技术和资金的过程—中国经济主动进行生产要素的更广阔领域配置，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成功的保障。

当然，中国企业习惯于国内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而对海外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投资需要主动估值，需要以投资银行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服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通过改革使得国际金融脱虚入实，将《概览》详实罗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资本规则用足，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中的使用。

培育中国的国际金融品牌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指望依靠国外金融机构，可从边贸银行创新入手，立足培育属于中国的国际金融品牌。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本质的跃升，有些财经学者一遇到美国发起贸易战，就慌了阵脚，妄自菲薄，甚至诟病“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悲观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懦弱且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也要避免单纯依靠国有金融机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思维，让更加符合市场原则的混合所有制金融机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会对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冲击。《概览》的编制印发，只是从规则知识上进行了梳理，具体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还要依靠市场中的多样化经营主体。作为中国系统性金融核心的国有大商业银行，汇率和经营风险偏好极低，“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业务往往眼高手低，经营惯性上更愿意与欧美传统大银行做交易，这显然不符合“一带一路”的格局利益。

因此，不妨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结算和金融投资入手，以周边国家人民币接受度高的切入点，利用民营资本对国际金融的积极性，组建新型的混合所有制“边贸银行”来帮助企业完成跨境融资租赁和保理等业务，培育中国金融“软实力”。将那些大银行嫌小、不愿做的贸易和投资业务，由边贸银行配合区域的外汇结算中心解决。

为了更好服务小而细碎的跨境金融，不妨在新疆、东三省以及云贵区域，设立辐射中亚、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的下沉的外汇交易结算机构，践行《概览》中罗列的周边各国的金融和外汇监管细则。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要务实，如果连周边国家的货币体系都不认可人民币，我们又如何奢望欧美货币这样的“有色眼镜”去接受？为此，提高金融软实力下沉自己的外汇清算体系和能够进行换汇、跨境融资租赁以及仓单质押等保理业务的边贸银行，并开发相应的风险对冲衍生品势在必行。

我们也建议央行对跨境金融服务的积极参与，并担当汇率风险最后买单人的角色。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从基础设施向产能合作过渡的关键期，央行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外汇储备，不是为汇兑损失埋单，而是要通过货币互换等金融工具，主动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分散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汇率风险，建立起实体、商业银行、央行构成的汇率风险分散金字塔结构，以此鼓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中来，加强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以脱虚入实的方式助力“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转自：人民画报社《丝路瞭望》杂志）

作者简介：

许维鸿，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安邦智库全球研究合伙人（GRP），盘古智库首席金融市场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特约财经评论员。

《中国证券报》、《财经》杂志、《环球时报》等媒体专栏财经作家；新疆、宁夏、四川、贵州等多个地方政府、国资委、航天科技集团等战略与投资顾问。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商学院（ESC Grenoble） ，曾工作于英国路透集团（Reuters），法国财政部投资局（CDC IXIS），西南证券（SWSC）等；研究领域：国际宏观经济、“一带一路”与陆权金融、地方政府混合所有制（PPP）改革、伊斯兰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