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理论界一直欠缺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来整理、分类和分析中非之间五彩缤纷的合作项目,也给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府官员留下了“想象”空间,“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等各种不实传言甚嚣尘上。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造血金融”这一全新的概念体系来指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开发性金融支持。
作者:程诚
来源:贸易金融公众号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理论界一直欠缺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来整理、分类和分析中非之间五彩缤纷的合作项目,也给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府官员留下了“想象”空间,“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等各种不实传言甚嚣尘上。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造血金融”这一全新的概念体系来指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开发性金融支持。
“造血金融”一词实际上借鉴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故事,即力求发挥金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作用,通过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项目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合作模式来促进合作伙伴国的经济表现,是对于“输血”性质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在理念与实践上的超越,其效果不仅限于非洲,更有希望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脱贫与增长提供新的思路与工具。
一、中非合作走过四个阶段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新中国早期的对非援助实践,以无偿援助为主。
(2)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中非合作以收缩调整与深化改革为主,开始尝试在对外援助中实践互利共赢的新模式,推动企业主体利用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在非洲实现国际化运营的第一步。
(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援助体制机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建立,“造血金融”雏形初现。进入新世纪以后,中非合作论坛又成为中非平等合作的首要平台和驱动力量。
(4)2013年开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非合作焕发了新的活力,中非进入了发展合作的新时代。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能合作,“造血金融”模式都为中非合作共赢、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经过半个世纪的尝试、挫折、调整和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对非发展合作模式,即利用金融手段,协调各类资源,在不过多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并且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中国的特长来促进非洲的发展,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总方针。对中方来说,维护和推进这一合作模式的主要工具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开发金融,也就是“造血金融”。
二、“造血金融”聚焦三大形式
我们从传统的ODA概念中提取出三个核心要素来重新定义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发展类资金,它们分别是官方性、发展性和优惠性,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中国资金流才可以被认定是“造血金融”。
(1)官方性:资金来自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政策性银行;
(2)发展性:资金用途应当是发展性项目,旨在提高对象国国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福祉和经济增长;
(3)优惠性:对于贷款类资金,接受国偿还总额应该低于中国提供资金的总成本,即资金包含一定的“赠与成分”。这是一种由中国提供的、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具备较高优惠成分的高度依赖各种金融信贷工具的“南南”发展合作模式。
“造血金融”与ODA的差异主要在于两点:首先,“造血金融”除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以外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其次,其资金实现优惠性的方式更为灵活:不是僵化的要求“赠与成分”,而是坚持在衡量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如果该笔资金的融资成本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成本,并且可以实现自我维系,即可以被认定具备优惠性。目前,“造血金融”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资金形式: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优惠性质贷款(包含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股权投资类开发金融。
1.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
针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地区,对外援助一直是中国对非洲“造血金融”工作的重要一环,其中就包括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使用对外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和坦赞铁路这样的重大民生和经济工程。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和民生上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的ODA概念。总体来说,中国不认同本质上反映了单向依赖和从属性关系的发展援助理念,始终站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边;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都是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框架下进行的,与“南北合作”框架下的ODA是并行不悖和彼此补充的关系。
2.优惠性质贷款
从“造血金融”的资金组成上来看,纯粹援助所占的比例较小,大多数都是以贷款形式发放的。由政策性银行在资本市场融资本金,而财政仅为这些贷款提供利息差额的补贴。优惠性质贷款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是最为非洲国家欢迎的合作领域。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也是西方ODA长期忽视的领域。近年来,一系列中非基建合作成功的案例的出现,促使西方传统援助国也重新开始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
中非合作模式被国际上称为“资源换基建”模式:在中非合作双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下,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而框架内即包含了中国提出的资金方案,也包含着非方建议的基础设施项目清单。这种模式因此被称为“一揽子”合作模式。该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实际上并不发生跨境的资金交易,而是合作双方彼此间自然资源和基建服务的互换,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执行的“以货易货”贸易。“一揽子”模式让非洲国家可利用本国资源换取优惠贷款,同时推进中国建工产业与非洲本地基建需求的结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合作模式被西方诟病为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但实际上使用石油等大宗商品作为担保,本就是国际上对于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所要求的常见贷款条件。
“一揽子”模式因为最早在中国-安哥拉合作中使用,因此也被称为“安哥拉模式”。2002年,早已深陷外债泥潭多年的安哥拉政府无力负担战后重建设施所需的数百亿美元资金,只能转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附加的政治条件使得安哥拉难以接受。安方只得同时转向国际私人金融市场,借款不仅成本高昂,且都以安方石油出口作为担保。在此情况下,“造血金融”进入了安哥拉。在2003年两国政府签署框架协议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4年起向安方提供了第一笔20亿美元的贷款,全部用于其国内基础建设。贷款偿还以安哥拉出产的石油来支付。得益于中国的金融“造血”支持,安哥拉发展十分迅速,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安哥拉大力发展石油出口工业也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目前,安哥拉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3.股权投资类开发金融
除去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忽视以外,ODA另一个广为诟病的缺点就是对非洲生产性领域投资的缺失。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基建领域提供的大量优惠性质贷款不同,国家开发银行的经营特色在于积极为非洲生产性领域提供各种金融支持,通过官方资金的投入来引导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尤其是非洲制造业和农业,此类代表性业务是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2007年,通过股权注资来为中非企业建厂和扩展业务分担风险,投资之后不介入项目的运营管理,目前总规模已达100亿美元。截至2018年7月,该基金已决定对分布在36个非洲国家的92个项目投资,投资金额超过46亿美元。与中非发展基金不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项目关注的是中小型企业。它通过非洲当地合作银行发布2万美元以上的单个项目转贷贷款,或者100万美元以上的直接贷款,获得贷款的项目多为非洲出口加工和农业加工领域内的初创中小企业。
西非国家加纳是中国在非洲的传统友好国家,也是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明星。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原有电力设施的老化,电力供应逐渐成为限制加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最严重瓶颈。中国深圳能源集团在了解加纳的电力建设需求后,决定投资安所固电站项目一期,总资金需求为2亿美元。其使用自有资产投资了6000万美元,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了1亿美元项目融资贷款(出口信贷),又争取了中非发展基金4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该电站于2010年10月实现了机组试运行,并于2011年1月正式并网发电运行,极大缓解了加纳的电力紧张局面,得到了加纳政府的多次嘉奖。
三、“造血金融”促进中非互利
“造血金融”对于非洲伙伴国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增长以及产能合作深化三个方面。
首先,“造血金融”能够帮助非洲实现全洲性的基础设施改善,极大地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为大规模私人投资提供了基本条件。研究显示,在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中国一国就为非洲基础设施的改善提供了超过八分之一的资金,并为非洲修建了超过5000公里的铁路与公路。除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大型企业的跨行业运营能力也给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助益。
其次,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中国对于矿产品的需求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脱离西方垄断势力而实现独立自主的契机。最后,对于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产能将是工业化的重大利好。中国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始终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因此中非之间的产能合作成为未来中非发展合作的重中之重,将有利于非洲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国民经济。
立足于南南合作,主张“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造血金融”不仅支持非洲合作伙伴的发展,也同样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作为中非发展合作的新模式,“造血金融”分享了双方发展机会,促进了中非经济互利。中国人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无论如何,适合非洲的发展路径永远需要非洲人民依据自身的经验和非洲的实际去自己探索。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造血金融”将会帮助非洲,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造血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此文观点源自其新著《“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程诚博士八年中深度调研了近十个非洲国家,上百个中非合作项目,在非洲的足迹达数十万公里,在长期理论和实际研究基础上形成本书。本书得到林毅夫、李小云、王燕等经济学家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