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美国正式打响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7月7日，美方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两个不寻常的举动，成了全世界的新闻热点。它们之间是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全世界都在问。

7月10日，美国宣布了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增加关税的清单。这个清单将有两个月的评论时期。

这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结局，同时又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起点。

我们不必回溯得太远，就从2017年底开始。

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就明确指出：管理世界问题的主题就是大国竞争，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大国竞争关系是全方位的，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

201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安全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不久前正式宣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仪式在珍珠港举行。在这个仪式上美国国防部长表示：是他主导了此次改名，其主要目的是承认“所有国家对该地区都至关重要，维护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的海洋稳定”。马蒂斯称，为了适应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长的连通性，美军正式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美防长同时解释称，改名并不意味着“好斗”，但确实表明了美国的承诺，即所有国家无论规模大小，都不受任何国家掠夺性经济或威胁的约束。

《国防安全报告》提到了经济功能。军事调整和经济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战略理应完整和统一。

美国的军事调整是多方面的。

其经济战略调整也是多方面的。主线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经济的性质和中美经济关系的性质。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个讲话里面提到了“经济掠夺”。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最近的一次媒体访谈中也指出"中国的经济掠夺",美国国务卿也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一个“笑话”。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掠夺了美国。

这是一场持久战。经济关系的波动性和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将是新常态。一次性的让步不可能解决战略问题；相反，没有原则的大规模让步反而会招致更加严重的后续挑战。中国需要坚持底线，边打边谈，以静制动，避免急躁冒进、急功近利。

对新的中美关系，刚刚卸任的前任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哈里斯上将讲得直截了当：“大国竞争回来了，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拐点”。

注意，哈里斯说的是“大国竞争”而不是“大国对抗”。

这种战略差别，是基于对中国的实力和中国国家意志的认知。对此，我们要仔细拿捏把握。这是斗而不破的基础。

在贸易战里面，我们不怕打，敢打，狠打，边打边谈，打持久战。

在其他领域，中国要敢于竞争，但又不主动出击。中国越强大，越守住底线和核心利益，就越能提高别人搞对抗的预期边际成本。预期边际成本越高，预期边际收益就越低，严重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小。用白话讲就是，在认知到对抗会带来负面国家利益的时候，极少有人会主动选择战略对抗。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进退失据，经济大幅度遭遇困难，社会政治出现动荡，对抗的预期边际效益就会大大增加，对抗性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大国竞争时代，不敢竞争、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四面出击、主动刺激、不顾中国目前的实力，也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要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考量贸易战。

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我们处于历史的拐点。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无法用线性的方法，把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轨迹直线延伸向未来。未来不再是过去几十年的线性展开。这是链接过去和未来的节点。它既联系着过去和未来，又切开了过去和未来。对未来，我们需要非线性思维，即创新的思维。我们熟悉的某些东西可能会变得无用。

这场贸易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完全预知所有的细节。

但是，从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极限清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光明的。即中国从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出发，守住了底线，捍卫了我们的发展权利，顺利实现新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在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另一种可能是不光明的。即中国没有守住制度底线，失去了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历史机会，失去了经济安全，陷入漫长的低增长轨道，财富遭受大规模洗劫，国内市场被世界性过剩过度冲击，国内产业受到世界过剩产业过度冲击，出现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严重困难，最后跌入漫长的中等收入陷阱。

那不仅是民族的苦难，更是千百万普通人的困难。

对中国而言，贸易战的实质，就是在两种可能之间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就是要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在长远的发展前景和短期的贸易得失之间做出取舍和权衡。我们是选择舍弃长远的发展权利而寻求短期的贸易稳定，还是为了长期的发展权利而不惜承受必要的贸易成本？毛主席讲：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牺牲发展利益而寻求短期贸易稳定，那是饮鸩止渴。因为，当别人发现贸易战争可以成为有效阻止中国崛起的手段的时候，别人就可以反复使用，那将是没完没了的纷争和没完没了的退让。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人们回顾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将会如何评论呢？ 

这场贸易战是我们这个时代书写自己历史的机会。历史必将公正地记载我们所有的行为。

有人是不同意从大国竞争的现实来考量贸易战的。他们认为，美国的贸易战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开放，他们要感谢美国。

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万多美元，中国不到1万美元。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还有一长段路要赶。更关键的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在发达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处于我们相似的时期，他们早就迈入了高收入社会。所以，我们的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同老龄化赛跑。严重的老龄化将带来人均GDP增长的骤然放慢。如果我们不能在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以前迈入高收入阶段，我们将自然落入永久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三个战略目标。否则，仅人口老龄化一项，就会刺破中华民族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梦想。

如何实现人均GDP的高速增长呢？必须坚持几点。

第一，坚持我们的制度。

班农对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有深刻研究的。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必然打败美国那种资本主义。所以，美国把目标对准我们的经济制度，要我们抄袭美国的经济制度。

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在《制度与繁荣》中，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我们发现美国从1980年到2017年，年均经济增长只有2%多一点。对高收入社会，2%多点的经济增长就足够了，如果分配做得好，国民就可以永远享有每年2%多点的生活改善。但是，对中国这样面临老龄化困扰的中等收入国家却是一个灾难。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基本经济制度，抄袭美国“现代经济制度”，如果人民币是世界货币，如果上海的金融街是华尔街，如果中国处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顶部，如果中国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美国过去30年出现的两次大规模危机，总之，假如中国拥有一切我们目前尚未有的有利条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只有2.84%。这是什么意思？即，中国建成“现代经济制度”之时，就是中国落入漫长低增长之时，就是中国永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时。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是经济制度之争。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牺牲我们的经济制度。

第二，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这是在不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前提下，提高人均GDP的唯一手段。美国要打击我们的2025战略产业。我们在《制度与繁荣》中，深入分析了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府是如何推动技术和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指出，政府必须是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推手，这是美国自己的成功经验。现在美国却要中国砍断这只有效的手。

不只是美国，我们在《大国兴衰》中指出，在大英帝国的崛起的过程中，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笔者对美国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政策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收集。在立国的200多年里面，美国从来没有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要打击我们的2025战略和产业政策，我们的产业政策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背书吗？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牺牲我们的2025战略产业和相关政策。

第三，坚持避免过度的金融开放。

笔者在《制度与繁荣》等几本书中皆提出了一个看法，即，全球财富的分配由两个层次构成，一个是国内的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另一个是全球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

导致财富在国家之间分配的手段，除开战争掠夺以外，主要有两个：技术和金融。

以技术为例，有人估计一部苹果手机的成本大约237.45美元，其中中国只占了8.46美元多，即总成本的3.6%。

我们在《制度与繁荣》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金融历来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是国际财富大分配的手段。如果中国实施过度的金融开放，有可能导致国民财富被大规模的洗劫。基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金融并不是越开放越好。过去一段时间，谁的金融最开放？不是美国，而是那些堕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要求我们过度开放金融。避免过度金融开放的战略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背书吗？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冒财富被洗劫的巨大风险。

第四，坚持经济常识，认真管理基本的总需求=总供给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越开放越好，而且把“开放”等同于市场开放和产业开放。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定了几条底线。他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了贫富悬殊，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实力的提高等等。

“越开放越好”不符合基本的经济原则。

这种说法忽视了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我们在《中国你要警惕》中用数据指出，我们处于一个全面过剩的世界体系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也是“新常态”背后的真正原因，也是西方中下层民众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能只关注“新常态”这个现象，而忽视它的原因。在全面过剩的世界体系里面，哪里的经济最开放，过剩就在哪里流行。

我们知道经济里面有一个总供给必须基本等于总需求的原则，如果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就出现过剩，严重的过剩就可能带来衰退；任何长期的总量过剩，就可能导致漫长的经济停滞。

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过度的市场开放，大范围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大范围大幅度地取消产业进入的限制，就可能导致世界过剩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在国内生产和增长速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带来市场总供给的大幅度增长，会导致总供给的严重过剩，会给国内相关的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国内生产的萎缩，导致GDP增长的放慢，甚至衰退。

也许有人说，我们可以刺激国内总需求的增长，使它达到一定程度，远远高于国内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既可以吸纳大量的进口，又不影响国内的实体经济。首先，消费习惯的改变不是短期的。其次，一般来讲，总需求的增长不可能长期快于国内总供给的增长，因为总需求来源于总供给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工资、利息、利润等等，除非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赤字政策，或者大规模削减投资，或者动用过去的储蓄。用政府赤字、削减投资、和动用过去的储蓄来支撑大规模的进口和消费，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验过，都失败了。

我们和美国处于贸易战状态下，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面临严重萎缩的可能，即我们已经面临供给严重过剩的可能。一般的思维是如何减少进口以冲抵出口的减少，维持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而不是如何引入大量进口，导致更大的过剩。在这时候扩大进口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我们需要回归基本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原则。否则，我们的实体经济在出口萎缩、进口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将面临严重的打击，出现就业萎缩，失业上升，企业亏损和倒闭，坏账上升，经济衰退，进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变成了世界过剩的吸纳地，那么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洗牌，将以中国的经济衰退为终点。

世界历史上谁的经济最开放？不是大英帝国，不是美国，不是德国，是殖民地经济体。

在大国竞争时代，“越开放越好”很不符合经济安全的原则。

在大国竞争时代，中国需要更加认真地考虑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在贸易战中我们推出了全面的金融开放和制造业的22条。

金融和产业开放不能只是就经济而经济，要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必须是中国开放的底线。

这其实是美国的立场。贸易纠纷中美国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而是国家安全。

特朗普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如果能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就能彻底解除任何可能的来自中国的安全问题。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就是国家安全。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中，可见这场贸易纠纷已经被定义在国家安全的框架内。

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就反复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就业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军事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军事安全。这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商务部长的观点！大家看看美国那个代表团，许多成员都有安全背景。美国国务卿的背景就有安全背景，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也非常关切国家安全。总之，美方是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来布局这场贸易纠纷的。在这个战略层次上，相信中国也是如此。

经济安全的定义非常广。首先就是整体经济的独立，经济体系的独立。毛主席是这样论述的，汉密尔顿也是这样讲的。其次，经济安全还包括对高端产业和技术的控制。毛泽东毕其一生都要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攀登产业和科技高峰。在美国立国之初，汉密尔顿认为，经济安全就是要有独立的制造业，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有独立的高科技和高端产业。此外，美国根据自己的安全要求，对经济安全做出了自己的定义，它认为经济安全包括就业、金融、能源、钢材、粮食和汽车产业等等。以能源安全为例，为什么在美国依靠进口能源的时代，它还要在中东投入巨大的资源和力量？保证能源安全。最后，经济安全还包括市场安全。把经济的起飞建立在自己无法管控的市场上，那本身就是不安全的。

关于经济安全同国家安全的关系，笔者的研究在《大国兴衰》中有深入阐述。

第一，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中外伟大战略家的共同看法。

毛主席反复而且一直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强调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习主席反复强调"国之重器"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批评“造不如买”的思路。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而且是联邦党人的领军人物，他在美国立国之初就指出，独立于英国的经济独立和技术独立是美国政治独立的基础。美国在200多年的发展中，虽然没有提出“独立自主”几个字，但其实是坚持独立自主的。

第二，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共识。

WTO总章的21则（ARTICLE XXI)就是安全豁免条款。当贸易危害了国家安全的时候，当事国可依据豁免市场原则为了国家安全而采取非市场行动。可见经济安全地位处于市场原则之上，已经是全球共识。市场原则必须服从经济安全，而不是经济安全服从市场原则。这就是WTO总章的21则的精神实质。我们对世贸条约有广泛的接轨，我们相信，同安全豁免条款的制度接轨也将是必然的。

第三，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美国民间的广泛看法。

美国兰德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增加国际经济安全就是增进美国的经济安全，就是增进美国本身的安全，经济手段可以是非军事的国家防务手段。华尔街日报曾经刊文指出，经济增长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经济问题是美国选民关切的两个主要问题。布鲁金斯2008年7月看出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要把全球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之内。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安全问题。在2016年，前CIA代理主任Michael Morell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家经济的健康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

第四，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都不能独立自主，还有什么国家利益，国家的独立？

第五，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美国的成功经验。

以美国为例。独立之初，美国是农业国和工业国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当时的全球价值链是：美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英国控制机器制造业和现代工业。如果美国要把这个全球价值链最大化，那么就必须走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即美国在战略上选择为英国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英国控制先进的工业和技术。美国内部对发展战略是有激烈争论的。

美国是走了一段时间的比较优势道路的。但是，到了1812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美国精英发现，那个比较优势战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从而走上了自主发展道路。但是，自主发展最初那20—30年是非常艰辛的。一起从零开始，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市场，没有资本，还有利益集团的极端反对和对抗。但是，美国精英没有因为最初的艰辛而改变初衷。他们坚决放弃了比较优势的道路，坚持自主发展200多年，这才有了现在的美国。

所以，美国是从国家安全考虑，放弃了比较优势战略，放弃了全球价值链最大化的战略，突破了比较优势，突破了现存全球价值链，实现了产业的全面升值和创新，把制造业和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美国走了200多年的比较优势发展道路，如果美国因为自主发展最初几十年的艰辛而放弃，美国肯定不是现在的美国，美国的发展随时可以被大英帝国打断。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不考虑经济安全的。   

第六，中兴事件把我们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隐患完全暴露了出来。

不止中兴才面临这种风险。就以粮食为例吧，如果从安全考虑出发，我们就绝对不会把14亿人的饭碗放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手里，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的崛起寄托于战略对手的善意上。假如饭碗端在别人手中，一个制裁，中国就会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了。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自己可控的基础上，任何不可控的因素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14亿人的生存，是不应当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哪个百姓想把自己三餐的口粮放在不确定上？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天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怎么办？不解决这个问题，失去领土，可能有太大的难以承受的政治成本，也无法向历史交代。看看近代历史上那些丢失国土的命运就知道了。如果大陆选择军事手段，非常高的概率就是美国必然要出手。如果中美交手，美国可能会制裁中国，停止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也可以关闭中国的进口市场，可以停止农业品的对华出口，冻结中国几万亿的外储储备，冻结中国在美国的黄金储备，等等。美国从来都是把国家安全放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美国的经济战略非常明确，即使所有国际贸易都没有了，美国依然能够站立不倒。这也是美国经济的现实。没有国际贸易，它会出现巨大困难，但是不会倒下。美国是比较开放的经济，但是，美国把自己定义为“封闭经济”（CLOSE ECONOMY）。他们是以此自豪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如果以短期的经济利益牺牲长远的国家安全，在战略竞争的框架下，那是很难面对历史的。

吃一堑，长一智。中兴事件及其这场中美贸易纠纷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反思机会，思考收入增加和经济安全的关系，思考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制定以经济安全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相反，坚决不走以牺牲经济安全来谋求发展的道路。

我们要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思考金融开放和产业22条。

在大国竞争时代，经济安全是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最大的政治。

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寻求贸易协定的基本底线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否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是否有利于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不是，达成的协定就不符合中国利益。

国内有一种思维，把责任加在中国的身上，认为中国行为失当导致了贸易战。这不是正常的逻辑。贸易战不是中国发起的，也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只不过是拒绝了不合理的极限要求，捍卫了中国的利益和发展权利。如果这也要受到责备的话，那每一个捍卫民族利益的人都要受到责备。

贸易战的爆发，只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没有拿国家利益做交换。作为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点赞。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