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价值世界

（一）美国凭什么与中国发起冷战？

2018年6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

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

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

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

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

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

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

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

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

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

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

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

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

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

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

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二） 美欧若形成“贸易统一战线”，

中国如何应对？

2018年7月

华盛顿时间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特朗普会谈后，欧盟官网发布了美欧联合声明。声明称，美国与欧盟之间将启动“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

特朗普则连续发推，表示“这是自由与公平贸易的伟大一天”，“美国与欧盟关系重回正轨”。同时，“欧盟会立即购买美国的大豆，并大量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LNG）”。

尽管此前美欧之间一度因钢铝、汽车关税问题关系紧张，但这种和缓的态势还是值得注意。尤其是特朗普口中“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经贸关系——它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一体化吗？或者是TTIP、TPP的新变种？在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一新闻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记者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请他为我们带来解读。

1. 记者：特朗普为什么要跟欧盟达成这种“贸易统一战线”？看上去即使此前因为关税一度紧张，美国和欧盟“盟友+兄弟”的关系还是比较牢靠的。

郑永年：西方还是西方。美国欧洲是“West”，其他的就是他们眼中的“the Rest”。可以说，美欧之间的矛盾，类似于它们的“西方内部矛盾”；“中国可以跟欧洲结盟”是异想天开。

在此前的贸易体制下，的确是美国的市场更加开放，欧洲更依赖于美国，而不是相反。它们的工业水平、技术能力差不多，比较优势也类似。但是美国的优势更突出：大市场、技术领先、有创新、有美元，欧洲离不开美国。所以这次欧洲有妥协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特朗普之前用关税“惩罚”它们，欧洲也不会脱离美国市场。

特朗普的一系列动作到底想要什么？注意他的用词：“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他不是不要“自由贸易”，而是要加上“公平”。他觉得此前的贸易体制导致了不公平。奥巴马时期想搞TTIP，一直没弄下来；但是特朗普没多久就搞定了。他是个行动派。

特朗普的策略是什么？“美国优先”就是他的策略。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美国凭借上述的四大优势，在这个世界体系成为老大。对美国来说，我缺了谁都没问题，但你缺不了我，无论是市场、技术还是美元。所以特朗普的观点很明确，也给了他到处挥舞贸易大棒的底气。对欧洲、对日本、对中国，都是一模一样的策略。

换言之，在特朗普看来，缺了你，我只是暂时丢掉这个市场；但是你们找不到自己相对美国的绝对比较优势。即使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也可以找到替代方案。

2. 记者：2016年2月，TPP协议签订时，奥巴马说：“TPP将使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更具优势，让美国而非中国书写21世纪规则。”现在看，虽然特朗普退出了TPP，对WTO也不太感冒，但似乎也希望重新书写国际秩序。美欧之间会否形成一个门槛更高、要求更严的自贸体系？

郑永年：特朗普比奥巴马强。奥巴马说得明白，“不让中国书写规则”，太过意识形态化了。写规则然后要求中国服从，还是隔了一层。生意人特朗普则看得非常清楚：这些规则的讨论都没用，还是靠实力。他的策略有效得多，就是利益推动。你如果想要美国的利益，就要服从我。他还是美国的里根派、现实主义派，要用利益推动规则。

如果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来做不完全类比的话，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带有等级的市场体系：美国是中心老大，盟友是一圈，日本一圈，中俄在外圈。跟朝贡体系不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朝贡是“恩惠”性质的，你给我五块钱我给你十块钱；特朗普就是优先，你要给我钱，“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要小看特朗普做的事情。或许美国还会对小国施行强权政治，但他不相信强权政治可以征服中俄这样的大国。他不相信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朝鲜跟加拿大也可以没有区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竞争。如果特朗普成功了，如果他还能连任，国际秩序改写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美国国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强权的派别依然强大，但现阶段特朗普做的，也符合这些派别的根本利益。

3. 记者：华尔街日报、NBC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了88%，选民中支持率也是45%的高位。此前包括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在内的智库也说，现在碰到的美国精英、跨国企业，也很少像此前一样愿意为中国说话、为中国游说了。这种政治局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支撑了他的民意支持（记者注：据白宫数据，今年五月，美国失业率3.8%，为近50年来最低水平，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乐观水平达到税改后最高；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二季度GDP增长可能超过4%）。

美国的国内政治复杂，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要具体分析。以往我们总是看特朗普的推特、看他说的话和表现形式，但其实他的行为逻辑是高度一致的，这跟之前历任总统都不一样。此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除了跟主流媒体关系差之外，经济搞得很好，所以国内支持他。

面对中国，特朗普不想跟习近平搞坏关系，这跟国内的意识形态派、强权政治派不太一样，他也不想失去中国，这一点跟冷战不同。但他就是追求美国利益第一，我不跟你谈，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想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去判断下一步的动作。华尔街也是希望中国更开放，毕竟从资本扩张的逻辑来讲，不会希望失去中国。

4. 记者：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郑永年：贸易战的态势还在持续，但是要防止跟美国“贸易脱钩”。脱钩是最差的状况，因为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在开放、全球化的状态下达到的，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是与美欧的经贸往来。一旦中美贸易脱钩，状况就完全变了，美国的冷战派就会占上风，就会像对抗苏联一样围堵中国。

我前些天跟中央部门的朋友讨论，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美国没有害怕中国现代化的理由。尽管美国军方为了拿预算说中国是威胁，但中美军事差距还很大；中国的人均GDP、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附加值差距也很大；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但对美欧不构成挑战。

5. 记者：但美国一直在渲染这种“威胁”。今天的美欧联合声明第四条，几乎也是301调查对中国指责的照搬：“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知识产权窃取行为、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工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扭曲以及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指责几乎完全没有证据。

郑永年：这些当然不是中国的国家政策。西方大肆渲染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围堵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的话语中，这是一场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区隔，也是一场舆论战。

其实对美国来说，中国真正的威胁在于，它有成为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的潜质。我们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中美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因为那样中国就不会挑战美国了。

对中国来说，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搞好自己的改革，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对方的行为。真正的深化改革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像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真正拿出力度和深度来，资本看到有利可图，肯定会到中国来。

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吸引优质资本。从规模经济到质量经济转变，需要很多优质资本。特朗普就是在把优质资本往美国拉。中国通过什么来吸引资本？如果我们自己的资本都往外跑，发展当然成问题。要做大几个平台，营造好环境，留住自己的资本，也吸引外部资本进来。如果中国也可以变成美国一样的质量兼具的消费社会，自然就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经济中心了，很多国家也自然会进入中国的影响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