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贸易战，这五点不可不知（深度好文）
特朗普政府于美国时间7月10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清单，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海关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作者：黄树东
来源：《制度与繁荣》
特朗普政府于美国时间7月10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清单，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海关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美国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发动贸易战？贸易战开打，对中美各有什么巨大影响？《制度与繁荣》作者、旅美学者黄树东，对此给予了深刻分析。
国内有一种思路，把贸易战爆发和升级的责任加在中国身上，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它建立在贸易战是可以避免的看法之上。
这一看法并不切合实际。
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来看贸易战爆发的历史过程。
中美贸易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避免，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出现夭折。
为什么这么讲？贸易战只不过是美国调整中美关系这整个战略布局中的一个棋子。
美国对中国的这一轮战调整可以追溯到小布什任总统的时候。后来，由于9·11、反恐、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这个战略调整暂告中断。但是，关于战略调整的讨论依然持续推进。大家可以看看班农和有些内阁成员过去写的书和发表的文章、讲话。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即使是这样，战略调整还是开始了。比如“亚太再平衡”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都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针对中国的。TPP其实就是潜在的贸易战，甚至比贸易战还严重——它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但是，由于那时美国经济依然处于艰难的复苏期，美联储的QE需要中国的大力配合，购买它的国债，所以，中美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冲突。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也不是他就任以后才有的想法。他早在2015年的竞选宣言中就21次提到中国，认为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损害了美国经济，要大幅度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他类似的看法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所以，贸易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贸易战的责任在中国是不了解美国，或者是故意不了解美国的表现。
其次，来看贸易战争背后的战略原因。
推动贸易战爆发过程的战略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国兴衰》一书中就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它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也是这样的，雅典和斯巴达，西班牙与荷兰，荷兰与大英帝国，法国和大英帝国，后来德国、日本与当时世界体系的冲突，前苏联和美国，战后日本和美国，甚至包括美国和英国。
在《大国兴衰》中详细梳理了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大英帝国的手段和美国的抗争。这个历史的难题，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没有答案。至少从2000年以来美国战略思考的思路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是相当警惕的。这个战略陷阱才是贸易战争爆发的直接深层次原因。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就认为，美国一定会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未来必有一战。班农早在几年前就发表了对中国的看法，他强调中国对美国的历史性挑战。他在2010年编导了一部纪录片《零世代》。这部片子的结束语是：历史是季节性的，凛冬将至。他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残酷而血腥的冲突的开始阶段”。这类书籍和言论很多。总之，美国精英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关切和思考，由来已久。这种思考，责任不在中国。如果中国真有责任的话，那就是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和崛起。
最后，从美国对日本和前苏联的战略案例来看，一旦崛起的国家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65%左右，它就开始要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打击了。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这个65%的战略界限。
无论中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贸易战是迟早的事，不可避免。
贸易战不是中国的选择，不是中国的错误。我们要坚决摒弃那种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想法。
贸易战的爆发的时机选择还是美国内部危机的需要。
我在《制度与繁荣》中对这个问题有非常详细的讨论。我也曾撰文指出，这场贸易战是美国四大主义即新民粹主义、新保护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合流的结果。而推动它的是美国内部的种种危机。
关于民粹注意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凡是看过2016年大选的人都知道，美国中下层，无论左右，对美国的建制和建制派是多么的失望、反感和反抗，尤其是那些偏远地方的比较穷苦的白人，即特朗普的基本盘。许多华尔街人士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许多人忧心忡忡，担心共和党败选会导致其基本盘大规模的公开的不满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的黑天鹅事件。所以，特朗普当选，许多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都松了一口气。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以后美国股票持续上涨的原因。原来担心的低概率事件避免了。美国那些穷苦的白人中下层，感到至少有了一个4年的窗口期来寻求内部危机的解决办法。这至少表明，美国的社会矛盾曾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临界点。
新民粹主义、新保护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如何结合起来的，请参见笔者之前的文章：《美国对华战略重大变迁》。
当这四种主义结合起来，就有了2017年的《国家安全报告》，2018年的《国防安全报告》，2018年的《台湾旅行法》，印度太平洋舰队的更名以及——中美贸易战。
我在《制度与繁荣》中反复指出，不了解美国内部危机的严重性，就无法了解目前这场战略调整的严重性。在历史，寻求内部危机解决，有可能带来危险的外向扩张的冲动，这可能是下一步世界性冲突，甚至热冲突的开始。我们预测的第一步启动了，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后果？
如前所述，这场贸易战既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又是寻求内部危机解决的外部手段。那么这场贸易战的性质是什么呢？
首先，要准确把握战略范围。对它的全面性、持久性和战略性我们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不能只限于经济和贸易，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次，要准确把握战略性质。至少在目前的阶段，美国定义的中美关系是“竞争性的关系”，而不是对抗性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主动推动冲突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分妥协。要敢于竞争，善于竞争。但是，这个“竞争性关系”的维持也决定于中国自己能否稳定。
美国是要遏制中国崛起的。那为什么还不是对抗性关系呢？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因为中国足够强大又政治稳定，对抗性关系对美国成本太高。如果中国出现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那就可能变成对抗性关系。其二，如果美国一下子搞对抗性关系，中国大多数政治力量可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一致对外，反而有利于中国。其三，维持竞争性关系的提法，有利于催生中国的内部变化，达到分化中国内部的目的。以适当的压力推动竞争对手内部的变化是美国非常成功的战略。大家回顾一下当年里根对付前苏联是用的什么办法。是吸取了几十年的经验，发现尖锐的战略对抗没有起到作用，于是从战略对抗退一步，同前苏联搞缓和。这个“缓和”加上对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批评导致了苏联内部的分化，尤其是高层的分化，出现了美国的政治盟友，导致了政治不稳。这才是是苏联崩溃的开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缓和”，雅科夫斯基的那些论调是不会有市场的。所以，“竞争性关系”有时候比简单的“对抗性关系”更加有杀伤力。
美国有一句俗语叫“Divide and Conquerer”,大意是分而治之，又不完全是。意思是，你先用尽一切手段，让对手内部分裂，在对手内部催生自己的盟友，然后实现征服对手的目的。这种战略，美国用了200多年，而且屡试不爽。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关于贸易战，国内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不乏那些责备中国、欢迎贸易战的看法。这些有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分化，甚至政治分化。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一开始就是对抗性关系，这些看法有市场吗？
在目前这个战略关键点，中国一定要维持政治稳定，防止“Divide and Conquerer”。
贸易战不是我们期望的，它是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但是，也不是末日世界。有些人把贸易战的影响夸大了。 第一，目前的贸易战不是禁运，是增加关税。 即，中国的相关产品还是可以向美国出口，但是必须抽取额外的10%-25%的关税，而不是禁止出口。许多人在计算新增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直接就这500亿、2500亿，甚至5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来计算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就把关税壁垒和禁运二者混淆了，不是正确的方法，夸大了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 最初的25%主要是针对首批的340亿美元和另外的160亿美元，而刚刚公布的2000亿美元则征收10%的额外关税。换句话说，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要高10%——25%左右。价格的增高对不同产品产生不同的影响。 那些不可替代的产品则美国依然必须从中国进口，不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那些低端的可替代产品，有人认为可以完全被其他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或经济替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首先，低端产品不可能由发达国家替代；且由于数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我们以印度和越南为例。印度的GDP大约是2.2万亿-2.3万亿美元，5500亿相当于它GDP的1/4左右；如果让印度1/4左右的经济转变成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无法在几年内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亿美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替代。要把5500亿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国家去，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在全球的重新配置过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现实。短期内，这种替代非常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小。 总之，即使由于贸易战一些中国产品被替代，中国也有非常长的窗口期，来成功管理它和进行转型。 那种认为这场贸易战是中国5500亿美元对美出口，同1500亿美元对美进口之间的贸易战,把关税壁垒当成了禁运，是错误的。 第二，贸易战中价格竞争的成分可以化解。 总体上讲，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价格要增加10%-25%，这个中国是可以化解的。特朗普在竞选中认为中国操纵了汇率，导致人民币被低估，就任后就不提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得到的信息是，中国的确操纵了汇率，但那是导致人民币被高估。所以，人民币有贬值的空间。 贸易战对中国大约5000亿美元的出口增加10%的关税，对另外500亿美元的出口增加25%的关税。对那10%的新增关税，可以用汇率贬值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方式来化解。换句话说，人民币贬值10%，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说贬值10%不太现实，那就贬值5%，然后加上5%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冲抵了。如果政府再把对美国进口商品相应征收的关税总额用于相关出口企业，可能5%的人民币贬值和5%的劳动生产率冲抵都不需要。结果，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价格不变，或上涨较小。关键是政府征收的新增关税总额要同美国相当，用来补贴出口。 但那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要知道，中国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出口下降了13%！但是，中国依然度过了难关。我们估计，这场贸易战导致中国出口的下降不会达到13%。所以，美国有的投行认为中国GDP增长会下降到5%，中国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无法迎战，这些都是基于错误的算法。然而，这些观点极大影响了中国的舆论。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也可以分为可替代和不可替代。对可替代的我们就不用讨论。中国对美国进口产品也不是禁运，而是增加关税。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会增加。而且如果把汇率下降5%计算在内，就可能增加15%-30%(关税增加10%-25%加上人民币贬值5%)。它们将推升中国中下游企业的成本，甚至导致物价上涨。由于中国对美进口总额才1300亿-1500亿，所以收到的价格影响比美国轻，政府也可以管理。 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量进口的是高科技产品，是芯片。高关税带来的高价格，使国内相应高科技产品价格也要上升，导致盈利预估的上升。这反而是中国发展高科技，发展2025产业的大好时机。一次性的价格上涨，增加的盈利预期，将推动大规模的投资和大规模的进口替代。所以，贸易战如果打下去，将是中国新一轮技术进步的高峰。 即使再少，也是总需求的下降。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贫富悬殊，提高内需，推动经济转型。 知道美国运转方式的人都明白，这给它的最后实施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而且，美国国内最近对贸易战或关税战的异议比较多了起来，这也为这两个月的聆讯增加了变数。 我们可以采取反周期的政策，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内外许多对贸易战持悲观态度的人士，忽略了这点。 总之，我们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机会，只要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位，是完全可以变挑战为机会的。只要内部稳定，站稳了脚跟，打反而比不打好。我们不同意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也不同意所谓动用经济核武器的说法。中国没有必要惧怕，也没有必要主动推动冲突升级。 美国的大幅度减税导致政府赤字大幅度增加，如果导致进口减少，可能导致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从而导致通胀；加上由于几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面临10%-25%的价格上涨，它对通胀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同中国的1300亿-1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相比，这5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对美国通胀的压力比中国大得多。而且，中国产品许多还是低价值链产品，它的价格上涨，如果推动了美国在相同领域的投资，则对美国总劳动生产率会起到负增长的作用。 总之，它可能导致许多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盈利减少甚至亏损。如果预期这是永久性的，那么投资也会减少。 另外，根据美国资本市场的微观结构，我在《制度与繁荣》中不看好美国减税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实际结果也是这样的，同我们的估计一样，大量的企业减税被用于股票回购。在这种情况下，盈利预期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企业回购股票，而不是实体投资。投资的减少，最坏的情况，就可能是滞胀。这种结果对美国中下层，尤其是对偏远地方的中下层是不利的。 美元是世界货币，而它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手段是贸易赤字。如果美国坚持要减少贸易赤字，其实就是在挑战美国世界美元的地位。 过去几十年，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是中国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在帮助美国巩固世界货币地位。 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的。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不大，到了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7.79万亿人民币，换成美元是4万多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美元结算的。 这表明：1.美元对世界贸易的控制有了指数级增加，美元是世界经济以及中国两头在外的基础；2.中国和那些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必须有大量美元储备。 中国对美国的那5500亿美元的出口货物大部分都是两头在外。如果真正影响了它们的对美出口，中国的两头在外的国际贸易将大幅度下降，美国的世界货币地位也要下降，甚至迫使中国和贸易伙伴寻求替代货币。 第三，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将大幅度失去中国市场。 美国的高科技和制造业是非常先进的。但是，这个先进是建立在中国市场基础上的。失去中国市场，它们将失去发展的动力。 例如，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了困难，美国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对中国的出口面临困难，它们的盈利大幅度下降甚至亏损。如果由于贸易战争，导致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价格大幅度上升，必将推动中国大规模的替代战略，毫无疑问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短期内国内相关产业链将面临困难，但这却是长期的战略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对中兴实施禁运，它是想利用中兴博取最大利益，而不是要主动让出中国市场。 目前美国资本市场还不是非常相信贸易战要大规模地打起来，所以，对资本市场虽然有影响，但远远没有反映最终的美国成本。一旦贸易战按宣称的规模打起来，那些与中国进口产品相关的行业预期盈利将大幅度下降甚至亏损；而美国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在中国市场上将面临进口替代，它们的预期盈利和增长速度都会大幅度下降。这两种相加，结果就是，预期盈利下降，市盈率大幅度下降，会给美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打击。 目前，美国投资者包括许多知名的投资者，都没有把终极贸易战当成高概率事件，所以资本市场还比较稳定。这也同中国的迎战有关。如果中国选择从高科技和制造业入手，可能美国股市早就一地鸡毛。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是低端产品。贸易战导致的进口替代，可能使中国的经济资源从低端向高端配置；而美国则相反。 上述种种，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贸易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要打击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是要中国过度开放金融，是要中国过度开放产业，是要控制中国的经济主权。 总之，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更不能把责任归于中国，要全心全意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贸易战真正打下去，虽然会给中国带来短期困难，但却是中国产业升级、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会。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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