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保证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的紧要关头。我们面临以下选择：下定决心全面兑现前两届 20国集团峰会的承诺；或者采取在上世纪30年代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以邻为壑”路线。失业率正在攀升，尽管从华盛顿到北京，各国都已出台经济刺激方案，但失业率仍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居高不下。作为回应，许多政界人士将力图在贸易及投资领域实行保护主义——的确，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

我在银行业（以国际金融领域为主）从业已有50多年。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像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美妙旅行：贸易与投资的不断扩张，让许多国家走出了战争与衰退的阴霾，促成了收入水平的惊人提升，也加强了各国民众间的沟通。但在这50多年中，我们从未目睹过像当前危机这样可怕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我们需要记住，正是上世纪30年代的《司莫特-郝利关税法》加剧了大萧条，并延长了它的持续时间；正是各主要国家的保护主义报复行动，在那段时期加剧国际安全局势紧张，进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为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行动地点就是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集团(G8)峰会。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及其他与会首脑必须把20国峰会的空谈，转化为一份能够鼓舞信心的计划。今年4月，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全球贸易与投资，反对保护主义，以巩固繁荣”。八国峰会应该回答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怀着与日俱增的挫败感提出的一个问题：“与会国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准备，重启政治层面的谈判？”

多哈贸易回合的谈判桌前，仍未见高层官员的身影。被视为空头支票的，不仅是20国峰会关于推动多哈回合的承诺，还有上届美国政府与哥伦比亚、韩国及巴拿马协商达成的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它们迄今仍搁置在华盛顿。

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正以各种阴险的形式继续抬头。就在最近，美国众议院在气候变化与节能法案中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今年早些时候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包括类似条款。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总统迅速发出呼吁，要求反对这类举措，但国会的行动反映出当前日益上升的政治压力。其它国家也在执行类似的保护主义规定或要求，包括呼吁“购买国货”，以及限制签发工作签证。

当前最可怕的风险在于，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限制进行报复，导致各种限制与紧张螺旋式升级，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举例而言，金融领域就有这方面迹象出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陆续采取行动，迫使金融服务公司采取“向内看” 的举措——比如要求它们减少国外贷款，并加大国内放贷力度——以期稳定国内形势。这类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更普遍的说，它们影响了资金的跨国流动。结果是，贸易融资成本上升，外国直接投资(FDI)受阻。全球贸易额今年可能大幅下降逾10%，而上述举措则令情况雪上加霜。

面向国内的金融举措日益泛滥，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不仅处于割裂状态，还可能全面瓦解。这将加重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行动升级所造成的损害。若结合金融和贸易两方面的保护主义措施，经济复苏的放缓将从一种潜在风险变成一种必然。对于饱受此次危机之苦的广大民众和企业来说，这可能延长他们的痛苦，同时危及各国政府间的谅解与合作机制。

近日，拉米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均公开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抗击保护主义。然而，在八国峰会前夕，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最高层充分认识到当前趋势的全部风险。举例而言，八国峰会可能会宣布新的发展援助计划，为世界最贫穷国家大幅扩大农业生产提供支持。八国集团明智地认识到，与不断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相比，这样的援助支出会有效得多。不过，除非这些主要工业化国家大幅提高本国市场对发展中国家食品进口的开放程度，否则这项新的动议将以失败告终。而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八国集国愿意这么做。

对于八国集团而言，化说辞为行动、切实捍卫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对美国而言，我们还需要批准已经协商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议程，从而向我们的伙伴国发出正确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