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周末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在2017年一季度触底后迅速反弹，至年底已接近前期峰值水平；但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背景下亟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避免对抗升级。

报告及参会人士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加上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导致流动性紧缩，冲击国际金融稳定，增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和危机发生概率，未来这些冲击会威胁到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将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

报告强调，“需要未雨绸缪，深入研究宏观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传导机制，探讨实现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总体框架和有效路径，最大限度减轻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外部政策冲击的负面影响。”

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努力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表示，何为强势货币？强势货币就是避险货币，当国际金融系统出现动荡时，人们愿意选择哪种货币安放自己的财富，谁就是强势货币。

他进一步指出，外部影响因素很多，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说到底是取决于本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总之，相比于担心外部，“我们更加需要修炼内功。”

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亦在会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来自需求方的动力仍显著不足，主要是因为供给方的力量在催生需求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当前以美元作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网络黏性；另一方面，货币选择也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用户不会轻易改变主要使用货币的币种。

因此她强调，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激发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更需要找准方向，重点推动，人民币在跨境使用当中的需求主要是用于服务货物贸易，在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股权投资的使用中，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尤其是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会激发产业链上下游领域的人民币需求，可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黏性。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显示，截止2017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已经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回到2015年3.6的历史峰值，与日圆、英镑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在2016年底时跌至2.26，并在去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探至1.49。

但从结构上看，去年底全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资、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人民币计价交易总和占比为6.51%，创历史新高。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识别外汇储备中占比达1.07%，同比升0.23个百分点。

2017年，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升值超过6%，终结了此前连续三年的贬值趋势。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大幅回升主要是由于2017年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数据还显示，截至2017年四季度，美元、欧元、英镑、日圆等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分别为54.85、19.90、3.92和4.73。其中，美元和日圆国际化指数同比分别小幅上升，欧元和英镑则分别下降14.4%和22.5%，日圆国际化指数首次超过英镑。

不过报告指出，作为拉动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反弹的主要力量之一，人民币直接投资全球占比的回升主要得益于全球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度萎缩，而非人民币直接投资绝对额的增长。2017年，中国加强了针对非理性对外直接投资的管控，导致以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规模出现较大回落。

报告认为，在全球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加强资本项下管理，完善资本跨境流动的真实、合规性审核，虽然有效遏制了过去盛行的、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套利和投机性资本跨境流动，但也减少了一部分人民币跨境流动，对人民币跨境与离岸使用造成了负面影响。

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有助于丰富国际政策协调内容，提高协调机制的运行效率，同时国际政策协调能够营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外部政策环境，确保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水到渠成。

参加会议的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位置还只是“靠边站”，但任何处于上升期的国际新兴货币都要接受传统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考验”，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国际货币竞争；幸存者必须积极打造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以赢得先发优势，为本币国际化构建制度基础。

“实际上，创新协调机制的成败，决定了新兴国际货币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显然，人民币国际化也必须服从这一历史规律。”报告强调。

向松祚在会上指出，要利用好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协调的平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多边协调机制，这些协调机制对于政策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认为，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有力保障宏观政策实现预期效果，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助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目标实现，形成更加稳健、平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

报告建议，除了在政策、设施、机制配套等方面破除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现实障碍外，还应着力构建科学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框架。比如，可以将贸易、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协调的重点内容；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的多层次政策沟通和协调，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分歧；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国际政策协调的新型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