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应对贸易战应该更大力度降低国内三大税
我觉得主要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税收政策,格林斯潘说美国收了,老百姓受害,但是可以还给老百姓。我们现在防止措施增加的关税,也应该通过国内减税,还给消费者、还给企业。应该更大力度降低国内的增值税、流转税、消费税,我想这是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彭文生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我觉得主要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税收政策,格林斯潘说美国收了,老百姓受害,但是可以还给老百姓。我们现在防止措施增加的关税,也应该通过国内减税,还给消费者、还给企业。应该更大力度降低国内的增值税、流转税、消费税,我想这是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7月7日,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以“探寻开放与监管新范式”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彭文生比较了30年代全球关税增加、贸易战与现在的不同。他指出存在两点差异:
一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表面上看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甚至说和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摩擦。
二是20年代、30年代,那个年代是西方国家之间是金本位,固定汇率制,我们现在是浮动制。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可以通过汇率浮动改变的。如果美国贸易条件改善,美元升值,反过来会达到一个抵消关税增加的作用。
以下是发言实录
彭文生: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讲一点我对贸易战的看法。前面两位专家讲得很好,很多观点我都同意。应该说昨天开始的,首先340亿,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来讲,或者是它的影响力度来讲,基本共识是比较小的,直接影响是比较小的,关键是未来怎么发展。所以我是围绕这个方面来谈自己三点看法:
第一,未来贸易战可能扩大或者社会的原因,会不会有这样的动力使得贸易战的力度会进一步扩大?
我注意到刚才格林斯潘先生提到的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实际是一个民粹主义的结果,民粹主义是没有什么经济分析或理性来讲的,是对困境的一种绝望的呼唤。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还不仅仅是归罪于民粹主义这么简单。因为我从格林斯潘先生后面的分析,我当时没有机会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看他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储蓄率低,主要归结于美国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增加,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把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归结于社会福利支出,归结于对穷人、社会底层的支出,这个观点对不对?可以理解为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的解读,其它阶层的民众同不同意?我自己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很好,为什么欧洲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很大的问题。我自己没有很好的答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不同阶层这种对同一个经济现象的解读,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这让我也想起了上一次全球贸易战是什么时候?1920年代,最终是1930年美国国会批准大幅增加进口关税,实际上整个20年代,不同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势头都已经开始了,这也反映了当时20年代社会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急剧。所以在经济学文献上是有争议的,到底是1930年的美国股市崩盘以后增加贸易关税,加大了经济的大萧条,还是因为经济的箫条导致国际贸易大幅萎缩?所以这就是两派不同的观点。这个也有很多研究,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这就引到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贸易+关税到底对经济有什么影响?格林斯潘先生今天上午讲的,他说这对美国是不好的,因为关税也是税,你是加大了对企业和个人,尤其是消费者的税,所以最终是不好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其实在经济学也有两派的争议,历史上有一派叫“合理关税理论”或者“有效关税理论”,认为一定有效的关税对国内经济是有帮助的,帮助来源于什么呢?我增加了进口的关税,今后的价格上升,导致国内的需求从进口品转向国内的产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产品的需求,由此对国内的就业是有帮助的。它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一个体现就是这个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改善,因为你的需求从进口品转向国内的产出,就会导致国内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你出口的价格相对于你的进口价格上升,所以这个国家收益于关税增加,最终会体现在贸易条件会不会改善。经济学文献研究,有人发现美国在30年代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所以由此有人认为那时候加关税,那时候国际贸易的萎缩不是因为加关税,最起码对美国来讲,不是说都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了。
所以我相信最近美国的加关税,背后的这些理论的支持或者它的一些逻辑、一些依据,可能从历史上百年前,是不是他们回到过去这种思维?由此我们想到现在,美国这次加关税,能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所谓改善贸易条件,就是能够用比较少的出口来换取比较多的进口。这个当然要看这个产品的可替代性。如果你的产品可替代性比较大的话,你处于不利的一方,如果产品可替代性比较小,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关税,如果可替代性比较低,我们还得买的话,那加关税对我们对它的需求影响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可替代性比较高,美国政府加了关税以后,美国国内需求可以转向其它的。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应该说美国的产品的可替代性相对于我们产品的可替代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理论上来讲,他们的贸易条件改善的可能性,比我们贸易条件改善的可能性要大。但这不是说经济就由此中国在贸易摩擦里处于完全不利的一方。如果要比较现在和30年代那一次全球关税增加、贸易战,现在有两个不同:一个不同就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表面上看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甚至说和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摩擦。因为它加了我们的关税,我们的产品好多零部件是来自于其他的新兴市场,所以我们看最近的中美贸易战,日本、韩国担心非常大,你看他们的股市波动,也随着咱们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变化而波动。这个是和1930年代那一次应该说一样,也有不一样,1930年代美国是对它主要贸易伙伴都增加关税,是一个全面的贸易战。这次表面上看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但我认为,还不光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是美国和好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第二个更重要的差异,20年代、30年代,那个年代是西方国家之间是金本位,固定汇率制,我们现在是浮动制。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可以通过汇率浮动改变的。如果美国贸易条件改善,美元升值,反过来会达到一个抵消关税增加的作用。30年代的加关税,为什么它的后果那么严重?就是因为30年代美国加关税以后,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后,美元不能升值,而是导致其它国家的黄金在固定汇率制下,都流向美国,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导致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这次贸易摩擦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如果美国加关税,对美国真的是有利的话,一个体现就是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对其它新兴市场国家是什么影响呢?汇率灵活性的增加,整个经济规模比较大,相对比较独立的话,这种汇率灵活性本币对美元贬值,就成为一个贸易摩擦,美国加关税自我调节的一部分。也就是经济本身是有灵活性调整的,所以我们说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当然,有些新兴国家没有增加汇率灵活性,会带来金融波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点,除了汇率灵活性以外,其它政策应对是怎么样的?就像今天早上格林斯潘主席讲的关税也是税,应不应该通过其它应对措施来应对呢?我觉得主要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税收政策,格林斯潘说美国收了,老百姓受害,但是可以还给老百姓。我们现在防止措施增加的关税,也应该通过国内减税,还给消费者、还给企业。应该更大力度降低国内的增值税、流转税、消费水我想这是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我就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