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构建安全共同体：平等、公平、正义”是本届世界和平论坛的主题，在您看来，应如何结合当今世界局势来理解论坛的这个主题？“安全共同体”的含义又是什么？

　　阎学通：“安全共同体”要分成两个概念讨论，先讨论什么叫“共同体”，再讨论什么叫“安全”。

　　“共同体”是指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凑到一起，通过抱团取暖的办法维护共同利益。最早有“欧共体”，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冷战期间成立的还有“东非共同体”。这就存在谁跟谁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哪几个国家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上有共同利益。共同体可以是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但必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客观上讲，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当某些国家有共同利益时，会和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共同利益，甚至还会有利益冲突。因此，在讨论“安全共同体”时，我们设计的小组讨论很多都是区域问题的讨论，甚至有些是次区域的讨论。也就是说，从共同体建设来讲，区域共同体或次区域共同体的建设成功率高一些。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领导，就得靠地区大国来维护各自地区的安全，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用中国老话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东北亚共同体都建不起来，想建成东亚共同体就更不可能，更不要说亚洲共同体了。所以，建立共同体需要大家从寻求小范围的共同利益入手。

　　什么叫“安全”？“安全”的定义是没有威胁，没有恐惧，没有不确定性。“安全共同体”要面对的就是“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恐惧，共同的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在“世界领导”缺乏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不同国家的恐惧心理又不一样。比如说在贸易制裁方面，对美国贸易的顺差国会有恐惧，感觉不确定性也大。对美贸易逆差的国家则恐惧不太大，不确定性也相对较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惧是不一样的。

　　大家面临的威胁也不一样。中东地区的威胁是战争，东亚地区则不是战争，特别是美朝达成协议后，朝核问题也没那么严重了。威胁不一样，共同的安全利益就不一样，因此哪些国家能组成“安全共同体”，就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共同安全利益了。

　　环球时报：美国现政府奉行的“退出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世界秩序造成很大挑战。西方媒体认为，美国退出带来的权力真空，会给中国创造机会。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阎学通：从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看，美国政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其基本特征。所以，从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软实力”明显下降，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在日益下降。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间，当主导国领导力衰弱，无法在全球提供领导或者从一些地区撤出而不再提供领导时，权力会出现真空。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兴大国或者崛起大国要注意，不能盲目进入这些地区。

　　美国退出一定是因为在一个地区提供领导所需要的实力超越了它现有的实力，已经形成负作用了。原来实力足够强大时，美国从提供领导中获得的是收益。现在实力衰弱后，它继续提供领导，收益小于代价，得到的是损失。

　　此外，美国如果能力比我国弱，我们还可以考虑提供领导并获得收益的方案。但客观情况是，我国的实力比美国弱，美国现有的实力都无法通过提供领导获益，那我们更不可能。也就是说，当我国还没有能力为周边地区提供领导之前，为周边之外的地区提供领导，结果将是损失大于收益。

　　如果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升我们在周边地区的领导力。目前在周边地区建立领导地位都是困难的。特别明显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环球时报：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您预测形势会如何演变？

　　阎学通：美国媒体称，未来美国贸易政策将不再以维护WTO国际贸易规则为重心，转而寻求捍卫美国主权。美国的做法正在冲击现有的全球多边贸易制度，似乎还想彻底改变现有的多边贸易制度。

　　关于贸易摩擦如何演变，其实很难预测。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贸易冲突会扩散到投资领域，再从投资领域扩散到金融领域，进而从金融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从目前看，从贸易领域扩散到投资领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很多商品的出口是跟外资的投资、建厂直接相关，所以，从贸易冲突转向投资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会继续扩散到其他领域，目前我还判断不了。

　　环球时报：目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防范心理非常严重。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意识形态之争？

　　阎学通：首先，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向外推行意识形态，这个“争”就不可避免。单从中国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不向外推广“中国模式”，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意识形态之争带来的风险，因为“争”需要双方同时采取行动。

　　其次，特朗普本人目前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还不想和中国发生意识形态之争，目前是其内阁成员作出“模式之争”的判断。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讲话中谈到非洲时表示，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他们，让非洲的发展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海军学院讲话时也在谈跟中国的“模式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特朗普没有认定中美是“模式之争”之前，我们是有机会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应在特朗普没下决心支持内阁成员挑起的中美“模式之争”时，在意识形态上尽量避免冲突。

　　环球时报：您3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亚太这个局部地区，形成了中美两极格局，但在全球范围内，还仅是中美两极化的发展过程，两极格局还没形成。”现在，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所以，现在问中国面临的风险会不会增大，我自己认为，跟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相比，在两极格局中，中国作为两极之一，是一个利好。不是风险增加，而是风险减少。比如说，在两极格局下，美国不会派飞机炸中国的大使馆；在单极格局下，美国就可以这样做。在两极格局下，美国不会派军舰阻止中国的商船并登船检查，而在单极格局下就可能。所以，从安全角度来讲，中国在两极格局中面临的风险远远小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如果形成中美两极格局，说明中国的实力跟美国的实力是在同一等级，意味着中国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崛起的。如果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则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并不在同一等级，中国不可能崛起。所以两极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好的。

　　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中的苏联失败了，一个核心原因是苏联的国内政策出现严重问题。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中美两国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取决于谁的国内政策更成功，即提高国力的速度更快。

　　冷战的经验是，大国都是靠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不同，如今中美两国关系是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已经合为一体，因此能否制定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殊性的内外政策，关系到中美谁能使两极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环球时报：很多人热衷谈论中美之间能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您曾明确表示，“不赞同中美会爆发战争的观点”。您是否依然坚持这种观点？

　　阎学通：我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之间仍然爆发不了战争。或者说得更长一点，五年之内中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核武器。核武器决定了中美双方都承受不了核战争灾难，不敢进行直接战争。连朝鲜有了核武器，美国都不敢对它发动战争。

　　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中美战略冲突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形式，贸易对抗、金融对抗都是可能的。至于说代理人战争会不会发生，我不敢排除可能性，但我认为是小概率的可能。

　　环球时报：提到美朝关系，您曾经说，不排除朝核风云联动台海局势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朝核问题有所缓解，您是否坚持此观点？台湾问题在特朗普任期内是否会大大激化？

　　阎学通：我认为，现在联动已经发生了，只是联动的形式是我原来没想到的。这次联动的形式是美国先把中美贸易赤字和朝核问题挂钩，朝核问题之后，美国把贸易赤字变相地和台湾问题挂钩。也就是说，朝核与台湾之间的联动是：因为朝核问题的缓解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而不是因为朝核危机上升带来台湾问题的严重。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派国务院正局级官员到台湾进行公开的官方访问，而且和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同台参加活动、发表演讲。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务院已提出申请派遣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台湾守卫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

　　这些迹象表明，美方已经与台湾恢复了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这些和我当年的预测相比，问题都更加严重，而且我认为还会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环球时报：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引人关注，特朗普此前也提及有可能从韩国撤出美国驻军。您如何看待这个可能性？

　　阎学通：我觉得目前特朗普还停留在说的阶段。特朗普任期内从韩国撤出全部美军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基本不太可能。 （原题：《中美有机会避免“模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