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从四方面分享了感受。一是新规配套细则没有出台。谢伟介绍，资管新政出台后，大家对政策理解准确、实行严格，按新规执行和操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配套细则没有出台，执行这个政策以后，很多业务的发行，尤其业务的退出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因此新发生的业务量大幅度下降。正如前两天国内一家大型银行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预判今年可能会减少5000亿的余额。这就代表了一种市场信号，确实变化很大。比如，资管新政对期限错配有严格的规定，相应地原来最擅长的非标或准非标资产的期限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很短期限的产品，通过期限错配实现套利的模式无法走下去了，更多的是靠存量资产维系，因此对银行带来很大压力，规模大幅度地缩水。还有资管新政严格限制银行理财的通道，但目前，没有一个相应的独立法人子公司的设立，银行资管以部门形态出面，很多资产没法配置，到底哪些叫通道，几个合作方参与合理？这些都不清楚，很多新业态资产也没法主动配置。这带来了一系列的资产新发生业务量受到限制，存量资产萎缩。

二是担心细则出台周期过长。原来一直说 “一行三会”会针对各家自己的业态相应出台实施细则，但目前各个业态的细则没有出来。这个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新政出来以后，要先观察一下市场的反应、各家银行或是保险的适应情况，有什么问题，实施细则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但周期过长，也会影响相应商业体的及时应对，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也会影响相应的业务实施。

三是过渡期外部环境出现较大震荡，不够平稳。谢伟指出，作为一个严肃的政策出台，很期望在过渡期有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如果这个过渡期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对各商业体在过渡期顺利完成过渡，非常重要。但非常不幸，从4、5月份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债券市场出现多单违约，资管配置债券上就变得畏手畏脚，股票市场大跌，资管里股票质押融资对应的资产出现了预警、平仓，出现了风险，包括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外汇政策市场的变化，给实体经济也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这些外部影响都会影响资管新规的顺利过渡。一方面，我们担心这进而会延迟实施细则的出台，正如近日市场传言可能会推迟出台，也担心相应地会影响新政以及相关细则实施的严格性、严肃性。

四是符合监管规定的产品发行不达预期。谢伟介绍，虽然新政出台过程各个商业体都有参与讨论，在思想认识、技术和能力上，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过渡期两个多月，以银行为例，资产管理部门可能做好了准备，但渠道和客户部门可能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银行总行做好了准备，分支机构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比如净值型产品的发行规模、增长速度，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比如我们希望通过发行长期限的产品，对应中长期限的资产，这个发行计划在渠道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