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本文为2018年4月，作者在清华大学的发言实录整理

整理：雪球（ID：xueqiujinghua）

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基本与本文的判断一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个重要的由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的邀请，我同他们一起拜访了华盛顿。这次拜访走访了华盛顿比较主要的经济类的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子里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大家的共识不是是否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关注中国会如何反击。

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的中国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以管理，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中国媒体把舆论的焦点聚焦在关税和贸易上，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动，远不局限于贸易领域。

美国国会最近围绕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正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订。美国智库和政府官员都不讳言，CFIUS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关系另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这些与我们站在国内、从中国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之间的摩擦，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以下从一些中美经贸关系最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美关系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基础性的问题。

基于现在的知识，我们确定地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

在20世纪初的时候，由苏联所倡导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对立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相对市场经济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制度应该说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

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也曾经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年，在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跟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现在说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够持续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的人会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非常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最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知道的事实。因此市场所达到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交换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更有效，进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福利的改善。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关键的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保护私有产权或者保护知识产权，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当时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块地区。在租界里如果你拥有房屋，租界管理当局会给你地契。在租界里面所发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几乎跟黄金是一样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可以流通，可以在银行质押获取贷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认的内在价值。与租界相邻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房屋虽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级要弱得多。

这两栋房屋的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没有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信用市场上、在银行借贷市场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关键的原因是其背后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态度。如果在租界里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报警，警察可以帮你把房客赶走，把房子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管辖下你去报警，政府对你的保护是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案例。

所以保护私有产权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的执法行动上的具体实践。知识产权的情况是一样的。

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换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美洲大陆还没有轮子，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动物能够管理和使用火。但是萨缪尔森看来的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得现在的交易活动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展开，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

总结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

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得我们相信，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专业分工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

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很多法律、汇兑方面的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后来生产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一国的边境之内，长距离的运输甚至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长距离的运输。另外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买卖的行情、价格的情况、当地需求的波动等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是20世纪初的时间，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地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的另外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广范围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

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然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私有产权的保护、汇兑体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问题。

图1显示的是从1872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

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的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观察历史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间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到1920年前后，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曾经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是有明显的上升的。

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得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和促进了当时深刻地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包括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

但是从1920年前后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20到30年的严重的收缩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更低。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去展开，这基本地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的潜力，基本地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产品的技术边界。

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为什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需要促进竞争、需要有国际汇兑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

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当它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这样一来，跨国的贸易基本上就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造成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

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经济严重的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滞。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的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在这7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地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这一现象最有发言权之一的应该是中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太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

为什么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

图2是基于Maddison数据库，从1700年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所计算的全球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之中的占比。图3是基于市价汇率的计算结果。

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接近150年的连续大幅度的下降。

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中国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1890-1900年前后，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了这个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表1是基于2017年的数据，对中、美、日经济产出的基本比较。2017年，中国GDP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2.3万亿美金，美国1.5万亿美金，日本只有0.7万亿美金。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金，美国只有2.3万亿美金，日本是0.9万亿美金，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倍。

再看制造业（2016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金，美国是2.2万亿美金，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都还要大。

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少呢？大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

我们看到，在经济上，世界无可避免地进入了G2格局。

自鸦片战争的衰落以后，到2030年，经过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的事实。

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年以后，全球贸易能出现连续70年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

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和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

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它保证了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随后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续地发展。

这一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

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地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是不可逆的、稳定的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上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第二部分讨论中， 1945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愿望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保证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人通常讲改革开放，但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词的边界，什么叫开放？

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开放的准确含义，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将中国的经济毫不犹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开放。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为了适应这一开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融入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开放政策是极其关键的。而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开放。开放具有这样的限定，意味着开放不是单边的。如果中国加速向美国开放，美国加速把大门相对中国关起来，中国的开放还有用吗？

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

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

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

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它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

这两种制度安排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

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

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

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

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他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

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订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

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

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