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金辉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新华通讯社、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担任支持单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西城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日前在京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等专家就发展金融科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与经济发展融合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李扬：金融科技可解决服务化信息化时代的金融难题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40年平均9.5%的增速下降到7%甚至6%。这种变化背后意味着更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那就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开始向服务化和信息化阶段转变。

　　在工业化阶段，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融资方式支撑了工业化的发展。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整个经济在向服务化，信息化转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从需要大规模化的金融，转向需要个性化、专业化、非标准化、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务，这和传统的工业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工业化时期留下来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完全适应不了这种个性化、非标化、去中心化的需求，于是就会产生矛盾，就会有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发生。金融科技应运而生，带来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扬认为，金融科技不只是某种业态，某些企业，某些融资工具或融资方法，它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业。如果把金融科技看作是一个发展阶段的话，它需要面对三方面挑战。

　　挑战一是要服务于服务业。服务业的特点是非常个性化、多样化、碎片化、非标化，服务业在北京市的占比已经达到80%，全国平均也达到60%以上。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是一个规律，这种分散的、多样化的需求将始终存在，但是现在这种大规模融资的金融系统已不能满足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挑战二来自科技的发展。现在的科技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没有科技，经济就无法进一步发展，所以科技创新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无法大规模支持创新。

　　挑战三是人民中心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走到了“平等”排在更为重要地位的程度。对于金融来说，必须大规模为那些没有资源的人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将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必须做的事。

　　李扬认为，服务业发展问题、创新驱动问题和人民公平发展问题，这在传统的金融业架构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金融科技用他特有的手段，提供了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手段。

　　李扬指出，金融科技主要包括三大要素，一是互联网，可以触达所有的人；二是大数据；三是算法和算力。基于这些最新的技术基础，可以解决很多转型过程当中面临的矛盾，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可持续。金融业是商业活动，要想使金融业能够服务普罗大众，必须让成本降下来，而且能够有微薄的收入，从而具有可持续性。互联网、大数据、算力、算法的提高解决了这些问题，或者至少在逐渐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第二，解决信用问题。金融是一个信用活动，对于无法提供信用信息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来说，金融科技新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信任的信用关系。

　　第三，线上线下连通。原来人们把这个世界分成虚拟世界、真实世界、线上世界、线下世界，最新科技的发展使得线上、线下已经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一体化之后，产业结构才能调整升级。

　　第四，以人为本。过去金融被看作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做的事情。今后，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到最后，人人都可以做金融。

　　徐忠：开放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关键是加快改革

　　徐忠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背景下应把握两条主线：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两点都需要在全球开放的背景下观察。当前有三个现象需要特别关注。”徐忠说。

　　一是全球金融市场期现利差太低，导致通货膨胀比较低，如果通货膨胀起来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加息会加快，如果利率提高，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政策意味着美国要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但现在美联储正在缩表，市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去买，对期现利差有什么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三是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关注。

　　徐忠表示，在开放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核心问题是制度竞争。现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谁的结构性改革做得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各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将对今后5-10年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从国内来看，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创新创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改进的空间。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27位，保护中小企业投资者排名为119位，跨境贸易排在97位。这些都反映出，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创造很好的制度环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徐忠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素市场仍然没有市场化。“包括水、电、燃气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很多基础设施被国企垄断，垄断产生的低效通过高价格转移给企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是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问题。”

　　徐忠强调，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从2007年到2015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4.37降到了1.36，虽然2016年之后，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该数字略有回升，但整体上仍处于下降态势。从外商直接投资（FDI）、民间投资等代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主要指标来看，这两年民间投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投资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总体呈负面。“如果不改变营商环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何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谈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徐忠表示，当前，我国的利息支付总额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量。不增加新的债务，仅仅是滚动，就导致债务比不断升高，党中央国务院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必然的。从另一个视角看，我国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7.97%持续下降到5.44%，7年累计下降46.5%，年均降幅6.64%，但利率下行的同时杠杆却在上升，同期单位GDP需要的资本投入量由3.5上升到6.7，关键还是在于资产回报率下降更快。

　　徐忠指出，无论是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还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产的回报率，而实现这些目标只有依靠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要素市场。“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落到一句话，就是要加快改革。”

　　李稻葵：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融合程度达到新高度

　　李稻葵表示，中国金融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对外开放与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时期都高。

　　一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经过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的调整，对金融的依赖程度以及与金融融合的程度到了新的高度，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金融的介入。今天大量企业的创办要依靠金融界大规模资金的介入，而十年前，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是靠企业的自留资金完成。

　　李稻葵以共享单车举例说，几乎一夜之间在全国各个城市突然冒出来上百万、上千万辆共享单车，这么多共享单车是怎么冒出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金融。一定有金融机构和投资人的介入。比如说特色小镇，一个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镇，突然之间要造出一个新的产业，中国5年就能造出欧洲100年才能形成的小镇，靠的也是金融。“种种方面看，今天的经济发展对于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超20年前。”

　　二是中国这一轮对外开放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跟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高。经过入世以来17年竞争的洗礼，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到了完全可以开放、也应该开放的发展阶段，而金融业的开放将引领下阶段经济开放的浪潮。过去的开放是引进外资、搞贸易，是别人带钱进来，今天“一带一路”是我们“带钱出去”。

　　前段时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金融业要大规模的开放，保险、银行业要进一步开放，这也是一个金融街发展新契机。这一轮的开放跟金融业的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开放将引领下一阶段经济开放浪潮。

　　基于以上，李稻葵表示，金融行业，尤其是北京市金融街有两大发展机遇。第一，金融监管部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跟得上这一轮金融的发展。现实情况是，金融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监管的能力。监管本身也是一个行业，现在金融监管的能力已经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速度。

　　第二，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科技跟金融高度配合，如区块链、P2P、大数据等，各种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在科技金融等方面，中国跟国外是同步的，甚至是领先的。北京是科技中心，监管跟科技融合，就应该产生金融科技以及相关监管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