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世界正处于大震荡和充满挑战的时期，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中日两国肩负重任。一方面，需要增进互信，促进两国关系良性发展，进而形成合力，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有必要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展开务实性合作，携手共促区域一体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和日本，也将在这一进程中实现自我的进一步完善和持续发展。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对这一倡议的态度和动向，一直备受关注。2017年7月，在G20汉堡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达成一致，随之日本各界的关注点开始转向参与建设项目的可能性和具体商机。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合作的氛围正在升温。

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的外在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充分利用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及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以此带动沿线及相关国家展开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增进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最终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该倡议容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等地区和国家，覆盖亚欧非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将经济充满活力的东亚地区与经济发达的欧洲地区联结在一起，形成庞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段一直延伸到日本。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事件”而处于低谷。中国一直希望日本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但是，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心存疑虑和抵触，怀疑中国的政治意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日本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并几度盛行。面对“一带一路”如此庞大的规划蓝图，一些日本人将其视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意欲扩大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尤其担心海路一旦受控于中国，会危及日本的安全。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操作性、运营机制、经济效益、潜在风险等，日本也存在质疑和担忧。但另一方面，面对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日本又害怕错失良机，无法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基于这种既防范又想利用的矛盾心理，几年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处于纠结和观望中。

进入2017年，中日两国高层互动增多，中日关系出现向好迹象。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前来参会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6月初，安倍首相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日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日本新闻界有关“一带一路”的正面报道逐渐增多，相关内容的著书在日本开始畅销，企业界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1月中旬，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到访中国，专门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意愿并进行相关探讨。同月底，日本在东京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旨在加强学界研究，促进政府和国民的认识与理解。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对接合作问题，日本各界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接触阶段。

日本对华政策出现积极变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转变，其原因有多方面，而从外部看主要有两大因素。

一是美国因素。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后，经济上推出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参与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当时，由于TPP既有成员多为小国，美国极力拉拢日本加入，希望借助日本之力来巩固和提升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受日美同盟关系及对美依存度较大的影响，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惯于屈从美国的压力、遵循美国的战略意图，这也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相对滞后的一个原因所在。

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再度就任日本首相后，为推动TPP克服了诸多困难，最终达成协议。日本本想借助TPP来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以及与其他成员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提升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可以说，积极推动和参与TPP，是安倍政府的一种战略选择。然而，2017年１月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退出TPP，并主张和采取“美国优先”、贸易保护等政策，在日美贸易不平衡、日本企业对美投资问题上对日本屡次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对安倍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的退出，使TPP成员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超过1/3下降到不及1/7，使日本加入的经济价值和政治意义大打折扣。为此，安倍到处游说，并率先完成国内审批手续，试图促使美国回归TPP。而特朗普虽然近期表示若条件有利或探讨重返TPP，但并没有明确的行动。在日本的大力推动下，不包括美国的11个TPP成员计划于2018年3月签署新版TPP，即CPTPP（可参阅本刊今年第四期13页文章——编者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维护自由贸易、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对于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及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心存羡慕和隐忧。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署2500多亿美元的大单，这既让日本看到了与中国合作的巨大利益，也令其担忧一旦美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出现“越顶外交”，日本将会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二是亚洲地区局势变化。

战后，日本一直重视发展东南亚市场。1977年8月，时任首相福田纠夫访问东盟国家，“福田主义”开启了日本与东盟关系的新时代。东盟国家不仅是日本的主要援助对象，也是重要的贸易、投资对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在东盟的利益。韩国也是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但日本与韩国关系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时常出现波折，而且韩国于2015年3月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对日本也形成压力。

更令日本忧虑的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升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日朝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朝核问题，朝鲜向公海试射导弹，曾在日本社会引发极度不安。日本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会给自身造成重大打击。日本认为，要确保本国的安全，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解决朝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

基于这种形势，日本开始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及外交策略，多方位发展对外关系及经贸合作，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及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

当然，除了以上外部因素外，促使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因素，即“一带一路”符合日本的现实需要。

“一带一路”理念和商机契合日本的内在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最先由中国提出，但它“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它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通过搭建新型合作平台，为沿线国家及参与者提供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变化，是中日两国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互利合作的必要前提，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本对该倡议理念的认知和认同。

从实践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从愿景逐渐转化为现实，一系列建设成果证实了其中所蕴藏的无限商机。

首先，相关金融服务不断加强。截至2017年底，亚投行正式成员数量从最初的57个增至84个，共批准20多个投资项目，总额超过37亿美元，国际信用度有所提高；丝路基金已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额为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约800亿美元。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进展显著。目前，中欧班列已开行近7000列，运行线路超过50条，从国内30多个城市可以通往欧洲12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大大缩短了运程时间。不仅如此，中国已与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与30多个国家及东盟、欧盟分别签署双边海运或河运协定；与全球30多个港口实现物流信息共享。

再次，与相关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14〜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额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0多个经贸合作区，为当地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沿线国家对华投资亦呈增长态势。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同比增长17.8%，比整体对外贸易增幅高出3.6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口的增速大大快于出口，表明中国巨大的市场为相关国家及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另外，与沿线及相关国家间的旅游、文化交流等日趋活跃，民意基础逐步夯实，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合作向纵深发展。在2017年5月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与相关国家共签署270多项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参与方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和巨大的获利空间，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和网民对此抱有积极态度。在此趋势下，日本安倍政府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其消极观望不如参与其中，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加速开拓海外市场，促进日本国内结构改革及经济持续发展。

事实上，日本政府现行的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诸多对接点。安倍执政以后，开始实施以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增长战略，并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培育成长性产业，创造新的富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激发地方和民间资本活力；引进外国劳动力，培育创新型人才；推动农业改革，扩大农产品出口；拓展对外经贸关系，扩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等等，这些内容与“一带一路”倡议存有类同和交汇之处。譬如，“一带一路”建设是基础设施先行，其中尤以亚洲国家为重点，力图率先在亚洲实现互联互通，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沿线有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行）2017年2月底发布的报告，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到2030年的十几年时间里，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年均大约为1.7万亿美元。开发和激活这些新兴市场的需求，可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反过来亦可刺激新的需求。安倍政府在2015年5月宣布，今后五年日本将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00亿美元。日本的这一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相契合，如果能够实现对接合作，将会发掘更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

中国对日投资十分活跃，中兴、美的、苏宁、比亚迪、华为、携程、阿里巴巴、摩拜等中国知名企业纷纷进入日本市场，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2016年7月，中国华为技术的日本公司宣布将进军日本个人电脑市场。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难以替代的经贸合作对象。从市场规模看，一个中国不亚于拥有十个成员的东盟，也不逊于拥有20多个成员的欧盟。从经济规模看，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差距逐渐拉大。从贸易规模看，2017年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326.7亿美元，增长16.5%，显著高于其对外总出口增速，中国大陆游客赴日及在日消费热度不减，对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投资现状看，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止跌企稳，投资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中国对日投资十分活跃，中兴、美的、苏宁、比亚迪、华为、携程、阿里巴巴、摩拜等中国知名企业纷纷进入日本市场，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可以说，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已打下坚实基础，对华经贸关系在日本经济全局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和影响。

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针对本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状况进行的最新调查结果，作为日企中期投资对象，中国再次跃居首位。日本企业选择到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是：看重中国市场的成长性、巨大的市场规模、作为加工组装基地以及产业集群等因素。这预示着，中国作为日企重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的地位，尚难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领域宽广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贸易保护趋势增强、中共十九大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日本积极促进国内结构改革的形势下，中日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增大，双方有必要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努力创造和寻找利益结合点，探索在一些领域以及第三方市场的务实合作。

第一，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周期较长，耗资较大，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和困难。譬如，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亚国家宗教多元复杂，地缘冲突、政局不稳导致政权更迭现象屡有发生，给施工建设及项目进度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金额较大，获取订单意味着更大的获利机会，往往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近几年，高铁成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市场竞争较量的一个领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竞标中，日本输给了报价较低的中国企业。

良性竞争有利于促进投标方加快结构调整，提高经营效率，但倘若竞争过度，则会给招标方增添筹码，即使最终获得订单的投标方，其获利空间将受到挤压，而且竞标中的不当行为甚至可能给投标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在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如果中日能够共同参与和合作，不仅有利于解决项目融资问题，避免过度竞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也可共同应对和分担风险，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尤以电力、交通相关领域突出，其中高铁和核电建设都是日本的强项。日本企业具有前期调研和评估细致、城市建设系统化强、技术运营水平高、环境负荷小等特点。以高铁为例，日本在车辆牵引、制动系统零部件制造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人力资源储备、技术更新、施工效率等方面具有竞争力，各自的比较优势为两国企业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

亚洲至今仍有四亿多人口生活在缺电状况下，三亿人口的饮水安全未获保障，一些经济体因交通基础设施不足而无法实现国内市场以及与国际市场的高效联通。在铁路、道路、港口、发电输电、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等方面，中日两国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巨大空间。在东盟，日本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对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相对落后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并且在这些国家逐步构建生产据点；中国也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与这一地区国家的经贸规模不断扩大。无论对中国、日本还是对周边国家而言，联通已有或在建的各类商路通道，都是互利共赢的明智之举，会有利于降低经贸往来成本，提升各方效率。另外，东盟一些国家在电力供应上正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现有的供应能力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应对火力发电带来的环境问题。欲解决这类课题，仅靠东盟自身的力量无法应对，中日两国有必要联手助力这些国家建设相对环保的发电设施和体系。

在核电领域，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泄事故发生前，日本曾运营50多座核电站，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核电站运行体系；而中国在核电技术及建设方面也在不断积累经验，中日两国企业可在核电运营、核废料处理及回收利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即使福岛核泄事故也可成为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类面对一个重大课题和挑战：提高安全标准、确保核电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媒体透露，日本拟邀请中国参与被视为“一带一路”延伸的非洲开发项目，如连接西非各国主干道的“成长之环”、连接喀麦隆和刚果(布)的“国际走廊”沿线道路开发以及卢旺达、肯尼亚的路桥修缮等。日本主动邀请中国，既表明其欲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的态度，也意味着与中国合作会给其带来更大利益。

第二，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完善相关服务和环境。

“一带一路”规划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撑，金融领域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新支点。据亚行估算，2016至2030年，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电力投资需求为14.7万亿美元，交通投资需求为8.4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即便将亚投行、世界银行、亚行的资金能量加在一起，也难以弥补供需缺口，需要更多有条件的国家参与投资。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有责任也有必要共同参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有经营亚行的经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亚投行成立之初曾表示，亚投行“不是竞争对手，有必要进行合作”。仅亚行与亚投行之间就存在合作的空间，如加强在项目投融资、调研评估、专业操作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次，中日两国正在尝试推动和扩大金融业务合作。2017年底，双方就日本机构在中国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达成框架协议。2018年1月，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在中国资本市场首次成功发行“熊猫债”，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丰富融资渠道，扩大与中国企业间的业务，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之一。还有，中国正在探索公私合作（PPP）模式，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投资“一带一路”项目，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多元化。日本民间资本可以积极参与，一同改善营商条件和生存环境。

在政策协调、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中日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上升。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其加息预期和大规模减税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压力；欧洲经济虽然复苏但仍存隐忧，被视为安全资产的日元汇率起伏不定；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等等，这些因素给各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中日两国有必要及时加强宏观政策沟通与协调，携手应对潜在风险，为企业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第三，共同开发海外资源市场，深化能源环保合作。

在资源产地保护意识增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需求国有必要构建一个稳定、安全、高效的海外供应网络和体系。中国和日本都是全球能源资源需求大国，鉴于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两国都将确保能源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和多元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积极促进海外石油、天然气等开发与投资。

中日之间在能源领域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两国围绕俄罗斯远东安大线、安纳线石油管道的角逐竞争，实际上已向中国和日本警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共同构筑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体制、加强合作是一种“双赢”选择。20世纪50年代初，德国、法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催生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进而一步步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欧盟。

在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两国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现今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可联结欧亚大陆。该地区资源丰富，不仅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也有铁、铜、锌、钨等有色金属以及黄金等贵金属，并且大多数资源尚未开发利用。中日两国在中亚地区已有能源合作的先例，如2012年日本丸红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工程技术分公司共同承担哈萨克斯坦阿特劳炼油所第三期工程，为进一步探寻和加强与这一地区的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

日本有经营亚行的经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亚投行成立之初曾表示，亚投行“不是竞争对手，有必要进行合作”。图为2017年5月4日，日本横滨，亚行理事会第50届年会上的中尾武彦。

伊朗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点国家。随着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及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伊朗被压抑的投资需求大量释放。据悉，伊朗已确定将50个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公开招标。一些中国企业已进入伊朗投资和开矿建厂，尤以能源相关投资居多。欧洲、日本等国也希望进一步参与和分享伊朗的资源和市场。共同参与伊朗建设和资源开发，或许是中日寻求合作共赢的良好机遇。当然，在共享利益的同时，也将共同应对和抵御或将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因为政治环境有所改善的伊朗，仍面临美国压力、地区冲突等风险。

在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建设和保障油气共同运输管道、石油战略储备等方面，中日两国也存在合作潜力。特别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各国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在海外进行能源资源开发时，需要加强对当地环境的保护，能源环保领域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一个增长点。日本有优质的绿色产品、相对完备的环保型设施及机制，可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相关产品和设备出口，传授环保技术和经验。

第四，利用各类物流通道，提升经贸往来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涵括陆海两大方向，覆盖范围广，辐射作用大。它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来促进相关国家间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从而降低成本，拉动各国经济增长。如果日本能够切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势必会扩大与相关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提振日本经济。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物流建设不断取得进展。2014年5月，中国在连云港正式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一个实体平台——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项目一期。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经济、贸易及吸引外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中的比重约占六成。日本主要向哈萨克斯坦出口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等，在中哈物流基地流转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也有一些日本企业进入哈萨克斯坦，从事石油等资源开发、大型机械制造等，如日本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国际石油开发帝石集团就持有哈萨克斯坦卡沙干油田的股份。

在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期，日本有意将中亚打造成一个海外能源基地，但由于中亚地区大国利益交织，日本既受美国战略的牵引，也受美俄、日俄等大国关系博弈的影响，对该地区的政策屡受干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安倍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与中亚地区的关系。2015年10月，安倍访问中亚五国，加大对这一地区教育、医疗、技术等领域的经济援助，强化在基础设施、核能、矿产、农业、汽车等领域的合作。可以说，中哈物流基地的建设，也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企业到中亚和欧洲的物流可有更便捷的选择。

另外，中欧班列开启了欧亚内陆贸易的新时代，促进了列车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仅相当于空运的1/5，运程时间比海运缩减一半以上，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特别是对运送保质期较短的农产品、食品等提供了便利。扩大农产品出口是安倍政府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将是未来日本农业发展的长期方向。日本正在向世界各地大力推广“和食”和本国饮食文化，同时也在推介日本食材及相关产品，如2017年4月日本成立食品海外推介中心，精选出和牛、绿茶、清酒、大米粉等产品作为重点推销对象。

如果日本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充分利用中哈物流基地、中欧班列以及一些港口的中转功能、海铁联运等各类物流渠道，不仅可以显著提高货物流转效率，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及零部件更加及时顺畅地出口到亚欧非国家，也可以增加物流通道的利用率，提高跨国铁路的盈利能力，给各方都带来利益。

第五，构建海上应急救援合作机制，保障海运及海洋安全。

全球绝大多数的贸易是通过海上进行。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船运方式成为货物运输和对外交往的一个主要途径。马六甲海峡被称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是日本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也是国际贸易主要的海上通道，由此可通往亚欧非国家。中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需经由马六甲海峡运到境内。然而，这一区域的海盗事件、海上灾难频发，运输风险较大，海运安全问题十分突出。

在东亚，海域航道繁忙，油轮密集，加之沿海地区建有原油港口、储油设施以及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作业等，一直存在溢油、海洋污染等风险，而东亚各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大大滞后于实际需要。2018年1月，“桑吉”轮与“长峰水晶”轮相撞导致溢油事故，造成海洋大面积污染，再次给东亚地区敲响了警钟：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包括海上溢油污染、海洋环保在内的海上应急救援合作机制，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各类风险。在这方面，同是海运大国、原油进口大国的中国和日本责无旁贷，有必要加强合作，并呼吁和带动周边国家参与，共同维护和保障海上安全。

世界正处于大震荡和充满挑战的时期，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中日两国肩负重任。一方面，需要增进互信，促进两国关系良性发展，进而形成合力，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有必要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展开务实性合作，携手共促区域一体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和日本，也将在这一进程中实现自我的进一步完善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