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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方式不断更新但现金仍有影响

就像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曲《时代》(the times)中唱到的一样，我们支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许多发达国家，像支票这种支付方式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慢慢寿终正寝。现如今，信用卡和借记卡还只是被部分商家接受，新型电子支付服务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崭露头角，而且突飞猛进，无处不在和全天可用（CPMI2016,Bach et al（2017））。许多使用现金进行支付的方式正在电子化，例如在丹麦，教堂的捐赠箱和街头艺人都已经开始使用手机支付。在中国，人们甚至可以利用面部识别，即“微笑支付”的方式来购买快餐。在美国，大学生用手机应用程序（App）来支付披萨和啤酒。同时，应用程序还会将他们的购买经历推送给社交平台上的好友。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支付创新都让以银行为基础的传统支付系统倍感压力（CPMI2015）。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的移动支付让其支付系统的便捷程度远超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在肯尼亚和一些其他地区，移动支付的使用频次已经超过了银行账户。未来，小型初创和大型企业都会疯狂热衷于创新，像加密货币和金融科技的应用，都有可能对现有的商业模式造成冲击。此外，一些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发行电子版现金(瑞典银行 (2017b))。

以上这些情况都可能是阻碍现金作为支付工具的原因。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的数据能说明这一情况。根据支付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红皮书》里收集的数据，在支付、清算与结算系统中，现金的流通和卡支付的比例从2007年5以来都有所增加。只有俄罗斯和瑞典展示了信用卡和现金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见图表1）。

为什么现金与卡支付的需求都在增长？为什么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如此强烈？为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关注并分析了近期电子支付趋势和跨国现金交易的需求。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使用银行卡交易的次数越来越多，交易额却越来越小。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银行卡作为支付工具（新型市场经济体），市场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POS终端（新型和发达国家）。但即便如此，全世界范围内，除一些北欧国家，人们对现金的需求依旧强烈。而且，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许多地区的人们也表现出对现金的兴趣。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进一步研究并提供相关证据对“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进行区分，研究表明现金需求的增加是由较低的利率(即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较低)驱动的，这是金融危机后期出现的特征。

本文从介绍银行卡支付的使用情况开始。第二部分分析了现金支付需求的发展趋势。第三部分主要研究现金支付需求的驱动原因。最后的结论部分列举了一些政策建议。

卡支付正在蓬勃发展…

全世界的用户越来越依赖电子支付作为日常支付手段。银行卡支付的数据(定义为：在POS终端使用银行卡支付的电子支付)是红皮书中提供的最有可比性的跨国电子支付数据。

CPMI成员国的银行卡支付总额从2000年占GDP总额的13%上升到2016年的25%(见图表2)。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银行卡支付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德国、日本和墨西哥，卡支付的总额（相对GDP而言）仅占10%左右，而在韩国、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占比都超过了40%。

现在，人们持有更多的银行卡并且经常使用。在CPMI成员国中，人们持有银行卡的平均数量从每人1.1张增长到2007年的每人2.5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卡发行量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增长，但当时持卡数量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变化，交易笔数仅从2000年每人60笔上升至2016年每人85笔。澳大利亚、韩国、瑞典和美国，人们使用银行卡进行交易的笔数达到平均每人每年300多笔，而印度、墨西哥每人每年交易笔数还不到25笔。

与此同时，特殊卡种的交易额却呈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15年里，卡支付的平均交易额从60美元下降至不到40美元。这种下降在巴西、韩国和俄罗斯最为明显。

银行卡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小额支付的一个原因是它已经成为人们认可，成为可以方便快捷应用的基础设施。由于PoS终端通常需要被固定放置在收款台上，越来越多更加方便人们使用的移动终端渐渐出现了。近期，低成本的智能手机和支持手写功能的PoS终端出现在用户的视野中，这种新的趋势鼓励着更多小型企业对其进行投资。

依据上图可以看出，PoS终端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2007至2016年，CPMI成员国使用PoS终端的用户数量增长了1倍，使用密度也有所增加。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和中国最为明显（见图表3），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27台PoS终端，新兴市场经济体每千人11台。

现金在许多领域仍有影响

流通中的现金(按GDP计算)经常用来替代现金需求(如Amromin和Chakravorti (2007),Williams和Wang(2017))。自2000年以来，以CPMI成员国和22个其他国家为样本（见图表4），流通中的现金占GDP的比例从7%上升到9%，其增长原因是发达国家跟随了GFC的增长。总而言之，大部分经济体的现金流通量都较高，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日本的增加幅度最大(分别为GDP的9和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的现金需求下降了5个百分点。

研究结果指出，各国的现金需求差异很大（见图表4）。尽管人们期待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较高的现金需求，但从数据分析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证实。最新的红皮书介绍，2016年，瑞典流通中的现金占GDP不到2%，但日本却比瑞典高出10倍，占GDP的20%。在经济和社会特征方面相似的国家，例如北欧地区的国家，需求也是大不相同。21世纪初，冰岛的现金与GDP之比已经低至1.2%，丹麦、挪威和瑞典总共占3%-4%左右（见图4 ）。现金需求在瑞典和挪威出现了下滑，丹麦持续稳定，保持在3.5%左右。然而，在银行危机过后，冰岛的现金需求上涨了一倍，超过了挪威和瑞典。

与银行卡一样，支持现金支付的基础设施也有所改进。1967年后，ATM已成为人们获得现金的主要渠道。多数的ATM有了现金存款的功能，有些还提供他行服务，比如账单支付。

随着时间的推移， ATM终端铺设力度加大，数量激增。在CPMI国家中，2007年以来增长了50%，从2007年的0.4%上升到2016年的0.6%以上。同一时期，提现金额在GDP的占比从12%上升到20%，其原因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推动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ATM的数量和提现的金额显著增加(见图表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ATM的铺设密度自2007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有趣的是，在荷兰，其ATM的铺设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出售点(荷兰银行(2017))转向使用“返现”期权。发达国家，ATM取款的金额显现了不同的趋势。荷兰、瑞典和英国在GDP中所占份额下降，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瑞士保持不变，意大利则有所增加。

ATM和现金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见图表5)，ATM可以同时促进并抑制现金需求。一方面，因为便利，ATM的存在增加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另一方面，ATM的广泛铺设可以减少消费者持有的现金的数量，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当时需要，随时提取现金。此外，很难确定人们对现金较高的需求是否会需要铺设更多的ATM，反之亦然。

推动现金需求的因素是什么？

“钱为其属”(希克斯(1969))。现金和其他形式的货币一样，被用作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手段。打个比方，被人们缝在床垫里的钞票可能是为了保值，但很难说在钱包里的钞票就不是为了保值。为了证实这点，需比较并记录他们的支付方式(如Esselink和Hernandez(2017),Greene和Schuh(2017))。然而，这样的调查代价高昂，而且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使各国数据的比较变得复杂。此外，负责比较和记录的人往往会忽略小额交易(主要是现金) (Ilyes和Varga(2017))。因此可以采用一种假设方法，即假设人们持有大额纸币主要是作为价值储藏，而小额纸币的用来支付(Amromin和Chakravorti(2007))。

在货币持有人看来，什么是决定“大额”货币的标准？即什么是大额货币？目前由CPMI成员国发行的最有价值的货币是瑞士的瑞郎，面值1000的瑞郎约等于1060美元14，面值为1000的新加坡元约等价于760美元15。相比之下，那些面值较大，价值却较小的货币有中国的人民币，面值100的人民币约等于16美元，南非，面值200的南非兰特约等于17美元。(见图表6)。

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统一的阈值，75美元(购买力调整后)来区分现金需求的两个组成部分16。我们发现，在流通现金总额中，纸币所占的相对份额在各个CPMI国家之间差别很大。在墨西哥和瑞典，面值较大的纸币所占流通现金的比例不足10%，而在香港特区、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纸币占总流通现金的75%以上(见图表6中图)17。

大、小额纸币的演变表明，现金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价值储藏，而非支付。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对大额纸币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小额纸币。事实上，许多国家（韩国和俄罗斯）经历了小额纸币需求的下降，大额纸币需求的上升。瑞典又一次成为特例，自2007年以来，瑞典对所有面值纸币的需求都下降了18。

回归分析

图表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驱动现金需求的因素。继凯恩斯（1936）之后，我们开始关注三种用户持有现金的动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或投资组合)。然而，我们的小额数据集合(少于20个国家，以及16年每年的年度数据)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模型将其演算出来。

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Yi,t = βOpportunityCosti,t +πUncertaintyi,t + γAgei,t + δGDPPerCapitai,t +θi +εi,t (1)

模型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因变量：现金总需求、小额纸币需求(交易性)和大额纸币(库存价值或投机性)需求。

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i,t）是央行政策的产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持有现金的兴趣增加，价值储藏的需求下降，与之相反，对利率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也可能会降低。Uncertaintyi,t代表了一些国家特有的金融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如果人们是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现金，不确定性越强，越会增加人们对现金的需求，不确定性包含对金融中介机构信任感的降低和对未来支付需求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Uncertaintyi,t对现金需求而言就是积极的，特别是小额纸币。除了国家固定效应外，我们还将年龄列入了分析要素，Agei,t (人口的平均年龄)和GDPPerCapitai,t，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平均年龄和人均GDP越高，现金需求越强（老年人更加倾向使用现金）。

回归结果通常证实了我们对变量的解释（见表1）。在有些国家特征尚未被注意到的情况下，人口的平均年龄和现金总额以及交易需求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见表第1、第2列)。这与调查后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年轻人倾向于电子支付，而年长的人则更倾向于现金(如Stavins(2001),Esselink和Hernandez (2017))。现金总额和交易需求(见表第1、第2列)也与GDPPerCapitai t成反比关系。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在回归分析中不确定性在统计数据上的重要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我们的系数估值反映了各个国家的不加权平均数。同时，这个结果反映出，在一些大国，即使不确定性与现金需求成正相关，也有可能在各国的平均估值中体现不出来。除此之外，在样本中的一些与全球现金需求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更多受外国而非国内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后，我们的不确定性测度可能没有完全抓住与支付需求相关的不确定性。

非常重要的是，从回归分析得出，现金的使用需求上升，机会成本下降。从统计上来看，OpportunityCosti,t，对于总需求和大额现金的影响很重要，但对于小额现金就并不那么重要了。这个结果这和我们的预期一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受到了小样本的影响。例如，为保持模型的简洁，变量如ATM铺设密度、腐败和偷税漏税(如Drehmannet al(2002))以及未被观察到的时间效应都没有被纳入变量考虑。

结论

历史上，支付可能不是中央银行的唯一起源(如奎因和罗伯特(2007), Schnabel和Shin(2018))，但却一直是技术创新首先影响到金融系统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创新带来改变最大的领域。Paul Volcker曾经说过，ATM机是唯一让社会进步的金融创新。

目前，支付产业正在经历新一阶段的快速创新和转型。电子支付蓬勃发展，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都在大举投资，他们都将成为未来支付服务的提供者。支付方式越来越数字化，关于“现金面临死亡”的消息不断被夸大(Williams and Wang (2017))。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流通中的现金并没有下降。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对现金的持续需求尤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价值储藏而非支付需求驱动的。

对于中央银行的从业者来说，现金支付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鉴于目前围绕数字货币的争论(Carstens(2018))，包括央行可能发行的货币(如Skingsley(2016)、Bech和Garratt(2017)、Mersch(2017)、CPMI市场委员会(2018))，了解到的成本和需求的驱动原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基于这个分析，我们需要更加及时、全面的使用现金和电子支付数据的比较，红皮书里最新的调整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便在管辖范围内收集更详细、准确的数据，并确保这些数据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拥有更好的数据，我们或许才能够最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纸币和硬币是否会继续留在我们身边，如果会的话，还会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