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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公益，经常被质疑为“作秀”——品牌宣传力度远远大于实际公益价值。而标榜普惠金融的企业近年来更是在社会公益方面不遗余力，不断创新着公益形式，甚至打破了公益的边界。另一方面，质疑者认为这不过是一贯热衷品牌营销的企业“作秀新高度”罢了。金融科技企业到底是不是作秀？这些创新改变了什么？麻袋研究院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对所谓金融科技“公益营销秀”进行一次深入的价值拷问。

一、金融行业的社会责任现状 

针对传统金融企业的社会公益现状，麻袋研究院采集了三家传统金融上市企业披露数据。浦发银行、华泰证券和平安银行近3年扶贫捐赠资金如下图所示，各企业目前在公益投入上，捐赠/收入占比分别为0.0104%、0.0334%、0.0055%。

数据来源：各企业官网信息披露数据据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数据显示，属传统金融的银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为50分（满分100），而近年来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得分仅为6.5

但互联网金融平台以民营企业居多，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已经有了长足进步，2017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较上一年增长6.4分，高于国有企业的2.6分。

数据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

二、传统公益与创新公益 

企业执行公益的形式五花八门，麻袋研究院认为，企业公益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公益和创新公益。传统公益是输血式扶贫，即物资救济，主要包含衣食住行用品、民生基础设备、救济金等形式；创新公益是造血式扶贫，即可持续发展，包含人才培养、创业扶持、环保旅游扶持、文化建设等形式。而无论哪种公益形式，金融都是重要的驱动力。 

传统公益：是“爱心过剩”，还是信息不对称？ 

据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负责人介绍，现在的物资类慈善捐赠进入了尴尬的局面，很多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篮球、电脑、图书等物资，也许并不匹配受助群体。 

有个小孩告诉这位负责人，“阿姨你知道吗，我现在有好几个新书包了。”事实上，这个小孩可能更需要一些课外书拓宽视野。 

同样的案例还有，2007年攀枝花市米易县得石镇中心校在网上发帖，希望网友能为孩子们捐赠一些御寒衣物，10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一直没有停止，学校收到的衣物越来越多，但这却让学校犯了愁。 

是因为没有穷人需要这类救助物资了吗？也不尽然，尽管近年来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帮扶已经极大改善了贫困区现状，但仍有未被关注到的贫困死角。互联网信息的开放性，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这种“过剩”的爱心持续上演，真正需要受助的人永远看不到希望。 

创新公益：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从最初的输血式物资捐赠到造血式产业扶贫，公益事业不断催生新的需求点，企业社会责任也在践行公益的道路上，开始注重长期战略需求。与此同时，刚过去的2018全国两会报告中，两次提到普惠金融，并多次提到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再次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号角，方兴未艾的金融科技企业凭借资金管理能力强、突破地域界限、减少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高效等一系列优势而大有可为。 

三、农村金融探索 

农村金融仍然是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公益实践的主战场。从市场参与主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机构：1、涉农信贷平台；2、电商平台；3、农业产业链龙头企业。 

1、涉农信贷平台：以“出借”代替“捐赠” 

宜信和翼龙贷算是涉农信贷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金融科技平台，这种以“出借”代替“捐赠”的三农金融服务模式，是商业公益化的创新之举。从扩张模式上来看，目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直营模式，二是加盟模式。 

直营模式，是指由总部直接在各个城市或区域成立分公司或营业部，并由总部统一管理各个分部的所有业务流程如融资、风控等业务的扩张模式。 

宜信的直营放贷模式是在各地自建地推团队，通常客户经理身兼数职，既要负责业务开拓、现场尽调、信用评估，又要负责款项回收、逾期催收等贷后工作，还要给农户提供农业知识辅导。宜信在2015年初就提出，将在全国自建1000个基层金融服务网点。 

区别于直营模式，翼农贷则是通过各地盟商寻找债权，实现风险前置，盟商+总部的风控模式：以借款人、出借人为纽带，把平台和加盟商联结起来，由总部进行控制经营。 

目前，翼龙贷的盟商逐渐形成市级、县级、镇级盟商制度，相应地形成了四级风控模式，县级盟商加盟费为50万元，如果出现坏账盟商兜底，盟商对借款来源的风控负有直接责任。对于农村熟人社会而言，翼龙贷的盟商有些乡土气息，比如村会计或镇里有名望有号召力的人，他们在农村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盟商可以轻易掌握借款村民的情况。而城里人投向翼龙贷的理财资金获得收益的同时，还扶植了大量的农民创业家。 

麻袋研究院认为，直营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相对有效管理员工行为和服务质量。但其培训成本和推广速度太慢，跨地域管理能力要求很高，可能在长期的标准化风控体系和队伍建设过程中，还没来得及全国布局和复制模式，市场环境就发生了改变。相比之下，加盟商的优势在于，利用当地熟人能够有效控制风险而且业务扩张速度较快。但是近年来，贷款员借用农户身份证骗贷卷款事件屡见不鲜，这对加盟商模式的员工管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此外，加盟商能力参差不齐，一个地域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外地就不见得适用。 

2、电商平台：将消费场景嵌入金融服务 

农村电商这个概念并不新鲜，2014年起，阿里巴巴推出的“千县万村”计划就已初见雏形。其模式是依托电商平台建立线下体验店或电商服务站，并建立农村自有物流体系，打造一个“工业产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轨B2C电商服务平台。

麻袋研究院赴云南文山调研了解到，类似的网络代购模式，当地的县域电商平台也在尝试。按理来说，阿里基于村淘布局和物流便利的优势，创业企业很难分得一杯羹，但县域电商基于当地熟人模式和政府的双创扶持以及农民的信任基础，也有其天然优势。 

以蚂蚁金服的旺农贷为例，三农信贷业务模式分为3种：1、数据化平台模式，为传统农民解决小额分散的消费信贷需求；2、线上+线下熟人借贷模式，为小微农企业及个体经营户解决养殖经营需求；3、产业供应链金融模式，为大型农业主体解决生产资料需求。贷前风控仍然是田野调查式的人工操作，另外有夫妻联保方式共同还款，创新在于，基于产业链的优势，贷款用途是指定的，即只能在阿里巴巴平台上购买农资器具，以保证其真实用途。 

麻袋研究院认为，阿里的电商平台产业链金融之所以能很快布局，一是农村淘宝服务点的合伙人对村民足够了解；二是资金成本较低，和网商银行合作，可以利用央行征信系统进行农户信用风险管控。但它过于依赖电商平台，客户群覆盖面较窄，使得只能在平台体系内运转，而线下地推和风控人员投入却很大，这就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运营储备。 

3、农业产业链龙头企业：资源整合，数据为王 

这种模式是依托平台积累的大数据，建立农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圈。以大北农的“猪联网+”模式为例，将养猪户、屠宰场、饲料厂、中间商、金融机构等主体联接起来，平台提供猪管理、猪交易与猪金融三大板块：猪联网管理以提高养猪效率；联网交易提高猪流通效率；再通过农业小贷降低养殖户的融资成本。据东方财富网报道，2016年大北农的“猪联网”业务交易规模超280亿元。

麻袋研究院认为，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平台通过资源整合，融入各方的利益诉求，将资源高效利用；融入技术培训、社交功能，增强了用户黏性，逐步构建出农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但农户对这种形式的依赖度却很难掌控，目前需要吸引农户加入平台，没有对农户设置压力和约束，若想建立起信用大数据，还得通过线下尽调辅助进行。 

四、金融科技构建公益生态 

除了上述3种企业涉足农村金融创新外，传统金融机构在不改变自身业务主体布局的情况下，也可通过自身业务和科技创新优势，跨界合作，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回到前文所说的传统募捐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京东的“区块链+公益”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改变募资逻辑而备受关注。从获取农村学生的物资需求，到爱心人士的资源匹配，再到按发运批次对捐赠物资的流程批次信息进行采集、整合、记录和展示,爱心人士可了解救助需求，还能追踪到自己赠送给孩子的每一份礼物的去向，实现了全程可追溯。 

麻袋研究院认为，传统金融企业除捐款外，更多流程复杂、不同形态的创新公益，可以尝试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 

比如，将产业链金融模式扩大到国家参与层面，由政府牵头，社会各界一起参与，包括电商平台、农具租赁机构、公益保险理赔机构、国家审计机构、政府扶贫办等分工协作。电商平台将农民的消费档案同步到云端，“账本”信息由所有参与方共同确认后生效，建立起由政府数据中心存档的数字存证扶贫电子档案，然后批量预授信贫困户一定的信用消费额度，指定借款用途，如农具、种苗、化肥等；通过大数据进行风险定价，即对不同还款风险程度的农民分级定价；对于逾期者，由保险公司提供兜底保障，政府扶贫办为逾期农户提供不同的帮扶方案，包括救济金、技术培训、特殊政策优惠等一对一精准扶贫，提升农民内生动力，最终构建一个完整的公益生态圈。 

这一过程中，政府扶贫办的角色更多是兜底和救济，但如何提高农民金融意识、规范农民的生产行为、提高自我驱动力，是任何一种扶贫逻辑都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提升农民基础金融素质显得尤为重要，相应的金融教育也需同步。 

企业做公益的形式从传统的糊裱红纸的爱心捐赠箱到如今流程上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科技创新，无疑缩短了城市和农村的物理空间距离，提高了捐赠和帮扶的工作效率，扩大了受助群体覆盖面，制造了除了事件本身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而金融行业一直以来就被民众赋予了做公益的期待，这与金钱扶危济困的属性有着天然联系，如何放大资金使用效用、促进贫困地区融资和产业发展，是金融行业社会责任的长远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