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炒作第三方支付牌照是金融改革的败笔
苏培科: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避免特许经营牌照作为商品流通;避免金融风险转嫁;避免监管只重形式忽略过程。
来源:FT中文网
苏培科: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避免特许经营牌照作为商品流通;避免金融风险转嫁;避免监管只重形式忽略过程。
有媒体报道中国内地一张全业务支付牌照竟然叫价30亿元人民币,都能买两三家中小型上市公司,这让人匪夷所思。特许经营牌照如此炒作,作为商品流通很不正常,需要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深刻反思。在我看来,第三方支付牌照爆炒恰恰反映了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典型败笔。
中国的第三方支付从打插边球开始,逐步实施牌照管理,中国央行逐步给一些有支付需求的企业陆续颁发了支付牌照,其目的是为了实施备付金管理和审慎监管,将其纳入监管范畴,但从这些年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一些拿到支付牌照的企业运作和营收状况并不理想,有些拿到支付牌照的企业甚至成了空壳,而一些真正从事支付业务的企业申请的门槛不断提高,于是就有了支付牌照转让的供需市场,价格从千万炒到了今天的几十亿。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现象,而扭曲的原因则值得细究,只有历清了特许经营牌照爆炒的原因,中国的金融监管问题和金融改革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要想弄清这些原因,我们先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推动支付牌照如此爆炒?
其实,第三方支付牌照之所以如此爆炒,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和监管策略有问题。对于第三方支付,中国央行曾明确发文,表示不再新发牌照,所以牌照已经成为存量市场争逐的焦点,尤其互联网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手机二维码支付的普及,让银行卡收单和移动支付的牌照成为了市场的稀缺资源。而央行在牌照上又实施控制,于是给市场预期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预期,从而支付牌照买卖、炒作更加频繁。但一些已经拥有支付牌照的支付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尤其在阿里支付宝、腾讯财付通和银联商务三家占据综合支付市场份额超过80%的情况下,其他244家第三方支付企业都在细分领域争抢零头,而且在三大寡头之下的竞争可想而知,实际利润其实并不高,现在最值钱的可能就是手里那张牌照。于是,一些半死不活的支付企业就成为资本追逐的焦点,从而让支付牌照水涨船高。
央行或许是从宏观总量的角度认为目前的支付牌照数量足够覆盖市场,但缺乏动态平衡机制,将动态平衡的权力交付给市场,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自我平衡,结果自然是目前这种疯炒壳的局面。这种计划式的监管策略无意间却成了金融牌照爆炒的推手,如果不改变监管策略很有可能第三方支付和各种金融牌照依然还会击鼓传花。
对此,新组阁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必须要改变这一现状,避免特许经营牌照作为商品流通,避免金融风险转嫁,避免金融监管之重形式而忽略过程监管。因此,接下来必须要给特许经营的金融牌照降降温。
解铃还须系铃人。央行应该调整对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监管策略,可以实施总量控制的动态平衡机制,但不能太僵化和一刀切,比如对于有实际支付业务需要的、有一定体量的、合规运营的支付企业可以发放牌照,但坚决不允许牌照转让流通,不允许实际控制人变更,一旦变更就实施清退,让不具备条件的、没有实际支付业务的持牌企业坚决实施清退,让第三方支付回归金融服务的业务本源,杜绝空壳炒作和权力寻租。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各种乱象,其背后主要是让一些不具备从事金融风控的机构通过购买牌照的方式来从事金融业务,尤其是一些非法集资的机构获得资金后通过购买金融牌照的方式获得合规金融机构的马甲,来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这也是推高金融牌照非理性炒作的原因之一。
显然,当务之急必须要调整金融监管策略和金融改革策略。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只管发牌照而不管金融活动的过程监管,不能把特许经营牌照作为商品来流通,不能只为了收取管理费而争夺监管权力而不行使监管之责,否则权力寻租、权力交易在这一过程中难以避免。
从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管理和监管情形来看,下阶段的中国金融改革任重道远,不能再像上一轮那样只重形式而轻视过程监管。目前中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要想再上一个大台阶就必须要大刀阔斧,但这需要魄力和勇气,毕竟现在的改革举措会动了既得利益和权贵资本的奶酪,会遭到强烈的阻挠,但不改革中国经济怎能“稳中求进”?要想让实体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要疏通经济血管,让金融渠道顺畅,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现在如果再不打破垄断,不适当放开金融牌照,不进行深度市场化改革,继续用垄断、特许经营、息差保护、“圈养”金融机构,不但会让国内的金融机构沦为“扶不起的阿斗”,反而会导致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会严重阻碍经济结构转型。在中国机构改革后,期待新的监管思路和深度市场化改革。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