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国内渗透重塑行业，领跑新经济的同时，近年来，以支付宝、银联、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支付领先力量一方面随国人出境而走向世界，在日本、芬兰、美国等诸多国家，支付宝等中国移动支付的图标频现于机场、大型商场等地。

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通过技术输出，通过“造船出海”惠及友邻，类似支付宝这样的先行者已成功向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输出技术、标准及经验，带动了当地普惠金融发展和数字经济转型。

不过在迅猛的发展态势下，移动支付也面临着层层障碍有待突破。如何创造更为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搭建“走出去”的便利通道，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让这个全新业态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仍需要从政府到市场的共同推动。

出海先锋带动友邻数字转型

受益“出境热”带动的相关配套服务“走出去”，携带成熟的技术、商业模式开辟海外市场被纳入越来越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战略，而移动支付正是其中的“急先锋”。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黄金周，支付宝跨境线下交易笔数同比上年劲增5倍，通过向海外合作伙伴开放支付、跨境O2O、数据运维等基础能力，目前支付宝已在欧美、日韩、东南亚、中国港澳台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接入的海外线下商户门店范围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退税等几乎所有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事实上，在海外布局上发力较早的蚂蚁金服已经搭建起一条较为明确的路径：提升中国游客出境游体验的跨境线下业务（扫码付款），全球收全球付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全球范围内分享现金技术经验的普惠金融实践组成了蚂蚁金服全球化的三个重要板块。

以“分享技术经验”的“技术出海”为例，蚂蚁金服对印度支付企业Paytm的“再造”颇具代表性。2015年，蚂蚁金服对印度Paytm开展了两轮投资，而在出资之外，其开始提供多种技术经验支持：从系统架构改造，到风控体系搭建，再到数据分析、运营方式，提供了一揽子“中国方案”，全面帮助Paytm提升平台能力，让后者用户数量由此从2015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2.5亿人，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集中的东盟地区，6.8亿的人口中，有3.6亿没有获得过正规金融服务，他们对改善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渴望。在业内看来，蚂蚁金服的普惠金融实践，有利于让当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帮助当地人们改善生活，也折射出中国开始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越来越多的软实力输出，体现了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大国溢出效应。

截至2017年底，支付宝的本地钱包已经覆盖包括印度、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蚂蚁金服通过向合作伙伴提供技术经验，可以为其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

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原外部监事梅兴保看来，上述“造船”出海的创新开启了一种走出去的新潮流，“传统银行想到印度设机构难度很大，而移动支付企业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新路。”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认为，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走出去”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盛赞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称之改善亿万人民经济生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表示希望把中国移动支付经验引进本国。国外使用中国移动支付的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便利，对中国国家形象更具好感。”

“走出去”仍需强化话语权

尽管被《经济学人》誉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路人”，但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并非一片坦途。在贺强看来，中国移动的“走出去”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

内部压力来自此前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野蛮生长导致的风险蔓延。在贺强看来，过去几年，市面上出现不少打着创新幌子的“伪P2P”“伪区块链”企业，并引发风险案件，而这引发监管持续强化，一定程度影响了移动支付的创新活力。

而外部压力则是面临“走出去”过程中如何突破当地金融市场的壁垒，重建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缺乏。

在今年两会上，腾讯CEO、政协委员马化腾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真正要做跨境支付的企业，包括在当地要申请类似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话，难度比较高。“我们出去探索了一轮才知道，原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这么先进，国外是没有这样的优势的。”而他也透露，拿到牌照之后，发现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有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如果实现不了互联互通的话，很多进展无法进一步推动。”

这些突围难点其实也源于支付标准的不兼容。贺强透露，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支付标准由VISA和MASTER等西方银行卡组织发起的产业联盟EMVCo制定，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标准”。针对中国领先的二维码支付，EMVCo也在去年制定标准并在全球推广。“一旦EMVCo标准成为主流，将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对此贺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

但在更高层面，他认为，首先应该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

其次，应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领先优势，周边国家也迫切需要移动支付建设，政府应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造福沿线居民。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殷剑锋同意上述观点，在他看来，不应把移动支付仅仅视作第三方支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殷剑锋认为，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主导了现在的支付体系，“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非常关键，高铁、大桥这些属于硬件基础设施，而支付体系是软性基础设施，它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很多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