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来源：环球时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10年构成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总有这个时代的主导技术，以及反映这个时代特征的主打产品，由此，催生了带有这个时代烙印的企业。

在技术时代转换的浪潮中，我们发现，昔日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样板与范式的日本企业与日本模式在经受着浪淘沙。中日企业模式上的“师生关系”似乎在逆转。最近，日本朝野掀起一股“深圳考察热”。让日本深感危机的是，不仅深圳电子市场规模达日本的30倍，而且“商品时代”也甩出日本几条街。东京的“秋叶原”在叫卖着20世纪的存货，而深圳的“华强北”已开始迈进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经营方式上，深圳更是让亚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羞于直面。

日本企业的退步，与企业管理层故步自封，对旧有管理经验过于自信很少改变有关。“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制度，是支撑日本企业成功的“三神器”，在20世纪中后期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由持有本公司股票，有本公司内部丰富经验和轮岗经历，螺旋上升形成的企业经营层的确更加成熟稳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技术快速发展，企业经营服务化，企业生产信息化的条件下，过去的经验成了弱点和障碍。面对新形势，众多日企“百年老店”经营层平均年龄偏大，在整个经营模式的建立和确立中出现保守倾向。由于企业高管不是外部聘用而来自内部论资排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才对人才的积压，员工彼此之间太熟悉，对过去的理念接受程度太深。当需要有创新时，理念性障碍比较顽固，对新鲜事物有潜在无形的抵制。即使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凡事上董事会或者经营层过会讨论，集体性的保守也使讨论本身就很陈旧，跟不上新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从这一点上看，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建立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经营管理模式，重视调整和更新，才能够适应时代变化。

从更大的层面来看，日本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对企业求新构成无形制约。比如，僵化的人才、劳动市场难以形成创业、创新激励机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如磐石压制着企业创新重组。只看当前销售额，不看未来发展前景的贷款模式，不仅勒得夏普等电子企业无法转型，更让年轻创业企业和企业人得不到支撑。银行总是保守的，不会支持风险企业。

安倍政府虽试图模仿里根搞“保守主义改革”，但苦于内政羁绊，改革并未真实推进，“安倍经济学”也仅仅在货币政策上搞“无限量宽”，推进“日元贬值”。这恰恰助长了企业的惰性，不用创新也可获得斐然的“账面业绩”。加之，邻家还有一个庞大的新兴市场，以及同样庞大的“赴日游客”群体，这两条支撑着日本股市涌现150余家市值超过“1万亿日元”的企业。尽管这样，在世界大而年轻的IT企业排名中，日企仍远赶不上美企，存在位数上的格差。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市价总额也都十倍于任天堂等日本名流。可见，经济体制的创新，形成技术创新、人才发掘和企业运营的条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社会发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