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商报》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梁国勇近日发布《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对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和展望。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而中国经济的新转型也在消费、服务、数字智能化和绿色转型上有着“溢出效应”。2018年的世界和中国经济需要“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面对质疑，中国也开始强调提升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使其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制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前台，“中国方案”开始发挥重要而独特的引领作用。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重大贡献。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如是指出。

　　报告称，从世界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关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最为重要的议程，其涉及范围、实施规模和潜在影响都是空前的。与传统模式基于协定的硬性规则约束不同，“一带一路”强调各国发展战略的协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开拓了基于发展伙伴关系理念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方向。“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第71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将该原则纳入其中，这表明来自中国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实施进展看，在中亚和南亚等方向，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已经结出“早期收获”的硕果。对外工程承包也较好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猛增36%至1260亿美元，占比达52%，较上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2017年又增长15%至1440亿美元，占比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的延伸，意味着发展资源的共享和发展经验的传播，从而为沿线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梁国勇认为，如何变“双赢”的潜力为实益，取决于各国、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合作，也取决于审慎的规划和有力的实施，尤其重要的是将宏观层面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商务可行性基础之上。“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机制建设是基础。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其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对接机制；其二，“一带一路”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推进机制；其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机制。无疑，“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的成功离不开项目层面经济、环境、社会的三重合理性。对中国而言，应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全面分析、深入探索。梁国勇建议考虑设立国家级、国际化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为机制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则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施加着重要影响。自2009年起，人民币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权重排名第三的事实表明，人民币具有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储备货币的巨大潜力。梁国勇表示，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崛起将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多元、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贡献。“经济成长和超越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个别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收缩和避责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面对各种分歧、阻力和不确定性，梁国勇建议，首先要调动积极力量，强调共识建设。在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努力推动对于开放、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是非常必要的。其次要注重增量改革，布局新兴领域。例如，在国际金融领域，货币金融合作可望成为发展融资之后的另一个“抓手”。再次，要多个层面发力，完善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一直呈现多层次特征，区域和双边层面的机制在多边体系之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面临多边困局，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解读‘中国奇迹’，总结‘中国经验’，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于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增速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以年底汇率计算，合12.6万亿美元，与美国经济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崛起使十几亿人摆脱贫困，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模式”成就“中国奇迹”

　　报告指出，从内部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深化和投资驱动下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超常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外部看，出口促进和利用外资两翼并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抓住了冷战以后强势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空前机遇，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地位。中国经济有效地借助了外部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源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而开放带来的其他隐形收益也不可低估。就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发展型国家”的作用而言，“中国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奇迹”的延续，两者也具有类似的文化背景。然而，前者在经济规模、影响力，以及经济体系复杂性、多样性、前沿性等方面远远超越了后者。现在，一个以中国为头雁的“新发展雁阵”正在形成，其范围不仅在亚洲，更延伸至非洲、拉美……

市场经济基本格局未改

　　梁国勇认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特殊性。这首先反映在“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特征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存、共生，相互交易、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参股，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系统。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了高于单一所有制经济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其前提是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性。虽然“三国演义”进入新的一章，但“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从国家—市场这一基本关系看，一个具有超强地位、发挥超强作用的政府是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点。

“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未来

　　在梁国勇看来，“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作用的叠加，从宏观上则涉及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这几方面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字化及智能化和绿色化四方面的“新转型”将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这离不开对原有发展模式存在问题的反思。

　　可以预见，随着二次改革、深度开放和经济“新转型”的推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将不断演进和完善。实际上，“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现实需要的重要性空前提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需要向“效率和公平并重”转变。同时，随着资本、技术以及发展经验的输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将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中国经济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正溢出效应”

　　“新时代”新在哪里，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和经济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正溢出效应”。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

　　梁国勇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以“新转型”推动“新增长”。“大分化”将在高效率、高附加值、价值链高端、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经济”与低效率、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两者之间发生，其影响也将是跨越国界的。对产业政策和金融服务而言，应强调对“新经济”做加法，对“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中国经济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和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须对经济各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长远通盘考虑，也有必要考虑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消费转型是世界机遇

　　报告称，2018年，中国的消费总额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将是继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美”之后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实际上，中国仍是“世界工厂”，并且重要性还在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的升级也在高速推进。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消费和进口的高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从国内看：伴随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同时，“主力”消费者及其偏好、“主流”消费渠道和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看：中国进口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消费转型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梁国勇认为，“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个决定性力量。

服务转型起步走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一轮服务转型已经启动：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41.8%跃升至2009年的43.4%。之后几年，该比例保持基本稳定；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于2015年首次过半，2016年达到51.6%，超过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明显偏低，这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有关。”梁国勇指出。

　　梁国勇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的服务转型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服务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工业化。从目前的情况看，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并未在国际贸易上反映出来，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效的“再平衡”需要清晰的“再认识”：实际上，巨额服务贸易逆差绝大部分来自居民出境旅游和境外消费，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国际财富效应”影响不容低估。在国际收支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有效的政策应对显然是必要的。

数字化转型助推数字巨头“走出去”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范例：2013年，阿里零售平台交易额达2480亿美元，超过Amazon和eBay的总和；2014年，中国网络零售渗透率达到10%，超过美国；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8.5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70倍；2017年，蚂蚁金服的余额宝超越摩根大通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

　　“如果说中美两国是世界经济数字化进程中的领导者，那么在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开始与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梁国勇指出，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际上看，相关领域的中国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去”，中国的数字经济巨头均已在海外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投资和布局。

绿色转型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在梁国勇看来，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面对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挑战，绿色经济的建设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应地，绿色转型中所蕴含的研发、技术、投资和产业机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长极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而中国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方面的积极姿态势必推动相关领域的投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将持续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绿色、智能化、集成共享的全新形态，“新转型”也将重塑国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梁国勇：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

　　本报讯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笔之一梁国勇近日发布的《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主题报告预测，2018年中国GDP增速可望维持在6.7%~6.9%的合理水平。

　　梁国勇称，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病困扰下，经济短期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梁国勇表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对比来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人均GDP将于2025年左右跨入12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另外，美国经济增长提速也将有利于加强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时间。

　　早在2009年，梁国勇就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以及避免强刺激的必要性。梁国勇认为，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这16个字概括了中国经济顺利前行的战略选择。政策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就增速管理而言，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这也有利于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的把握。

　　梁国勇认为，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可望持续，但金融风险、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的威胁也不可低估。全球经济增速回升到3.9%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能否达到和稳定在4字头的水平仍有待观察，而金融危机前几年5字头的水平则遥不可及。对中国而言，增速回升实际上提供了加快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去产能的机遇；季度数据值得关注，如果7%以上的增速重现则意味着有适度“降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