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注释略

内容提要

2017年，拉美国家的政党正在经受信任度低迷带来的重大考验。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包括：拉美国家缺乏有效化解政治矛盾的能力；一些拉美国家政党的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尚未形成适应新形势的规范和程序；拉美国家的政党体系需要适应政治参与的大潮。从2017年底至2019年，拉美将迎来一个超级选举周期，拉美国家政党格局很可能随之迎来新一轮洗牌。21世纪初，拉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间阶层业已形成。应对来自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需求将是拉美国家政党面对的重大考验。

2017年，拉美国家的政党正在经受信任度持续走低带来的重大考验。民调结果（2017）显示，信任拉美政党的民众比例已经降至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15%）。就国别而言，巴西人对政党的信任度在拉美18国之中排名最低（仅为7%）。这种状况带给拉美国家的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剧烈的冲击。

1、拉美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为何低迷？

拉美国家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之所以降至一个历史低点，最直接的原因是该地区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的洗礼。近年来，拉美国家持续追查和打击腐败行径，导致腐败丑闻在最近一段时期集中爆发，许多来自主流政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被牵扯其中。2017年，巴西总统特梅尔沦为该国历史上首位遭到刑事起诉的在任总统，乌拉圭副总统劳尔·森迪克因涉嫌腐败而辞职，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正在面对有关他腐败行径的司法调查。

巴西是这一轮拉美反腐风暴的策源地之一。该国司法机构通过实施“洗车行动”（Lava Jato），持续追查商界和政界的违法行径，相关结果对该国政坛形成剧烈的冲击。三大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巴西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劳工党——均有重要成员涉案和获罪；本届国会40%的议员已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质询。案件调查结果还产生地区范围的政治影响。2017年，奥良塔·乌马拉等三位秘鲁前总统都因为牵涉此案而接受司法调查；厄瓜多尔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被该国最高检察院提起指控；哥伦比亚司法机构对该国五名涉案参议员进行正式调查。

民众对政党信任度低迷在相当程度上是拉美经济形势在低谷徘徊的产物。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拉美经济陷入低谷，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出现负增长。2017年，该地区经济有望实现增长，但增长力度小（1.1%）、可持续性差。在这种形势下，拉美国家不得不实行以财政紧缩为特征的经济调整，导致民意分化加剧和抗议活动频发，政党的运行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

拉美国家政党提升民众对其信任度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这是因为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

第一，拉美国家缺乏有效化解政治矛盾的能力。巴西的政治制度长期面对这一挑战。由于选举体制利于小党派的生存，该国国会一直是世界上碎片化程度最高的国会之一（现有近30个政党）。总统所在政党需要与多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以便使重大提案能够在国会取得多数支持。为换取支持票，执政党不得不向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行贿。在卢拉政府第一个任期（2003-2007年）爆出的“月费案”（mensalão）丑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度性腐败，具有相当的必然性。

第二，拉美国家政党的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尚未形成适应新形势的规范和程序。时至今日，许多拉美国家仍然有许多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政党。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往往大于他所在的政党，政党需要借助他们的名声来争取选票、赢得选战。这种状况导致党的权力过多集中于领袖人物，党内派系林立，内部团结十分脆弱。以墨西哥民主革命党（PRD）为例，党的两代最高领导人（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是该党保持团结、形成选举优势的主要依靠。奥夫拉多尔无法在该党实现其政治追求时，便另组国家革新运动党（MORENA）。他的出走给民主革命党带来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由于忽视制度化建设，一些拉美国家的执政党出现体制僵化、管理弱化和官僚化的弊病。巴西劳工党在执政之后很快出现基层组织的弱化，自下而上的权力通道受阻；由于大批干部被吸收进入政府，党组织变得僵化低效；党的领导层把赢得国会席位看得高于一切，一些声名不佳的政治人物借机进入党内。在这种情况下，该党与基层的联系变得越来越脆弱，逐渐丧失自身的活力。

第三，拉美国家的政党体系需要适应政治参与的大潮，与大众的政治诉求更加紧密的结合。拉美的传统政党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显著的庇护主义色彩。在重大选举到来时，它们通过提供物质回报换取选民的投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国家的政党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大量新兴政党崛起，各级选举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形势要求拉美政党必须高度关注选民需求，形成具有差异性的政治主张或选举纲领，以便打造具有可持续的选举竞争力。

一些拉美国家存在一个精英色彩浓厚的“政治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常常根据个人利益加入不同的政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选择尤内斯（Miguel Ángel Yunes）作为候选人，在2016年赢得韦拉克鲁斯州州长选举。此人原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人，因未能成为总统候选人而转投国家行动党，继而以“变革”为口号当选州长。这种情况往往使民众无法评判主要政党之间的差别，也破坏了各个政党的内部团结。

2、拉美政党面对新一轮变局

拉美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低迷使该地区国家的主流政党在2017年遭受剧烈的冲击。墨西哥的三大政党呈现持续低迷之势：革命制度党越来越难以获得年轻选民的支持，国家行动党陷入严重的内讧之中，民主革命党因为内部分裂而退出政党竞争的第一集团。巴西的三大政党均爆出腐败案件。在2018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59%的巴西人希望看到一位不属于三大政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3] 在智利，由多个左派政党、社会运动和抗议组织组成的广泛阵线（FA）寻求成为执政的新多数派联盟(NM)的替代者。在哥伦比亚，脱胎于游击队的新兴左派政党——革命力量共同选择(FARC)——虽受质疑，却还是比主流政党更受欢迎。

巴西劳工党正在面对新形势带来的巨大挑战。它最初依靠一套打击腐败、捍卫社会公正为主要内容的纲领赢得选举，却很快被腐败问题严重“感染”。2017年9月，卢拉、罗塞芙等八名劳工党领导人被该国司法机构指控收受贿赂。该党不仅因为总统被罢免而失去执政党地位，还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落败。该党控制的市长职位从选前的644个剧降至选后的256个。其中，该党候选人、时任市长费尔南多·哈达德（Fernando Haddad）在该国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市市长选举中惨败于对手。现在，该党缺少既有政治声望、也有个人操守的顶尖政治人物，很难在短期内再次赢得一场重大选举。劳工党的衰落引发巴西左派力量的重组，该党在本国左派阵营的领袖地位面对严峻挑战。1989年以来，巴西共产党（PCdoB）一直都是劳工党为首的左派联盟的成员。但是，它在2017年单独推选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其他多个左派小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主流政党或主流政治人物让出的政治空间很快被新兴政治力量填补，拉美国家政党格局将迎来新一轮洗牌。这种状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许多拉美国家主流政党内部，新兴力量呈现加速崛起之势。在2017年初就任的圣保罗市长若奥·多利亚(Joao Doria)是巴西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他的政坛新人背景和倾力改革的主张让他受到各方的关注。

第二，宗教保守派人物正在显著提升其政治影响力。据统计，基督教福音派目前占据巴西国会下议院18%的席位。2017年1月，基督教福音派牧师、巴西共和党（PRB）人马塞洛·克里维拉（Marcelo Crivella）就任里约市长。

第三，左派政党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呈现崛起之势。国家革新运动党在2014年成立之后，迅速成为墨西哥第四大政党，有望取代民主革命党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左派政党。在哥伦比亚，左派政党正在掀起更大规模的政治声势。前波哥大市长、左派政治人物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在总统候选人民意测验中处于靠前位置；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罗德里戈·隆多尼奥（Rodrigo Londoño）在2017年11月宣布参加下届总统选举。

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党格局呈现继续“向右转”的态势。2016年市政选举结果显示，中间和中右立场的巴西民主运动党和巴西社会民主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一结果预示它们很可能成为下届大选的主要争夺者。在2017年10月举行的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被视为对马克里政府的信任投票。执政的中右政党联盟“我们改变”（Cambiemos）在总共12个省获胜，其中包括5个人口最多的选区，在国会众参两院的席位显著增加。来自左派政党的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在直接选举中负于执政联盟候选人，只能依靠政党配额当选参议员。这使她再次当选总统的前景变得黯淡。在2017年12月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中右派政党联盟“智利前进”(Chile Vamos)总统候选人皮涅拉获得约55%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

安第斯三国（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左派执政党正在面对不利的内外形势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在2017年参加制宪大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但选举结果存在巨大的争议。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支持莫拉莱斯总统在2019年再次参加总统选举。但是，他的参选缺少宪法依据，该国国内矛盾可能因此激化。厄瓜多尔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成功赢得2017年大选。但是，莫雷诺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引发内部分歧。该党已经形成以莫雷诺和前总统科雷亚为首的两大派系，内部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就制度层面而言，拉美国家的政党在2017年迎来两项新的变化：第一，选举制度改革带来独立候选人的崛起。墨西哥在2014年实施的选举改革允许独立候选人竞选公职。随着下届大选临近，该国出现大量独立候选人。据估计，大约85名独立候选人已经表示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其中包括前总统卡尔德龙的妻子、刚刚退出国家行动党的马加丽塔·萨瓦拉（Margarita Zavala）和该国第一位土著人女性竞选总统候选人帕特里西奥（Maria de Jesus Patricio Martinez）。哥伦比亚现有大约30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其中25人为独立候选人；在智利，左派独立候选人亚历杭德罗·吉耶（Alejandro Guillier）参加总统选举，并得到执政的新多数联盟的支持。未来，巴西可能效仿这些国家，允许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

第二，政治司法化有望使拉美政党的运行更加规范化。在厄瓜多尔，执政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借助司法裁决解决党内分歧。2017年10月，该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决定撤销莫雷诺总统的党主席职务。后者向基多的刑事保障法庭提出诉讼。该法庭裁定，这一撤销决定无效，里卡多·帕蒂尼奥（Ricardo Patiño）不得注册成为该党主席。全国选举委员会遵守这一裁定，明确宣布不接受该党的主席人选发生变动。

3、拉美在新选举周期的前景

拉美国家正在迎来一个超级选举周期。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该地区八个国家举行总统选举，其中包括智利、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2019年，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萨尔瓦多、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将举行总统选举。换言之，14个拉美国家将在两年内举行总统选举。

这些国家的总统候选人以温和派为主。但是，由于民众对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怀有普遍的不满情绪，民众主义政治人物有可能在一些国家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巴西的右派民众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PSC）国会议员博尔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是下届总统选举的有力争夺者之一。他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公开称赞巴西军政府的统治。最近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仅次于前总统卢拉。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和哥伦比亚的佩特罗则是典型的左派民众主义者，都被视为可能触动现状的人物。前者将连续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有着比较稳固的支持群体；后者面对国内和平进程带来的有利时机，选民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不像以往那么突出，他的社会发展政策可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

总体而言，拉美的民众期待新生政治力量能够推动解决本国根深蒂固的政治问题。在21世纪初实现的左右政党轮替是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推动被边缘化群体的社会融入，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建设。但是，这一轮替还不足以给拉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在劳工党执政的十几年间，巴西的制度环境基本保持原有模样；在智利，新兴的中间阶层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产生强烈不满；在安第斯三国（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现行发展模式还没有经受政党轮替的充分挑战，其有效性有待检验。

拉美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仍将遵循渐进改革之路，无法依靠执政集团的转换而达成一蹴而就的效果。从长周期看，拉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整体发展趋势是积极向上的。尽管政党面对信任危机，拉美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度仍然保持在高位。2017年，这一支持率为78%。为推动民主体制的巩固和深化，拉美国家政党需要更积极地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在21世纪初，拉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间阶层业已形成。这一阶层在2003—2009年实现急速扩张，从1.03亿人增至1.52亿人，相当于地区总人口的30%。中间阶层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在经济萧条时代的受挫感更强，对低质量的公共服务、腐败丑闻的不满更强烈，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2013年，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抗议浪潮席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震撼整个拉美。由此可见，应对来自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需求将是拉美国家政党面对的重大考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编号：15ZDA033）子课题“拉美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