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在本文中，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深情回顾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至今走过的历史，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人行的沿革历史及宏观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一系列职能的形成与成熟。人行的演变与我国经济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人行的发展与成熟为我国经济走上国际舞台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再读本文，可以感受到一代代银行家及所有在人行工作的人员对于这份事业的高度忠诚与发自内心的执着热爱。

本文原载于银行家杂志2016年第2期。

从三里河时期的总行到复兴门的总行，中国走向了复兴，央行走向了复兴。那些在三里河总行工作过的人们，那些在复兴门总行工作着的人们，那些在人民银行工作着的人们，乃至于此前在人民银行工作过的人们，这些创造和见证了历史进程的人们，是自豪而骄傲的。

1985年初春我调入总行时，总行还在三里河。一座青砖楼，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素面朝天，古朴庄重，是上世纪50年代专为部委建造的办公楼。楼高五层，长约80米，宽约10多米，东西朝向。北边三分之一多是核工业部，和人行、财政部完全隔绝，而人行和财政部的办公室混合着。楼东面紧挨一条小马路，马路另一侧是一排青砖建筑，除了几间司机休息室，就是车库。那时小汽车少，只有几个行领导用车和机要交通车及两三辆机动车。那时没有班车，大多数干部骑车上下班。自行车棚紧贴着办公楼，楼有多长，车棚就多长，放了两排自行车，还满满的。

那时的办公室拥挤简单。陈慕华行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不过30多个平方，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兼小会议室。副行长的办公室十几个平方，秘书们挤在一间办公室里。而我则和刘鸿儒副行长一个办公室，我坐在门口，面向刘行长，刘行长面向墙。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寓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刘行长的办公桌稍大些，是“两头沉”的写字台，我的办公桌是60厘米的三屉桌。此外，还插空放了三个铁皮柜，就再无其他家具了。刘行长的办公室朝东有一个枣红色木框窗户，虽然在二楼，能看到的就是自行车棚顶，没任何景致可供观赏，也没有绿植装扮春色，只有微微发黄的地图，诉说着历史。

记得我去当时的金管司送文件，蔡鄂生、张志平当时在金管司体改处。他们问我：“马秘书，你和刘行长一个办公室什么感觉？”我调侃道：“你们说，狼和羊在一只笼子里，那只羊是什么感觉。”他们大笑不止。就因为这一句话，当年推选西城人大代表，金管司43个人全部提名推举我。

行长的办公室尚如此局促，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各司局的司局长们都在一个十几平方的办公室里。正司长可以靠窗户一人独坐，副司长就要两两相对。那时的处室人也多，七八个人一个处的比比皆是，也是一间办公室，不分什么人地两人面对面，靠墙放办公桌椅，中间一小过道，只有几十厘米宽。走廊两侧摆满了一个又一个木头文件柜，柜顶上放着一捆捆的资料。狭窄的走廊里，相遇的两人只能侧身而过。而外事局基金处在大楼最南端楼顶上的小炮楼办公，窗外就是楼顶，他们在窗户上搭了一块跳板，休息时就从窗户爬上楼顶去做体操。

即使如此拥挤不堪，办公室也不够用。系统工会先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办了几天公，后来就搬到了“河南饭庄”。教育司就在五棵松那边租房办公，金融研究所在白广路头条一号总参第三招待所里，条法司、稽核局、外汇局（当时还是总行的内设司局）、智力引进办、会计司营业室租了月坛南街一家服装厂楼上几层办公。所幸离总行就百十来米，也不算远。

总行大楼二层225房间是总行唯一的会议室。会议室中间的会议桌四周只能放十把扶手椅，靠墙壁处除了门，摆满了套上白布套的椅子，总行党组会、行长办公会都在这里开。司局长召集处长开会，就在司局长办公室，要开全司会议，就找司里最大的办公室，人多坐不下，就有人坐在门口或楼道里。行里要开大会，就借附近的中街一号礼堂。那一年的国庆节前，总行举办各司局合唱比赛，就在中街一号礼堂，舞台上临时搭起的阶梯式木板架，人站上去，晃悠悠的。某司上场开唱不久，一位站在最高一排中间的司领导大约是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有些目眩头晕，加上架子又晃，不知不觉地倒向了一侧。歌未唱完，全司就撤了。那天在等电梯时，大家碰上这个司办公室的戈世荣处长，我就问她：“某司长醒来后是不是问‘同志们歌唱完了没有？’”戈处说：“才不是呢。某司长说，‘我的一只皮鞋还在台上呢’。”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电话机也少，行领导的办公桌上一部红机，一部普通机分机，秘书有一部分机，这些分机都挂在值班室的唯一一部外线上。外线电话打进来，值班室的同事先转秘书再转领导，拨出去要先拨一个数字。长途电话要先拨174，174很忙很忙，所以要有耐心。一旦拨通，报自己单位、电话、姓名、账号（公家的电话扣费账号），再报对方城市、单位、电话、姓名，放下电话就是等。也许上午要的长途，下午才接通。即使行长有急事要办，也无可奈何。一次我要了长途电话，等了半个多小时，电话响了，一位接线员说：“863548吗？请找李德伦接电话。”我说：“这儿没有李德伦，只有马德伦。”，接线员笑了，说：“就找你。”

那时没有计算机，所有文件都是手写稿，许多同事的字写得很漂亮。手写稿的文件或材料不但练字，更可看出起草人的文字功夫和逻辑思维，不像现在的打印搞，看着就像正式文件，看不出什么差距来。办公用的圆珠笔是竹杆的，铅笔刀是铁片的。那时规定，正式文稿要用钢笔，不能用圆珠笔，圆珠笔的文稿无法存档。行领导签批后的文稿，送到一楼打字室，十几台打字机后十几个姑娘小伙儿头也不抬地忙着。打腊纸稿，轻了打不上，重了会打穿，所以是个技术活。打好了再一张张地油印，工人也是两手油污。总行在三里河二区一号这座四层小楼一层有个铅印厂，七八个人，重要文稿送来，捡字工人从成千上万的铅字中捡字排版，让你看到宋朝时的伟大发明如何延续至今。

从大楼西侧便门出去，也是一排砖平房，依次为浴室和食堂。每周六个工作日，浴室一日男、一日女的各用三天，纸板上两面用毛笔字分别写着“男”或“女”，挂在小门上，以防记错了犯错误。浴室只在中午和下午下班后开放，那时没有浴液和洗发露，来洗澡的人，就拿着毛巾、裹着肥皂或香皂或者再拎着换洗衣服。进得门来，是一狭长小屋，两边是长木条椅，墙上是一溜钉子，衣服就挂在钉子上。另一间就是浴室，20多个淋浴头也不够用。家里没有洗浴的条件，只好在单位解决。人多了，水温就上不来，屋子外的锅炉工就要多添几锹煤。洗过后的人们，脸上红扑扑地走出来，头发还是湿的。

食堂供早、午、晚三餐。在食堂用餐，要用米票、面票、粮票和人民币兑换相应的食堂券。自己带餐具，吃什么，看小黑板上的菜谱自己选，厨师一勺菜，一碗饭地盛给你，端走找个空位置吃去。因为粮食和肉蛋都限量供应，记忆中从未有红烧肉或者烧排骨这些硬菜。食堂也无补贴，许多人还是带饭。早上来时，自行车把上挂一个兜子，从布兜到人造革兜到尼龙兜，里边是饭盒，饭菜就装在一个铝或不锈钢饭盒里。用得久了，磕得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有黑黑的油污残留。有的人菜带的多，就一大盒饭、一小盒菜分装。值班室门口的桌面上，放着一钢筋焊接的方筐。早上秘书把行长和自己的饭盒放到筐里，值班秘书抬着铁筐出楼。在小院墙角有一大汽锅，1米多高，2米来宽，分了几层。放下铁筐，到上午10时，锁门后汽锅开始冒汽，11时多停汽。11时半，人们陆续来取饭盒。相同的饭盒太多，有人回到办公室，打开才知道拿错了，赶快回来换。有2人同时拿错的，就等着。也有人是老婆装的饭盒，不知是什么饭菜，吃过了回家才知道吃了别人的。就有人贴出“寻饭盒启事”，请拿错的人送回来。所以，中午饭时分，值班室门口总是一股说不清的饭菜味，长久地弥漫，氤氲着不肯散去。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那时干部挣多少钱。怎么说呢？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年每月46元，第二年转正后56元，是23级干部。“文革”前，干部工资是按级别定的，13级以上是高干，月工资在140元左右，副部长如果是9级干部，月工资在230元左右。司局长一般都是老同志，在十几级，收入可想而知。刘鸿儒副行长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1980年当了副行长，那时工资有了新标准，副部长月工资180元，工龄工资每年0.50元。1987年初，拿到刘行长的工资袋后，我对刘行长说：“刘行长，给你涨工资了。”刘行长说：“是吗？涨了多少？”我说：“5毛钱，工龄工资加了一年，但是到头了。”当时规定，工龄工资最多给40年。也就是说，刘行长从1947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以后，每月的工龄工资就固定在20元了。我在1986年提升为副处，月工资是105元，加上我和儿子的肉食补贴和工龄工资，月入为129元。当时在计划经济下，一切凭票证供应，价格也国家定。猪肉调价后，按家庭人口，北京每人每月发7.50元猪肉补贴。所以刘行长的月收入为工资180元+20元（工龄工资）+7.50元（肉补）=207.50元 。当时一斤猪肉在2.40元左右，米、面一斤在1毛7左右。收入不高，开支也有点拮据，人们的日子过得都仔细。

总行也会给职工搞点福利，一来补充限量供应的不足，二来会便宜些。1985年夏天，总行分活鸡，1人一只。鸡就关在刘行长办公室窗外的自行车棚里。打开窗户就是鸡叫和抓鸡人的说话声，还有鸡粪味。我们只好关紧窗户，尽管天气燠热，也只好忍着。夏天还会分西瓜，2个或3个不等。春节前，也许会分猪肉、牛肉、羊肉、带鱼等等。1986年春节前，第一次分了盒装的大虾，我舍不得自己吃，托列车员捎给岳母，岳母也未收到，在火车上被偷了。还有一年春节前，总行不知从河北什么地方搞了些新鲜猪肉。但是，杀好的猪一劈两半，热呼呼地就扔上了大卡车，运到北京，上面的猪肉还好，下边的猪肉就捂得有味，只好处理了。

那时，出国是一件大事，不仅机会难得，还有补贴，给置装费500元。一年之内再出国不给，一年之后给100元，三年之后再出国，再发500元。出国的同志拿着介绍信，到西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西装。全北京出国的人都在这儿做西服。营业厅总是人满满的，许多人是夫妻一起来，妻子做决定。柜台上放着不到10种面料，选好面料，也不用裁缝量尺寸，服务员打量你一下，然后从衣架上拿出差不多的样板衣服让你穿，看差不多就写下衣服的号码，一个月后取。是否可身，自己没感觉，也不知道，只是看镜子中的人似乎变精神了，但老外总看着不对劲。1989年初条法司张秀民司长带我去美国、加拿大考察金融立法，并到IMF寻求援助。张司长和我的西服撞衫了，张司长对我说：“你就别穿了。”好在我另外还有一套，但毛衣又和团里的翻译王勇一样了。那时，出国每天还有10美元零花钱，还可以用人民币按官方汇率买30美元的自由外汇。出国回来，还有一件免税的大件商品，就在惠新东里那儿的出国人员用品商店，在冰箱、电视、音响、摩托车中任选一件，还可另外选吸尘器、电熨斗等一小件免税品。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想买免税品，外汇不够，刘行长的50美元自由外汇让我买了。用零花钱加上自己和刘行长的自由外汇，我买了一台“东芝”168立升的冰箱，一直用到1998年，搬家后送了人。

那时总行职工住房也紧张。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住在北洼，是总行租用玉渊潭公社的一幢4层红砖楼，多的十多个人一间，少的4个人一间。食堂也是玉渊潭公社经营着，星期天只有2顿饭，饭菜质量极差。我调来总行的前几个月，就住在这儿。记得这儿的馒头又酸又硬，菜里见不到一点油星。单身男女要自己做饭，就买了煤油炉，星期天一大早起来去排队买煤油，去晚了就卖光了。餐具、厨具用过后就放在床下。没有电冰箱、副食品买回来当天就要吃光的。

结婚后的青年男女，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分到别人腾退下来的康乐里的筒子楼，只有一居室、15个平方左右。没有厨房，就在楼道里放一煤气罐生火做饭。每层楼只一个卫生间，几户人家共用，轮流打扫。总行许多同事的下一代就出生在这里并渡过幼年。在这样的房间里渡过三五年，才有可能搬到独门独卫的一居室或小两居里。那时住房没有面积规定，一般的处长也是两居，老处长和司长才住上三居。90年代以后，住房面积和居室结构才改变。

那时出差到外地，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总行报告住处和电话，以方便总行联系。开过会后即返程。出差的住宿和吃饭，都要自己结账。想要当地特产，自己去买。1984年8月总行在吉林市开会，我就看见当时的会计司司长童赠银（1985年6月后任总行副行长）在街上买了一把扫地的笤帚。那时我们去四川，看到蔬菜又新鲜、又丰富，就会买一些回来。

总行的财务管理也十分严格。行领导、司局长、处级干部出差住宿有标准，超过了自己掏钱。那一年，和刘行长去天津，住市委招待所。刘行长的房费超了20元。我和另一位同志省了20元，但不能顶替，刘行长自己掏腰包补上。1988年我在条法司，春节全司聚餐，卖报纸得了20多元，每个人春节发2元钱电影费也被集中，用几十块钱买了些熟食，在一个同事家里又切了些萝卜拌白糖，就在办公室里聚了一次。司里是没有小金库的，更不会找人买单。

那时干部是被提升的，没听说谁向领导、向组织提过要求。任命发表之前，也无任何消息跑冒滴漏。就如我，副处、正处、副司、正司，事前竟无一点征兆。那时人的原则性也强，司局长当面就向行领导提意见，也无所谓。

三里河时期的总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1948年12月1日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在石家庄，在那座白色的小楼里。后来，进了北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金融实行大一统，全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除了现金和存款，人们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存款不是个人投资，号召人们存款的口号是“爱国储蓄”。那时的人民银行谈不上货币政策，更无从谈起国民经济四大账户体系。历史上的人民银行，曾两次和财政部合并，人民银行更沦为了财政的出纳。从1979年开始，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了，1980年，中国银行独立了。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扯起了大旗。1983年，国务院146号文件确定工商信贷业务从人民银行剥离，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人民银行从此脱茧而出。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旧址

从1984年到1990年的6年，人民银行处于中央银行的初创时期，人们有了货币政策的概念，开始了金融宏观调控，但是手段还是计划。年度货币投放、新增贷款被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着。到了年底，货币发行要突破计划，就是罪过。贷款计划切块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切条下达到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严令不能超过。虽然有了存款准备金，有了利率，但在严格的计划下，这些工具只是摆设。存款准备金是由银行分支机构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缴纳的。那时宏观调控更多是讨论计划时的争吵，分配指标时的争夺。所以，陈慕华行长说，有人说人民银行是“一刀切”，我们不是“一刀切”，但总是要“切一刀”。

那时的金融监管，还处于行政管理的阶段。总行金融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设立的审批，外事局外资处负责外资银行、代表处的审批。总行在1985年设立了稽核局，负责现场检查金融机构，但只是合规性检查。那时哪里有什么金融风险的概念，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呆账就挂在账上，找机会核销了事。那时为了发展，和财政几经讨论，人民银行实行利润留成，才算有了些机动财力。想想这些历史，似乎有些可笑。

那时的总行对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有许多还不懂，有许多有争论。那一时期，刘鸿儒副行长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讲解成熟的中央银行，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漫谈中央银行”。

那时的总行，也许有许多事是我不了解的，也有些事，还无法落笔。那时的环境似乎艰苦，条件也差，但从踏实做事的人们那儿，听不到一丝抱怨。

陈慕华行长在1985年春天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开始了在央行的工作。翌年，就完成了大楼选址、拆迁，设计并开始施工。新大楼开建，让大家欢欣鼓舞。我就曾骑自行车，从三里河过来，看到当时的工地还是一个大坑，建筑工人正在忙着。那时没有金融街，总行周边除了长话大楼，就全是矮趴趴的青砖平房和居民的私搭乱建，到处挤满了房子和杂物，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公共厕所就在路边。历经四年的建设，1990年大楼完工，当年11月总行从三里河搬来。那时我在政研室，和办公厅及行领导在11月23日同时搬来。

慕华行长未能住进新楼。她在离开央行后，依然一直关心着大楼的建设，关心着央行的事业。2005年冬天，我在上海总部办公时，值班室告诉我慕华行长病危的消息，我即赶回北京，第二天去北京医院探望。就在我去的那天，慕华行长醒了过来，看到我后笑了。她的女儿告诉我：“就你今天来，我妈妈醒了。”以后每年春节前，周行长都带我们去给她祝贺新春。在医院里，我们带着口罩，我从慕华行长的唇语中读出来她在问：“谁是小马？”就摘下口罩，她看到我总是笑笑。在三里河那座大楼，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是慕华行长一生珍贵的记忆。那个年代，履职央行极其不易。慕华行长对人民银行的贡献，对金融事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总行这座大楼，代表了中央银行的根本特征。上窄下宽的建筑，勾连着圆心，从天空鸟瞰，是元宝，体现了稳健和资金的聚拢；半圆形的体态，仿佛张开了双臂，体现了中央银行的开放和包容；微微倾斜的正面，仿佛仰起头透过纷繁眺望远方，体现了中央银行的前瞻性；褐色玻璃楼面，想看又看不清，想猜又猜不透，似乎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央行选址在这里，不仅成为央行的标志性建筑，也开创了金融街的历史。正是央行在这里办公，才有了1992年北京市政府启动了金融街的发展战略和1996年做出规划，才有了今天这一片区域内现代化建筑鳞次栉比，才有了差不多全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建在这里，才有了2.59平方公里的金融街，一年7141亿元的收入，2829亿元的利润、3017亿元税收的奇迹。

总行的四周，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印证，其实就有许许多多经济现象。总行东边紧邻的是12层的长话大楼，曾是长安街的一处景观。直到90年代前期，装一部座机要5000元，要用掉一个处长2年的工资，还要等上几个月。那时，在这座大楼前走过的人都会停下来驻足观看，在这座大楼工作的人脸上写满了骄傲。如今，这座大楼往北不到几百米的地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大厦让长话大楼黯然失色。长话大楼的一层，现在是中国联通的一个营业室。长话大楼前“中国联通”的大字招牌，是对过去历史的嘲弄，还是对没有与时俱进的奚落？总行西侧的百盛商场，虽然不在商业中心地段，但商场的经营一直不错。一楼的“星巴克”虽然就在过道边，但柜台前总是有三三两两的顾客，座位上总是难觅空位。一杯咖啡、一部电脑，一个人的世界；几页商业计划书，三五个人，轮番议论，也许就成就了一番事业。和百盛遥遥相对的金融街购物中心里品牌店一家一家，在我看来，也许乏人问津，但他们的存在，一定有存在的商业理由。总行的南面，隔长安街是远洋大厦。世界经济好时，远洋公司的船队五大洲、四大洋地奔忙；全球经济下滑，大厦的灯光就如现在夜晚的星星。出总行西门，走个二三十米，就是地铁复兴门站，每天早上吐出成千上万的人，晚上又吞了回来。这些人匆匆的脚步，在上班时潮水一般涌入国企大厦、通泰大厦、平安大厦……那些走在路上，手中拎着食品袋，里边是一纸杯可乐或者豆浆，或者还有一块麦当劳，牛仔裤配着T恤衫，而T恤衫下摆永远飘荡在裤子外的年青人，一定是IT男。那些穿着米黄色长外套、黑色短裙、黑色长丝袜、黑色高跟皮鞋，把腰束起，肩挎艾玛仕，走起路来落羽轻风的女性，应是高级白领。那些穿着随意，走路不急不缓的女孩，多半是行政秘书。那些面孔严肃，走路也做思考状的男人，就大多是公务员或者行政机关的人了。而聚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门外，等着进去的男男女女，许多人就是律师或者会计师。证券、保险、基金、投资、理财、期货、股市、债市、金价、股指，金融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多少就业岗位，吸纳了多少精英人才，成就了多少人一生梦想啊。

总行面前的长安街，当年放眼望去的十里长安，如今车流汹涌。“上海”、“红旗”、“伏尔加”这些老牌汽车被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典、英国、韩国的汽车挤进了博物馆。现在，这些外国品牌的汽车，都无例外地用了中文标识。

夜晚，金融街静了下来。而汽车的光柱，柜窗的射灯、复兴门桥上的七彩霓虹，连同四周大楼的朦胧灯光，哪一种不是把梦点亮的颜色？

是的，在总行大楼办公，透过玻璃窗你所看到的，都是经济学所描绘的、新技术所期待的产业革命、夕阳工业的余晖、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结、第三产业的崛起、市场定位和市场细分、开放吸收带来的工业成果、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经济增长和物价和就业和国际收支和结构调整和市场力量。经济学中的所有现象，就在总行四周混杂着，经济学中的所有理论，就在总行四周演绎着。

总行的四周，就是一本打开来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翻到了第几页？

总行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迁出了三里河，迁到了这里。带来的不仅仅是办公环境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历史中那些最深刻、最根本的变革在这里发生了，那些最浓重、最亮丽的色彩在这里涂抹着。

终于，现金发行计划不再作为指令性计划，作为宏观调控必须完成的指标压在中央银行的头上了，办公厅的机要交通员也不用每天忙着把上百份的印着前一天现金投放回笼数字的“金融快报”送上去了。尔后，新增贷款计划的指令性弱化了，金融宏观调控的中介目标变成了M2。当人们开始讨论货币供应量，讨论货币乘数的时候，存款准备金率就发挥了作用。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让地方大员和国企集团老总疏远了人民银行，他们不再跑来要贷款指标的时候，权力寻租的机会也丧失了。

央行调整利率的消息在经济新闻中时时报道着，甚至在物价甚嚣尘上的时期，“保值贴补”成了利率的附加。人们对负利率有了认识，人们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于是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率先放开，同业拆借利率由双方商定；于是允许贷存款利率有了一定的浮动，并且逐步扩大了幅度；于是，上海银行间市场报出了Shibor，在贷款利率取消管制后，又报出了贷款基础利率；于是央行对同业存款做了规范指引，常备借贷便利的推出划出了利率边界上限的一边；于是，离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当M2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后，公开市场操作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着。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中，除了超额准备金，除了国债，还多了金融债，多了央行票据，多了公司债。央行的正回购也罢，逆回购也罢，由银行家们投价投量认购。央行的再贴现窗口，也不时有人光顾。

在三里河时期，高估的人民币汇率压抑了外贸的积极性，却鼓励了进口商。尽管有出口补贴的刺激，后来又有了外汇留成，但国家外汇储备就只有可怜的那么一点儿。那时，汇率调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大事，夜半的一纸加急电报，让人民币一夜之间贬值百分之四五十，但还是比黑市要少两元多人民币。直到1994年1月1日，实行了汇率并轨，实行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8.80元人民币开始了升值过程，我们看到外汇储备的数字年年翻番。到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人民币升值未恢复，储备增长更加迅猛，货币政策的对冲操作持续被动。直到2005年7月20日，人民币一日升值2.2%，并且参照一揽子货币调节，然后，一点点地，升值幅度从1‰到5‰，到1%，再到2%地扩大，并且出现了双向波动，并且改变了单边预期。

是的，2005年7月20日那一天，我奉命去境外通报人民币汇率改革。虽然不在总行，依然可以想到那一个夜晚，总行许多办公室的灯光彻夜未熄，灯光照耀着人们忙碌的身影。国际热线电话不停地响起，联系着IMF、美国、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的货币当局或财政部，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的电话一波又一波。那一个晚上，伦敦、法兰克福、纽约的股市、汇市，还有那些外汇市场的交易员们，怕是忙坏了吧？

就在这样的进程中，三里河的计划资金司，更名为货币政策司。不同时期的名字，倒也名符其实。

稽核局撤销了，金融管理司被拆分为银行监管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保险监管司。外事局被分为国际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司。尔后，银行司又分为银行一司和银行二司。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统一，人民币和外汇业务监管统一，全方位金融监管展开了，金融风险监管提上了日程。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开始推行，巴塞尔资本协议（一）关于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规定成为对银行的基本要求。总行和财政部反复商讨，终于使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逐年提升，直到最后建立了真正的风险准备制度。总行提出并组织建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

但是，一切似乎并未改变。在西方人眼中“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如何走出困境，不是单纯的监管能解决的。2003年，当央行把具体监管的职责交给新成立的银监会后，央行建立了金融稳定局，央行已清醒地认识到，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引入公司治理结构，强化约束和激励机制，在市场竞争中成长。2003年底，汇金公司成立了，运用外汇储备向工、农、中、建注资，成为史无前例的举动。2005年以后，包括交行在内的五大银行先后完成了A股和H股的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银行的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银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银行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

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用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化解证券公司风险，推动保险公司改革重组，还有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公司治理等等。在这些工作推进的同时，央行更着眼于把维护金融稳定从事后的处置转向事前机制建设，事中的风险监测，通过压力测试，通过建立金融稳定预警体系，切断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从对操作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的揭示，到对政府融资平台可持续性的关注，到警惕银行同质化的告诫，央行承担的金融稳定的职责正在细化中，在探索和创造中不断地前进着。

真正的中央银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统计体系的支持。1986年才正式建立的调查统计司，迁入新的办公大楼后，紧盯着金融改革进程，不断扩大和完善着统计内容。从单纯的国家银行到各类金融机构，从外资银行到资产管理公司到汽车金融公司，从SPV到小额贷款公司到村镇银行，所有的新型金融组织一旦建立，就纳入了统计范围。从编制综合信贷计划表和现金收支计划表到编制货币统计报表到编制货币概览，从金融机构表内业务全科目上报到贷款按国民经济行业、产业、企业规模分类统计，从手工统计到运用计算机到全国统一计算机软件到全国集中处理到开发多维报表。这一张统计大网，履盖了金融发展的点点滴滴，履盖了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而调查方式的变化，又在捕捉着市场的气息。居民储蓄问卷调查、5000户工业企业景气调查、批发物价调查、标准化存贷款抽样统计等等，把货币政策传导，把市场预期，把现实和前瞻性联结了起来。一系列的统计指标建立了，一系列的金融数据定期发布了，加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央行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重大政策出台时的新闻稿，透过这些，货币政策不再讳莫如深，你不用猜也可想到央行的心思。而一系列的计量经济的分析框架，让金融分析不再“据调查”，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单纯的存贷款、现金到金融规划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从先行指标到预警体系，央行，展示着真正的自我。

1984年，刘鸿儒副行长和一批莘莘学子在武汉提出“金融市场”概念的时候，曾有人为之惊愕。二十年后的总行，专门成立了金融市场司，推动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联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出，CME的研究借鉴，信息披露的定期和真实，银行间市场清算所的建设……而2007年9月，那一个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日子，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宣告成立。那时，出席成立大会的银行家们或许还未意识到，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的自律组织以后能激荡起直接融资的浪涛。是的，我们知道，亚洲的债市并不发达，间接融资牢牢把握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交易商协会是从短期融资券起步的，刚刚推出，就受到大公司的青睐。比银行贷款低100～200个BP的融资成本，让大公司吹呼雀跃，中小企业心向往之，于是，集合债券推出了。当人们要求融资期限突破一年的时候，中期票据出现了。发行市场上的踊跃，给了交易市场的机会。这些债券的流动性，又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市场的力量，也冲击了上市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管理思路。当市场大门敞开的时候，管理者的精力和用心，自然就放在了市场的秩序上。

手工联行的时代，银行异地之间的款项汇划，要么信汇、要么电汇，从北京到广州，一笔资金也许半个月还未到账。那时，付款行汇出资金，要填写联行报单，一联留存、一联寄总行核算工厂，一联寄收款行。收款行收到后，也要填写报单，一联留存、一联寄付款行、一联寄总行核算工厂。核算工厂负责对账，100多人也忙不过来，加班是常态。但是，你知道，总有资金在汇划途中，被称之为“在途资金”，就有银行分支机构占用，更有不法之徒，挪用盗用联行资金为非作歹。1987年，总行看到电子化时代即将到来，就组建了金融电子化公司。进入90年代，银行支付系统建设开始推进，总行建立清算中心，租用卫星运用“天地对接”方式传送联行信息。总行会计司结算处从会计司分离，加入科技司，以后又单独成立支付办公室，演变成了今天的支付结算司。这以后，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步入正轨，大额支付体系建成了，小额支付体系建成了，金卡工程大规模地推进着。现在，一眨眼之间，数百、数千、数万亿的资金已经跨千里万里，即时入账。仅2013年，就有23.5万亿笔、2037万亿元的资金通过了清算中心，划到了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各个账户。而POS机、ATM机、信用卡、借记卡、手机支付，不但极大地便利了金融消费者，保证了安全，也让银行的支付准备大大减少。进入互联网时代的银行支付，已经把个人、家、办公室、其他任何地方都和银行联在了一起。

征信系统建立了。现在，银行和公民不仅可以快速地查询公司和个人信用记录，更让人们珍惜自己的信用。是啊，当人们看重自己的名誉，当公司在意公司的声誉时，信用社会就向前迈了一大步。

反洗钱系统建立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从洗钱追溯犯罪，已成为打击犯罪、锁定犯罪证据的重要一环。

钞票处理的现代化系统建立了。清分机、粉碎机每天把大量钞票吃进来，把干净的吐出去。把脏的、破的碎成一点点，再压成块，市面上钞票的整洁度提升了。而2005年版的人民币防伪技术可以和外国技术相媲美。而在北京西边，那座现代化的人民币立体库，所有进出库的钞票都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在传送带上上上下下，不仅实现了人和钞票脱离，更可实现“先入库先出库”的规定。这座立体库，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现代化的窗口，不仅节省了人力，更是未来人民银行发行库建设的方向。

应该说，2003年后的总行，是以一种战略思维来构建央行和与之相关的金融体系的。有关的改革开放发展的举措，着眼于从管理当局到市场主体，从政策传导机制到市场运行机制，从市场竞争活力到市场规则的全面建设。这样一种深远的目光，每一个步骤的精密构思和设计，环环相扣的战术推进，就是要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使之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使之不仅能防范自身风险，而且能抵御外部风险的冲击，使之不仅引导资源配置，而且助力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从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到今天，我们只有30年的历史。初时，我们稚嫩，我们懵懂，但我们很快觉醒，我们善于学习，也善于创造。30年，我们走过了那些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如今，我们和他们并驾齐驱。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我们不再是听众，我们不再嗫嚅。无论是在IMF还是BIS，无论是在G20还是APEC，人民银行气宇轩昂的形象，高屋建瓴的目光，明晰深刻的思考，协调合作的真诚，让中国的形象高大，让人民币走出出国门。如今，香港、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悉尼，人民币离岸中心争先恐后地建立，NDF、CME报出的人民币远期汇率，已成为汇率预期的参考。而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已然挂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国货币同人民币的汇率已可以直接计算。还有那么多国家的央行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进入银行间市场，沪港通的联结，这些都宣告了资本帐户开放的更大步伐，宣告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更大步伐。

从三里河时期的总行到复兴门的总行，中国走向了复兴，央行走向了复兴。那些在三里河总行工作过的人们，那些在复兴门总行工作着的人们，那些在人民银行工作着的人们，乃至于此前在人民银行工作过的人们，这些创造和见证了历史进程的人们，是自豪而骄傲的。

这就是总行，有28个司局和21个直属企事业单位所构成，有702名公务员和1466名事业单位人员和直属企业582名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总行。这其中，学富五车的博士占10.4%，从各大学、科研机构毕业的硕士占44.1%，学士占35.3%。也就是说，在总行，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已将近90%。他们从全国各地、从海内外加入了人民银行总行，他们操着带有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把知识、智慧、眼光和思想汇聚在总行。每天每天，他们在计算机前，在会议室里，在电话机旁，从早到晚，为央行的事业忙碌着。

除了这些登记在册的员工，还有一批人，那些每天也在我们身边忙来忙去，默默地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的人们。他们是司机、设备维修工、大楼保洁工、会议室的服务员、食堂炊事员以及劳务公司派来的行政秘书。每天每天，他们在这座大楼里进进出出；每天每天，他们在各个楼层上上下下。灯坏了，水漏了，电梯停了，他们去修；走廊的地面，转门的玻璃，楼梯的扶手，他们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把本司局的文件资料带到四楼，放到其他司局的格子里；又把本司局的文件资料带回来，分发到各处室；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开水，他们为我们烹制了精美的一日三餐；他们中有些人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晚。他们和我们一样，为央行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还有一批人，我们也不能忘记，那就是830多名已经离退休的我们曾经的同事。这些人，年龄最大的已102岁。看到他们花白的头发，看到他们饱经苍桑的脸上依旧坚定的目光，步履蹒跚依旧坦然的笑容，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敬意。在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老同志中，在依然健在的老同志中，有我党早期的党员，有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尔后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开创者，有过雪山草地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有英勇杀敌的抗日英雄，有孟良崮战役的战地记者，有随解放军一路进军接收旧金融的军管会干部，有冬天把脚踏入热牛屎里的放牛娃，有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共商国事的爱国人士，有在旧银行工作过建国后又加入人民银行的老知识分子，有投身于祖国建设的热血青年……无论他们的经历怎样，无论他们的功劳多大，他们都加入了总行，都为央行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

这就是总行，一个到处张扬着激情和活力、一个到处荡漾着陈旧和保守、一个到处弥漫着热烈和浪漫、一个到处流淌着光荣和梦想的地方。在这里，你张开了理想之帆；在这里，你成就了人生梦想；在这里，你展示了智慧才华；在这里，你可以不断学习，汲取营养；在这里，你可以静静思考，积蓄力量；在这里，你可以大声争辩，探讨究竟；在这里，你可以一语中的，拨开迷茫。

这就是总行，一个吸引你，留住你，给予你机会的地方，一个你做了选择，但不后悔的地方。在这里，你也许会邂逅爱情，你也许会情定终身。你也许会和总行结缘一生，一辈子就在这座大楼里，无怨无悔地工作和生活，享受这里的环境、文化和氛围；你也许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总行呆过，然后飞走。那也没关系。我相信，哪怕你在总行工作的时间再短，但只要你在这里停留过，总行就成为你的一段经历，一段抹不掉的回忆，加之回忆之后的惆怅。总行很宽容，对进来的人，她有条件有要求，对出去的人，她不阻挡不拦截。她只是希望，在这座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都能尽快地找准人生的位置，都能让自己的人生闪亮。对于每一个人，总行只有祝福。

是的，这就是总行。这里不是殿堂，不需要你的虔诚，但需要你的忠诚；这里不是神坛，不需要你的崇拜，但需要你的热情；这里不是庙宇，不需要你的高香，但需要你的用心。对于想进入总行的人，仅有向往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好准备，从知识、体能到意志的准备；仅有选择是不行的，还必须有选择后的坚定，坚定自己的努力，坚定自己的方向。这里有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成长成熟，我们才可以继续前行；这里有挑战，只有接受挑战并战胜挑战，才不会败走麦城；这里有考验，只有经过锤炼、抵御诱惑，才能够步履坚定。

是的，也不可否认，有的人会落寞，也有的人会失意，然后，有的人离去。对于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世界并没给出统一的标准，每个人都是唯一。

是的，这就是总行。许多人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之奉献了一生。进来时，他们青春似火；工作时，他们呕心沥血。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年轮，时光铸成了他们的辉煌，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事业铭刻着他们的贡献。当他们两鬓如霜、含饴弄孙的时候，他们的快乐中有一份来自于总行；当他们凭几而坐，热荣氤氲的时候，他们的回忆中，始终有总行的形象。

是的，这就是总行。在总行，在这座大楼里，每天都演绎着发展变化，每天都有许多故事。历史在延续，故事也不会结束。我和你，你和他，他和她，我们，大家，都是历史的铺路工，都是故事的作者，也是这些故事里的角色。（本文来源：IMI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