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全球顾问委员会（GAB）委员。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持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6年末的23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已从高峰时的30％左右下降到2016年底的1.74％。2017年年初以来各种媒体分析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不足5％，提高到2016年底的8.4％，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在7.7％和8.5％)。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到57％(其中银行业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46％)，而在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美国这一比重为45％。作为银行经济学家，看见中国银行业不断“长大”，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我们也同时感到“长大”并不等于“成熟”，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向成熟是银行家面临的更大挑战。

一、中国银行业“长大"的过程充满着曲折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规模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的金融需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新中国银行业带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根据对外经济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中央政府开始对银行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在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之后，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工农中建”四行相继恢复（分立）和成立。1979年，为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需要，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后来由中央批准为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经营，从而形成了中央银行加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银行业格局。

在银行业不断分设的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开始进行恢复建立，积极探索并发挥自身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恢复停办了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此外，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城市信用社，国内金融机构多样化局面初步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范围的扩大和步伐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也受到了高度重视。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1986年1月7日，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对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的职能分别作了规定，自此中国银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7年，交通银行重新恢复，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等一批新型股份制银行相继设立，一些外国银行被允许在指定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上述举措给银行业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经营能力的提高。但此时的银行业还未摸索出一套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约束机制和管理制度，国有银行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束缚，行政化色彩浓厚。为此，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的探索也已开始启动。

经过几年实践，简单的“企业化”改革思路不仅使银行业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导致银行业自身问题丛生。于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为分离专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业务，1994年国家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金融法律，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商业银行法》的实施，为国有银行从过去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确立了法律框架，为国有银行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化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我们主动思考一系列银行改革的深层次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此次危机直接冲击，但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促使决策层下决心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巨大潜在风险。当时，由于外部监管缺失和银行信贷约束软化、市场财务纪律松弛、违规拆借资金难以回收，加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日趋恶化。与此同时，银行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对“银行企业化或商业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大量自办实体，经营混乱，导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沉重，虚盈实亏，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衡量，四大银行都濒临“技术破产”。中国银行家最先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心一意办银行”的口号正是在那个时候首次被响亮提出的。1997年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曾就建设银行改革与发展问题以“五论”的形式撰写了系列文章，依次为《为什么要“死里逃生”》《怎样提出的“双大”战略》《关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辨析个性，推进改革》和《一心一意办银行》，主要针对当时国内金融环境因多种因素出现了恶性竞争、高息揽储、违规经营、不良大增的恶劣情形，提出“两个在所不惜”“死里逃生”等重要战略思想。

1997年11月17—19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1998年开始，通过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等手段，对银行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之后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

外科手术式的资产重组还必须与内在体制机制重组相结合，银行改革发展逐渐找到了方向。简单地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划转“坏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不能保证“好银行”就能够诞生。事实上，传统银行剥离了不良资产后并不能自然转变为“好银行”新的不良资产又迅速产生。因此，怎样打造“好银行”就成为一个紧迫而深远的战略问题。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召开，做出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一轮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2003年底国家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随后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改革试点的总体目标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则，2005-2006年中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在港交所挂牌交易，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以“A+H”的模式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公开上市。在2007年初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明确了农业银行的改革总体思路，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业银行正式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可以说通过重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以及配套的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境外资本市场的严格检验，并由此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和飞跃，实现了质的提升。

二、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的提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有惊无险，而且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发布的2016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共有119家中资银行入围，其中17家中资银行跻身前100名，前10名中共有4家中资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列第1、第2、第4和第5名。随着中国银行业排名的上升，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和自信起来，认为中国银行业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也有人主张利用这个时机去海外并购，快速做大做强，抓住现在难得的“抄底”机会，加快建成真正国际化的大银行。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银行业自身的改革、转型也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机构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客观上相对抬升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当时，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损失惨重，股价剧烈下跌，市值严重缩水。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有限，加之中央政府为应对危机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一反一正，国际金融版图发生巨变，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一直稳居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两名。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地位提升是一件好事，迈向国际化大银行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大型银行服务的很多国内大型优质企业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地，相应大型银行的服务就需要跟进。应该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银行业实力抬升，的确是大型银行国际化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更不能持“抄底”的心态去并购、去买“便宜货”，尤其是银行家，更不能有投机的心态。况且交易价格只是并购交易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大部分交易而言，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在整合环节，整合工作的顺利与否，决定着整个交易的成败。笔者理解，现阶段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战略，还是要立足于以客户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客户走到哪里，银行的金融服务跟到哪里，“跑马圈地”抢市场不应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选择。

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必须基于自身独特的战略定位。银行在确定自身发展战略时，应重新审视经营活动的价值链，分析自身在哪些领域、哪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并强化这些环节。对于那些对价值创造贡献不大，甚至侵蚀价值创造的领域和环节，必须“壮士断腕”，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创造价值、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美国银行在发现自身的海外业务不具备比较优势时，逐渐将发展战略重点回归本土。虽然多数海外业务都有较好的当期盈利能力，但美国银行果断地将这些业务出售或者收缩，集中资源做好本土业务。因此，一个银行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自身禀赋、资源、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基础上，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不盲目跟风，这样才能摆脱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实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

还应该看到，指标领先不必然等于银行成熟，中国大型银行面临的挑战难以回避。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各项财务指标都已看齐甚至优于国外同业，但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财务指标上，更多还体现在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认真对照分析，特别是对照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管理实践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相关标准和要求，目前国内大型银行还存在不小差距。

首先是战略趋同，导致银行个体缺乏核心竞争力，银行业体系系统性风险放大。战略趋同，这不仅影响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不利于整个银行业全方位金融服务功能的发挥。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制定发展战略，采取何种商业模式，培养哪些关键能力来保持增长成为各机构最为关注的问题。面对危机后的新局面，国际先进银行纷纷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战略，制定转型方案，推动业务全面转型和商业模式变革。如花旗银行在危机后及时调整战略，改变原有的全覆盖战略，集中资源在优势业务领域，聚焦在全球交易、投资银行和消费银行等核心业务，果断削减并逐渐退出资产管理等非核心领域业务，同时积极巩固富裕客户群体，拓展新兴市场份额；摩根大通银行则制定了业务协同战略，通过将商业银行、公司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及个人和社区银行业务版块协调发展，注重内部协调和交叉销售，同时着力发展轻资本业务，提升综合定价能力，推动转型增长，效果显著；富国银行通过立足本土，聚焦社区银行服务，树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与谨慎的管理理念，对国际化和综合化道路保持谨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则聚焦数字化战略，通过建设一体化的数字化平台和直销银行业务，打造全渠道服务，改善客户体验，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成效显著。而目前中国许多银行在发展目标选择上普遍缺乏缜密的研究，忽视对自身禀赋、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和论证，随大流、全面开花，缺乏自身特色，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银行间业务雷同，没有自己的特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业务结构趋同，导致金融服务“过剩与短缺”并存，同业间低层次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银行业战略趋同，导致一些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长期难以改变，甚至在一些局部因“抽水机效应”还有所恶化。例如，对农村、县域的金融支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等，迟迟难以扭转金融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的局面，甚至现在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改制成银行以后，也追随大银行的战略，抢着在城里布点拓展中高端客户群体，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战略趋同容易导致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叠加放大。如前几年银行业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宗商品贸易等领域集体激进经营所带来的集中风险暴露，近年来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业务的近似同步的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体系内的关联度迅速增加，很容易集聚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是基础管理仍较薄弱，精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基础管理方面虽然进步很大，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政策制度一刀切，很多政策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和地区差异。再譬如技术工具相对落后。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技术工具是衡量其管理水平最直观的标尺，其中量化管理技术工具是最主要的标志。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使用的管理工具以定性为主，在不少业务与管理领域主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判断，粗放经营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应的是信息数据基础薄弱问题。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支持。例如，在营销环节，西方很多先进银行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采取数据库营销方式，对客户生命周期进行数据化管理，提升交叉销售能力，成效非常明显。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One）在创设之初就提出要通过金融信息的分析处理来开发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并率先制定信息驱动的数字化战略，借助丰富的客户数据积累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完成产品制定、客户选择和风险控制等工作，将数据思维融入在企业文化中，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迅速跻身全美前10大银行。过去国内大型银行对于信息数据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数据分散、缺失、标准不统一、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比较普遍。近年来，国内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在信息数据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不少银行正在探索建立个人客户数据多维分析平台，对个人客户的分层和细分，加大对关键事件的建模分析，逐步实现分层服务、分类管理和精准营销，但对数据的挖掘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信息资源的优势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银行业需要打造全面的数据生态系统，以客户数据为基础进行科学决策，培养数字化的营销能力，构建数字化流程，精简成本，提高效率。

再次是对经济周期等系统性风险不敏感。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的波动性是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在每一次经济剧烈波动或发生经济危机时，银行往往都是首当其冲。中国大型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背后均有经济波动的原因，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十分吻合。传导模式都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大——货币信贷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增加——价格上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滞销——企业资金链断裂——形成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经济衰退阶段收缩、经济复苏阶段犹豫、经济过热阶段扩张”的亲周期性特征表现非常突出。

经济危机后国外先进银行纷纷加大投入，研究压力测试工具，提升风险预警管理能力。虽然“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发生，带来的影响和范围也有所增加，但已经有国外先进银行对此深入研究，针对各类风险设计出一系列压力测试，模拟黑天鹅事件等极端情况预估对银行的影响，并提前做出部署安排和应急措施。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还缺乏对经济周期和系统性风险的敏感性研究，总体来看重视程度还不够，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管控上，还未形成应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能力，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未建立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响应机制。特别是对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经济波动情况下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相关性、恶劣条件下的压力测试等，银行还缺少前瞻性研究，缺乏相应的风险识别、评估工具，缺少分散、缓释、转移等主动应对管理的手段。

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对大型商业银行还缺乏一套科学统一的业绩评价标准。对于大型商业银行的考核，我们过去侧重于存贷款业务增长、账面利润增长等，后来逐渐完善，更加重视贷款质量、资本充足率、拨备后盈利等。应该说，依据上述指标都可以从某个侧面评价银行的经营业绩，但难以真实、全面评价银行整体的经营业绩，尤其是这些指标普遍存在滞后性。

评价标准实际也是一个“指挥棒”，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不仅容易产生监管套利，诱发逆向选择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中国货币信贷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传导。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收入必须覆盖相应的风险敞口。同样是赚1个亿的钱，承担1个亿的风险敞口与承担10个亿的风险敞口，其业绩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仅仅看账面的数据是不充分的，甚至还容易误导判断，要将账面数据背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敞口真实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有一个科学、客观的共同基点，否则根本没有可比性。

三、国外金融机构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在业界，一些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一些银行倒闭事件，抱着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这对于银行业走向成熟是极其不利的。银行就是银行，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只有善于从金融危机和别人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把握银行规律，才能最终不断走向成熟。

银行业具有鲜明的脆弱性特征，自身杠杆率较高，且时刻面临着信用层面、市场层面、操作层面以及政策层面等多方面风险的冲击，而且伴随金融的全球化、综合化、网络化，银行业天生的脆弱性将会越来越突出。另外，银行业的外部性特征显著。商业银行承担着整个社会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等职能，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银行自身经营成功，可以有力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支持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银行经营失败乃至倒闭，则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储户、交易对手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损害，具有很大的传染和辐射效应，非常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危机蔓延，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环境，容易掩盖银行内在的结构性缺陷。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经济实现腾飞，日本银行也迅速地赶超英美。1986年银行家》排出的世界1000家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中，日本大型银行在前10名中就占了7席；同时，日本银行在海外大规模并购扩张。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日本银行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自身存在的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缺陷，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等到经济形势出现逆转，银行体系风险迅速暴露，不仅自身大伤元气，长时间一蹶不振，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日本经济。殷鉴不远，日本银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汲取。当然，更值得认真吸取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世界主要银行的教训：

第一，银行业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基础。从这次金融危机首先需要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发展要回归本源。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仅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市场规模就超过60万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4-5倍，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不断改革，金融不断深化，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良性循环。但同时需要看到，部分机构在盈利冲动下，通过资金层层嵌套、期限错配和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赚取超额利差，导致资金空转，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二，金融杠杆不能超越自身可承受范围。高杠杆比率是金融机构的固有特点，也是风险管控的重点和难点。提高杠杆比率意味着以同样的资本做更多业务、承担更大的风险敞口，是一把“双刃剑”。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来看，投资银行之所以首当其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杠杆带来的风险失控，超过了自身管理能力和资本可承受限度。目前，国内很多银行在一些领域也存在过度放大杠杆、快速扩张的倾向。例如部分银行在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追求资产规模扩张，通过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加杠杆，高风险经营，追逐利润。以同业存单发行为例，2015年发行量为5.3万亿元，2016年则达到13万亿元；截至2017年4月，同业存单的托管量达到8万亿元。

第三，创新不能游离于风险管控之外。不少人将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视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衍生产品本身，而在于管理者认识偏差和风险管控缺失。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很多金融机构对于债务担保证券（CDO）、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内在风险缺乏深刻理解和必要重视，有的则将其视同普通交易业务交由市场部门自行管理；有的虽然意识到这些业务可能存在较大风险，但并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源进行独立、尽职的风险识别、计量、评估，而是简单地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和风险评估报告。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也存在类似的苗头。

第四，关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伴生、耦合和转化。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初根源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次级按揭贷款大面积违约，属于信用风险范畴，但由此引起的大面积市场震荡，迅速引爆市场风险，二者互相耦合放大。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共同作用，引起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破产，随后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放大。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对各类风险的管理虽都有一定的研究和管理手段，但对各个风险类型之间的伴生、耦合和转化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研究，这方面是一个重大缺陷。

第五，关注表外风险和表内风险的相互转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原先通过结构投资载体（SIV）、协议控制模式（VIE）等转移到表外的风险又重新回到表内。美国五大投资银行2007年底的表外负债总额达到17.8万亿美元，表外杠杆率达到88.8倍。长期以来，银行业主要关注表内风险（而且主要集中于贷款风险），对于表外风险重视不够，管控非常薄弱。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迅猛发展，一些表外产品创新（包括一些信托型理财产品）非常活跃。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2016年6月中国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达到26.68万亿元，大量理财资金进行了委外管理，非银机构利用委外资金进一步加杠杆、加久期，大量的资金涌向债券市场和权益市场。这些银行表外业务因杠杆率较高，对利率较为敏感，一旦遇到市场剧烈波动将面临较大风险，会导致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转化，潜在隐患很大。

第六，正确认识现代计量技术和模型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现代金融离不开先进的计量技术和模型，但是一味依赖或迷信计量技术和模型也是很危险的。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基于精细的数理模型设计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其科学性最终没有经受住市场突变的考验。因此，借助模型但不要迷信模型，充分了解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局限性，做到专家经验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统一，这是值得国内银行业认真汲取的一个教训。

观察中国银行业的变化，很多专家喜欢用是否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标准来衡量，并用“形似”和“神似”两个词来判断。“形似”相对要容易一些，譬如某些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资产规模、业务结构或收入结构向对标银行看齐；但是做到“神似”却不容易，需要深刻理解、艰苦努力和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以为，“神似”的核心主要集中在那些“看得见摸不着”的银行经营“灵魂”上，具体体现在银行经营理念、意识和文化方面。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我们期待其在经营意识和文化理念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