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校园贷”引发的恶性事件去年屡屡登上新闻媒体，撩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连日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如何整治“校园贷”乱象的话题引发了代表们广泛的热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把“履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写入其中。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校园贷”引起了代表们的广泛关注。各位代表所议的 “校园贷”可分为三类：电商背景的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等提供的信贷服务；消费金融公司推出的产品；P2P贷款 平台（网贷平台）。其中，消费金融公司和P2P网贷平台等推出的部分产品，因其渗透校园力度大，催收方式等一度备受争议，违法违规的“校园贷”因此被政府纳入到严厉整治的范围。

2017年，教育部等多部委出台规范校园贷管理的文件，明确任何网络贷款机构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并鼓励正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同年12月，央行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网贷平台不得为在校学生、无还款来源或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提供借贷撮合业务。

与会的代表们认为，在防范不良校园贷风险时,唯有在源头上对学生借贷合理需求进行“疏导”,在过程监管中对制度的漏洞和借贷投机行为进行“围堵”，加大在校生的财商教育，银行系“正规军”进入校园市场，满足大学生群体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

现象

贷款公司链条化犯罪成套路

市人大代表、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除了本职工作，平时也做过多起公益诉讼，他接触很多在校大学生因为无法偿还贷款引起的纠纷，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高校，他所接触的案例中有的学生需要偿还十多万贷款，他还听到过有的高校学生因为躲债而辍学，还有的甚至因此走上轻生的道路。

刘林表示，在他了解到的案例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的贷款公司利用学生求知欲强和求职心切，声称前期零投入提供免费培训帮助学生就业，学生培训后，对方帮他们“顺利地”找到了一家公司工作，这时贷款方声称培训是需要花钱的，很多时候都以万计。他接触过一名有类似遭遇的学生，被索要2.4万元培训费，当时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很难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时贷款方就会让学生贷款来偿还这笔钱，之后利滚利，需要偿还的数额越来越多。之后，学生找到工作的这家“公司”就跑路了，这时学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刘林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经历了培训、求职、贷款三个过程，每次都是和对方单独签合同，看起来三方各是各的，比如公司跑路了，贷款方会和学生说，“我不管这些，我就要还钱”，但是，这三方背后是同一个幕后操纵者，可见一些贷款公司的犯罪已经呈现出链条化、集团化、套路化严重的特点。另一部分贷款是有的学生消费超过了自己的经济条件，借了高利贷，后来利滚利。他接触过的案例中，有的学生到后来发现自己需要偿还十几万元，完全无法解决。

市人大代表、光大银行信用卡（享低息贷款）中心总经理刘瑜晓还揭秘了一些非法校园贷的“关系催收”催款方式。“因为大多学生贷款时并未注意违约风险，而一旦发生违约，学生父母和朋友的电话，就成为网贷公司催债的‘重要武器’。”刘瑜晓表示，校园网贷公司已形成一套体系化的催款“十部曲”，分别为：给所有贷款学生群发QQ通知逾期、单独发短信、单独打电话、联系贷款学生室友、联系学生父母、再联系警告学生本人、发送律师函、去学校找学生、在学校公共场合贴学生欠款的大字报，最后一步，群发短信给学生所有亲朋好友。“一般到第四步，学生就会还款了。”

探因

校园贷门槛低 商家设“高利息”陷阱

大学生之所以如此偏爱校园贷，是它几乎没有任何门槛，无需任何担保，无需任何资质，只需动动手指、填填表格，就能贷款几千甚至几万元。市人大代表、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刘瑜晓向北青报记者分析道，“有些校园贷还会人为设置陷阱，用‘滞纳金’‘服务费’等字眼掩饰其高利息的本质，引诱大学生落入高利贷陷阱。”

刘瑜晓还表示，校园贷的较长分期还款方式和用户财经知识的匮乏，还造成了学生们对真实利率的高低并不敏感。“事实上，涉及校园借贷的平台借款利率普遍较高，个别项目借款学生所付年利率达25%以上，这是高于银行的信用卡分期的。”

学生自制力差 禁不起消费诱惑

采访中，多位市人大代表表示，变了味的校园贷盛行，另一个原因在于学生自制力差，禁不起消费主义的诱惑。校园贷本应是助学、创业，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贷款资金被学生们用于网游、网购、聚会等消费。

据市人大代表、北京林业大学书记王洪元的观察，学生使用校园贷，80%都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刚需。“现在绝大多数用校园贷的学生，都不是因为贫困，或是创业。贫困生，学校有助学渠道。创业的话，也有很多创业项目支持。我知道的，比如有用来打游戏的，这哪是刚需？”

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则在对学生的调查中发现，不光是穷学生，富裕家庭的学生也会频频使用学生贷。比如有学生因为无照驾驶被罚3000元，只能用蚂蚁贷款交罚款；有的买iPhone8的贷款还未还清，又跟风贷款买了iPhone X；一些基于虚荣心理攀比消费，只能贷款购买奢侈品。“基于完成学业而贷款的，几乎没有。”

一些借款平台采取放任态度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党委书记许泽玮表示，“校园贷”的本质是给没有借贷能力的人高额贷款，大学生是没有收入的，他的偿债能力非常微弱，如果只借给他1000块钱，他能想到办法还钱，但是如果一个大学生负债10万，他就只能想办法欺骗，做坏事，甚至出现像“裸条贷”这样的极端情况，一些女孩因此走向了色情交易。“裸条借贷”的问题不仅是利息超过了合法范围，大学生没有偿还能力的问题，它还涉及对女大学生基本人身权益的侵犯，以及通过互联网非法收集、传播、交易不雅信息，击穿了社会伦理的底线。

除了“校园贷”之外，“现金贷”也在高校和农村地区蔓延。对此，许泽玮表示，“现金贷”的主要问题是收取了过高的利息，一些“现金贷”成了变相的高利贷。在“校园贷”被禁止之后，一些学生通过伪造身份信息获得借贷，但实际上这在技术上是可以查出来的，但有些不良的平台对此采取放任、默许的态度，只要你敢借它就敢放，使得实际上“校园贷”并没有真正消失。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比如打印借款者一年的银行流水，学生没有收入是很难造假的。“校园贷”应该被完全禁止，“现金贷”需要加强监管。

许泽玮表示，“校园贷”往往伴随着多头借贷的情况，比如一个大学生借2000元他可能有偿还能力，但他在多个平台借款，比如10个平台就有2万。这是互联网借款平台本身的缺陷，互相之间并不掌握对方的信息，就造成了风险。

建议

学校需加大在校生财商教育

如何防止学生们不理性地使用校园贷？王洪元代表提出，高校需要从学生们入学开始进行教育，就要给学生们打“校园贷”的预防针。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老师还会对学生们进行分组，设小组长，日常监督，老师们也随时和学生们在微信群里沟通，一旦发现什么苗头，能尽快介入。“即使毕业了，有些大学生都还不是合格的‘劳动生产者’，更何况在还没进入社会，心智都还不成熟的大学阶段，所以学校的管理一定要重视起来”。

秦红岭曾调查过多个学生贷款的原因，一部分人将原因归结于需要用钱但又不希望家里知道，又相信自己有能力偿还；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家里父母也在刷信用卡，提前消费也没什么错。秦红岭对此提出高校其实应该开设有关财商的课程，丰富学生们的金融知识、提高理财能力。“应该让学生们在走出校园前建立理财观念和资产合理支配的能力。”

行业内应建信息共享机制

整治校园贷，光“堵”还不行，还需要“疏”。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曾表示“校园贷要开正门”。 监管层面和从业机构层面都意识到，校园贷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且需求量还很大。

市人大代表、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刘瑜晓告诉记者，2017年以来，交行、中行、建行等多家银行针对学生群体推出相关金融产品，校园贷的“正规军”开始扩容，中国银行推出了中银E贷·校园贷产品，建行广东省分行也发布了校园贷产品“金蜜蜂校园快贷”，光大银行推出首张针对大学生的“光大正青春信用卡”。

刘瑜晓介绍，基于政策要求，正青春信用卡先是采取了“保守”的态度，采取零额度形式发行，需要先存款后消费，消费行为可计积分。“既要保证风险可控，又要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这是我们所一直在思考的。”

为落实银监会提出的“银行机构发行大学生信用卡必须要先落实‘第二还款来源’”要求，部分银行欲采取与保险公司担保的形式推出有额度大学生信用卡，在保险公司担保的前提下，再将根据学生资质情况匹配对应额度。“大学生群体有其特殊属性，虽然大部分已经成年，但是几乎没有信用记录，传统的风控及授信模型与大学生群体的审批需求存在一定偏差。所以对大学生的资质评判会更加侧重于客观的事实依据，比如学生可查询到的学历情况，包括就读学校层次、学历层次等。还会调用到国家认证的官方学历校验平台信息。”

市人大代表、华夏银行监事长成燕红提醒重返校园的银行业，应将风控放在首位，呼吁政府牵头建立行业内统一的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多头借贷”。“同时，教育部门应积极配合，做好在校大学生毕业流向等信息共享，有助于毕业后重建信贷关系，银行不担心找不着人，学生也不可逃避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