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春光，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研究员；

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亚太》；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沟通等五大方面。其中，贸易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也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近四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稳步增长，自由贸易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研究“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借此量化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的水平，建立贸易投资进展监测机制，检验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贸易投资合作的动态变化，反映其在整个世界格局下整体比重的波动情况以及每个区域的动态变化，以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方向性指引，成为推进“一带一路”进展的“风向标”和“指南针”，为未来探索建立“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情况的长效评估机制奠定基础。

一、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从２０１３年提出到建设已历经近四个春秋，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从媒体、实践等各个层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感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和进展。如何评价过往三年多来的奋斗过程，将之转化为可量化、可回溯的全景式画面，使我们既看到成绩，也看到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发现现实与倡议之初是否在同一轨道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需要建立一套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动态性的评估体系来完成。

２０１５年以来，大量机构和学者开始建构指数体系，从不同角度测度“一带一路”的进展（见表１点击放大）。２０１５年上海航运交易所、２０１７年宁波航运交易所分别构建了“一带一路”航运指数和海上丝路贸易指数。2015年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等单位基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维度,建立了五通指数。２０１６年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联合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风险指数报告。

中华、王一帆等一批学者发布了“一带一路”相关指数研究成果，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指数研究虽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专业性、宏观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二、指标构建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致力于为从全球视野评估贸易投资合作的成效提供手段，为沿线国家利益相关方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这个指数产品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贸易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也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贸易投资领域本身就有可量化、可监控的属性，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二是聚焦重点环节。“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涵盖了贸易投资水平、贸易投资设施和贸易投资环境等三个一级指标以及九个二级指标。这三大指标中的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等核心环节，涉及了“五通”里面的“三通”，应该说抓住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环节；三是聚焦重点区域。

指数样本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４个国家，涉及东南亚、西亚北非、俄罗斯及周边、中亚与蒙古、中东欧和南亚等六大地区。与一般的指数报告不同，这里的贸易投资指数并不对国家进行排名，而是划分了六大区域，重区域轻国别。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将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因此，“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研究将为更多区域性合作提供智力支撑，同时，从区域维度开展研究，显然更具可操作性。

（一）测算对象

本研究主要测算“一带一路”沿线６４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情况（新加入国家暂未纳入统计范围），因巴勒斯坦的多数数据缺失，最终实际测算６３个国家。６４个沿线国家的分布如表２所示。

（二）构建原则

１．全面性。根据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分层指数结构，尽可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进展情况。

２．客观性。为了在基础指标中选取最优方案，构建了覆盖概念重要性、数据质量、数据区分度等维度的指标评分表，通过量化方法对各基础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最终通过将综合评估结果与概念体系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最优指标组合，进一步减少指标筛选过程中的人为干预。

３．动态性。虽然“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开展了三年多，但是鉴于贸易投资指数是首次提出的，并将以后每年发布年度报告，因此，本研究将测度基期设定在２０１６年，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为起点，将持续评估“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进展成效。

（三）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经多轮实际测算和专家评议后，最终确定了“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标体系，具体如图１所示。

（四）数据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化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科学网络（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分国内外权威研究报告或年鉴，如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等。

数据预处理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的前提，主要方法有数据清理、集成、选择、变换、归约等。本研究运用的负向指标规范化方法涉及的指标包括国际漫游费用和公共债务规模，采用分级的标准化方法,将不同的值区间映射到分级后的数值区间。本研究使用缺失值补充方法,其中正向指标采用第一位至上四分位数的区间平均数填充；负向指标采用下四分位数至最后一位的区间平均数填充。

（五）赋权方法

本研究引进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向１８位专家发放了调研问卷，回收了１２份，均为有效问卷。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最终计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值（见图２）。

（六）结果综合方法

综合评价模型可把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的取值合成为一个综合数值。本研究采用加法综合评价模型，即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加权算数平均，求综合评价值，如公式所示。

Ｒｉ＝∑ｒｊｗｊ——（公式１）

Ｒｉ为第ｉ个国家的综合得分，ｗｊ为第ｊ个指标的权重，ｒｊ为第ｊ个指标的得分，它是经过数据规范化处理后的某一评价指标的具体取值。各指标的具体取值都做了指标的正向化转化，综合评价值越高，其互联互通程度越好。

三、总体评价

（一）总体得分

研究以２０１６年作为基期，年度总体得分为６１．４３（满分为１００）。这个得分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投资合作程度（见表３）。

如果把合作程度划分为顺畅型、良好型、潜力型,薄弱型的话，那么，该得分处于潜力型的区间。这一得分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拉低了整体全球增长率，对贸易投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全球的总体贸易量在２０１６年同比增长１．３％，连续第五年增长缓慢，创下了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最低,增速１５年来首次低于全球ＧＤＰ增长速度。

部分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纷纷发起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对贸易复苏形成阻碍。二是区域的影响。在“一带一路”的经济地理版图中,一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世界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沿线却形成了经济的深度凹陷区，大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沦为世界贸易的“过道”，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

虽然东南亚、俄罗斯及周边得分较高，但是部分区域如南亚等区域，贸易投资整体水平偏低，拉低了整体得分。三是建设阶段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行了三年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协调难度大，要改善贸投环境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才能逐步显现成效。

这一年度总体得分虽然刚过６０分，但考虑到部分地区相对滞后,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大背景，这一进展得分尤为不易。同时也说明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仍有很大的空间。从内部环境来看，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尚需加快，非关税壁垒较为严重，区域合作机制仍需完善。沿线国家产业竞争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低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投资的合作水平。

从整体格局看，贸易投资指数评分在沿线国家的不同区域间差异波动较大。如图３所示，第一梯队为俄罗斯及周边地区、东南亚地区，得分分别为７０．４９和６７．１４，该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俄罗斯及周边一般贸易居多，价值量大于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东南亚，在加入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权重的评价体系下，在得分上也体现了这一差异。中国与东盟等沿线地区的贸易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梯队为中亚与蒙古、西亚北非地区，得分分别为６０．０９和５９．３１。中亚及蒙古与中国地缘相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亚不仅在地缘上是“桥头堡”，也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地区。中国与中亚及蒙古的政治互信程度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西亚北非地区长期局势动荡，政治安全状况较为复杂。“一带一路”建设也能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注入一些积极因素。

第三梯队为中东欧和南亚地区。受种种因素制约，该区域贸易投资水平整体偏低，得分分别为５７．１８和５６．９２。中东欧国家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间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动荡和不稳定情况，但与中国不直接相邻，因此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都不是太多。南亚虽然与中国地缘相近，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贸易和人员往来主要靠海路和航空，陆上联系较少。

（二）贸易投资水平指标

从分类指标来看，总体上呈现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即贸易投资水平普遍高于贸易投资设施水平和贸易投资环境，贸易投资设施水平略高于贸易投资环境。这说明仍需下大力气改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软件金融环境等方面更需要沿线各国携手共建。因此，沿线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协商，一方面要改善自身贸易条件，降低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应着力提升投资开放水平，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合作。只有从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地推动沿线各国贸易投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图４结果显示，全部地区贸易投资水平平均得分为２３．５６。其中，东南亚为２７．０９，显著领先于其他各个区域；俄罗斯及周边２４．７２，西亚北非２３．８８，紧随其后；南亚２３．００、中亚与蒙古２１．８７、中东欧２０．８２，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与蒙古、俄罗斯及周边地区对中国进出口占其全部进出口比率较高，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更强，中东欧等地区相对于中国的贸易紧密度较弱。

从贸易投资水平来看（见图５），贸易合作显著高于其他指标，得分为８．４０５（六大区域加总平均，下同），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进展更快，成效更明显，处于先导地位。投资合作得分为８．１７，产能合作为６．９８５，提升空间较大。贸易合作方面，中东欧领先其他区域，南亚较为滞后；投资合作方面，东南亚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中东欧、中亚与蒙古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能合作方面，东南亚领先其他区域，中东欧得分最低。

贸易投资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重要的经济贡献，也为贸易投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重点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的海陆二脉，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提高贸易、投资、人员流通的便利性。通过公路、铁路、港口、跨境油气管道、跨境光缆、输电线路等建设的完成，中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本架构将基本形成。

（三）贸易投资设施指标

图６结果显示，贸易投资设施平均得分为１９．６９（六大区域加总平均，下同）。其中，俄罗斯及周边２４．３２，领先于其他各个区域；中亚与蒙古１９．８５、中东欧１９．２８，紧随其后；西亚北非１８．８３、东南亚１８．５４、南亚１７．３，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贸易投资设施来看，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和能源设施三项指标得分极不平衡，分别为１０．５８、７．６９、１．４２。交通设施方面，俄罗斯及周边领先于其他区域，得分为１２．５６；通信设施方面，中东欧（１０．５８）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南亚最低（５．９７）；能源设施方面，除俄罗斯及周边（３．９６）之外，其他区域得分均为１或以下，提升空间巨大。

（四）贸易投资环境指标

贸易投资环境是“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重要支撑。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多边合作、推动建立区域投融资机构、本币互换和结算、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互设分支机构、金融机构业务合作、项目融资合作、金融市场合作及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创新等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重点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但受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国内政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合作总体水平仍然不高，相关支撑环境还有待提升和完善。

根据图７结果，贸易投资环境平均得分为１８．６１（六大区域加总平均，下同）。其中，在第一次梯队中，东南亚（２１．５２）领先于其他各个区域，俄罗斯及周边（２１．４６）紧随其后；第二梯队,中亚与蒙古得分１８．３７，中东欧得分１７．０７；第三梯队中，南亚得分１６．６３，西亚北非得分１６．６０，存在着较大提升和改善的空间。

从贸易投资环境来看，投资环境（７．０６，六大区域加总平均,下同）显著高于其他指标，金融合作（６．０８５）其次，信贷体系排名最后（５．４６５）。金融合作方面，东南亚（８．６５）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东欧（３．０８）最为滞后；信贷体系方面,中东欧（７．０２）领先于其他区域，南亚（４．３４）排名靠后；投资环境方面，俄罗斯及周边得分（８．２２）最高，其他各个区域较为均衡，均在６分以上。

四、政策建议

虽然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增长迅速，但仍然面临发展滞后的困境，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整体水平偏低。除了东南亚和俄罗斯及周边外，其他区域贸易投资水平得分均低于及格线，“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通而不融”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二是发展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其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和能源设施等方面落后，沦为世界贸易的“过道”，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三是竞合关系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差异很大，部分国家安全局势复杂，社会风险高，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竞合关系，在多边协调方面难度很大。针对这一情况，应在以下方面进行寻求突破口。

（一）推动区域物理、市场和体系多维连接

一是打造“三网一区一链”整体联动格局。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中亚、南亚等地区远离世界市场，难以享受世界大市场带来的贸易优势,其较差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基础设施的不足严重阻碍了“一带一路”地区的要素流动，成为区域分割的重要原因。未来，“一带一路”应重点打造“三网一区一链”的整体格局,实现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产业集聚区以及产业链的整体联动，使得国家之间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形成合理的贸易分工，最终使各方深度参与区域性乃至全球价值链。

二是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连接。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贸易流动受到大量人为壁垒的阻碍，形成制度上的经济距离。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据世界银行资本限制指数，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资本限制指数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未来，要更加注重深化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关系，推动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动市场一体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对接。

三是促进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改革。新丝绸之路惠及各方经济,构建和平价值。各国人民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赢，是心意相通的。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立起多元化的贸易合作机制，克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发展阶段、经济模式、利益诉求和对外战略等方面的异质性，使得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并实现区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增强沿线各国的获得感，推动多种文明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突破贸易投资合作的短板和瓶颈

从贸易投资水平指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表现为贸易畅通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关税壁垒比较严重，影响贸易规模扩大；区域合作机制水平较低，制约经贸合作深入；贸易劣势明显，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亟待提升。为此，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以区域大国为龙头，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都是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参与力度。当然，“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这些国家也将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可通过官方、智库和民间等多层面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为“贸易畅通”奠定好基础，为整个区域的合作搭建起有力的支撑框架。

二是以硬软件为抓手，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针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瓶颈问题，建议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专业性金融机构作用，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通断头路、瓶颈路等。积极推动现有交通运输便利化运输协定的落实工作，消除区域性运输贸易的制度障碍。加强海关合作，推动程序简化、单据互认、技术标准兼容等。

三是以境外园区为重点，变通道为经济走廊。目前不少沿线国家在大通道建设方面缺乏积极性，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与这些国家存在较好的互补性，部分产业正在加速向外转移，在园区建设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既顺应产业转移的趋势，系统性地输出中国智慧、方案和模式，拓展了市场，又帮助了沿线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真正把通道变成经济走廊。

（三）着力解决贸易投资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问题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设施指数突出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各类设施之间建设的不平衡，二是各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剖析其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政治因素。由于政局不稳、地缘政治冲突严重,直接影响了设施联通的意愿和需求。二是自然因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工程施工难度非常大。三是技术因素。许多国家对技术标准规范不一致，导致设施联通出现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基于此，建议一是创新驱动，强化资本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在投融资推进方面应充分遵守市场规律，使企业成为投融资主体。

为提高投融资效率,首先要加强对各国金融资源互通以及商业性、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统筹。要根据项目的条件，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基础设施金融保障体系,创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发行“丝路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产品。把ＰＰ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模式，打造若干具有样板意义的经典案例并复制推广。

二是开放协调，深化共商共建机制。“一带一路”所涉领域广，时间跨度大，问题复杂，复合性风险高，“一带一路”已超越发展合作的传统范畴，上升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高度。因此，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综合应对国内外经济、安全、社会、人口、宗教、文化、生态、地理等诸多因素的挑战。一方面，应加强多边、双边沟通与协商，构建合作和对话机制，搭建起信息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平台，形成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应加强在域内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应对方面加强合作，规避投资风险，最大程度上避免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三是绿色发展，建设一流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整体来看，生产效率提升幅度有限。近年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数字化、低碳化、产业化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基础设施项目绿色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约束条件下，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坚持绿色、科技的原则，最大可能地引进绿色技术、信息化技术，提高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生产率，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四是共享成果，增强各经济体获得感。一国基础设施的改善仍需主要依赖其国内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能作为有益补充，不能也无法成为主导。促进设施联通，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应以东道国为主。在实施过程中，应牢牢把握和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强调互利共赢，调动政府、企业、民间等各多元主体，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以一批示范性项目为切入点，多搞一点早期收获，让“一带一路”建设惠及各国人民、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更公平的福祉，使沿线各国人民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四）共同优化和完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环境

从贸易投资环境二级指标可以看出，沿线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一是金融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参差不齐,为金融区域合作带来困难；二是项目需求与金融服务不匹配。目前，集中在“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融资需求大，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金融创新服务难以满足。三是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不一致，各种机制尚不健全。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要发挥金融机构平台的作用。建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优化亚洲地区的金融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一体化提供新的金融动力。深化开发性金融的中长期投融资优势，简化中方企业境外项目获取货币互换资金的程序，联合亚投行、亚行、世界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选定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其提供中长期投融资服务。加快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鼓励中资金融机构以“一带一路”为轴，构建分支机构网络布局，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优先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银团贷款、融资代理等金融合作，使沿线国家的金融消费者都能切实享受到地区合作发展的成果。

二要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随着亚洲地区扩大内需，加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为亚洲将大量储蓄剩余在内部转化提供了条件，因此,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日趋重要。要加快区域内债券市场的发展，促进沿线国家资金融通，推动亚洲金融合作；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在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的上中下游，均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结算货币，在能源贸易、油气管线建设项目上应加快提升使用双边货币的比例；重点发展沿线货币支点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合作，加快提升本币互换规模；在沿线国家的关键城市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引导人民币金融产品定价。

三要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建设。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缺乏代表性等问题愈发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把握机遇，积极倡导国际金融危机防范与救助（风险分担）、建立包容性发展导向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合作机制（利益共享）、建立金融领域的交流机制与对话平台（平等对话）等合作理念,呼吁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局部变化，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发生变化。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构建系统全面的绿色金融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积极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体系，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债券市场。

四要深化沿线国家区域监管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培养一批熟悉国际金融法律法规的人才，推进金融立法国际化。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和监督，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范围之内。通过内部交流、知识分享、同行学习，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尤其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的完善方面做出贡献，并以一致的立场将其上升为通行的国际经济规则，从而在国际金融秩序构建中，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下资金融通、金融合作理念的影响力。同时，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监管当局间的沟通与协调，扩大信息共享范围，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