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是美国朝鲜战争研究界内著名的左翼学者。数十年来，卡明斯因其观点在美国和韩国学界与舆论界招来许多批评。他曾被《朝鲜日报》（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记者冠上种族主义、反韩和反美的帽子，一些美国学者不满他对朝鲜的同情态度，质疑他过分袒护朝鲜。

除了“左翼”外，卡明斯另一个常见的头衔是“修正主义”，他对“修正”有自己的理解：“有关1940年代晚期的很多材料直到70年代以前都不被人知晓，当基本的事实被掩盖时，真实的历史也无从谈起，我们所做的正是‘修正’它。”卡明斯不满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历史的遗忘，更是人们对待历史时那先入为主的偏见和理所当然的傲慢，而这份偏见和傲慢的负面影响作用至今，“今天我们在朝鲜半岛仍旧犯着同样的毛病”。简要看来，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与美国对朝政策研究中最鲜明，也最具争议的观点有如下三点：

首先，就朝鲜战争根本性质的解释上，卡明斯以“内战”定义这场战争。他强调朝鲜战争爆发的本土性根源：朝鲜政治势力在抗日斗争中已经分裂。卡明斯反对将1950年6月视为朝鲜战争的开端，“询问6月25日那天是谁先挑起了战争是个伪问题”，卡明斯指出，“事实是，在美军踏上领土之前，朝鲜就已经出现了对立的两股势力。”这与主流学界在美苏对抗视角下研究朝鲜战争的路径鲜明区别。

其次，与始终维护美国参加朝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美国朝战研究“正统派”不同，卡明斯对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政策和行径始终持尖锐的批判的态度：美国对朝战的干涉不仅是失败的，更是错误的、非人道的。他尤其谴责朝战时期美国空军对朝鲜的地毯式轰炸，“就像日本在侵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样，美国在朝鲜犯下了足以视作‘战争罪行’的暴行”。

最后，立足朝鲜战争研究成果，卡明斯坚定地反对以布什“先发制人”战略为代表的美国对朝政策，并坚持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和谈和和解完成。“美国72年对朝政策史也是72年的失败史”，卡明斯曾如此犀利评论，而失败的根因，正是美国对朝鲜和朝鲜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盲视。

卡明斯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及其后果始终保持高度敏感性和批判性，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对美国与东亚关系，乃至美国全球格局的整体认知。他以“太平洋主义”来概括美国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美国向太平洋——更确切说，向东亚的扩张，塑造了今日东亚政治体系的基本格局，上述东亚模式正进一步向中亚、中东乃至非洲延伸。“明显的单边主义，迅速诉诸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对法治惊人的无视”，这些朝鲜战争中已经萌芽的、错误的对外政策倾向一直持续至今。而在美国霸权的影响下，卡明斯在书中写道，“日本及其东北亚近邻（主要是韩国和中国台湾）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巢居于西方霸权体系中，几乎完全不曾获得过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的、自我定义的、全面的自治”。

2007年，卡明斯被韩国授予“金大中学术奖”（Kim Dae Jung Academic Award）。卡明斯极为赞赏这位韩国前总统促进南北对话与和解的努力，在他看来，金大中是首位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正确理解和对待朝鲜政权的总统。对这位始终赋予自己学术研究强烈的道德责任与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有挖掘历史，唤醒记忆，才能批判现实，促进和解。随着著作《视差》《朝鲜战争》中译本出版，他的观点被更多中国读者知晓。2017年9月，澎湃新闻专访了布鲁斯·卡明斯，期望呈现这位争议性历史学家的更多面向。

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抗日者与通敌者的战争

澎湃新闻：在你的著作《朝鲜战争》中，朝鲜战争常常与“不为人知的”“被遗忘的”等形容词一起出现。事实上，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美国对越南战争——另一场冷战背景下美国参与的亚洲战争——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朝鲜战争的关注度。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美国人对两场战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态度？

布鲁斯·卡明斯：越南战争深深影响了婴儿潮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我想有三个原因能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你应该知道，越南战争也被称为“电视战争”。朝鲜战争时期我们同样能看到电视，但在1950年代，影像与电视技术发展极为有限，你能了解朝鲜的方式仅仅是通过每天50分钟的晚间国际新闻播报。而到了1960年代晚期，相机被大量使用，彩色电视机也得到普及；血淋淋的战斗场景，流离逃窜的越南平民，这些影像通过电视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婴儿潮世代来说，越南战争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第二点，1960到1970年代，文化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和平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妇女运动等等。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也更加自由开放，嬉皮士、摇滚、性……这些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这是美国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越南战争正在那个时期发生，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被成千上百有关这场战争的影像震撼，激烈的反战运动和其他文化运动交叉汇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一点，朝鲜战争发生之时，美国社会正经历极为严峻的政治压迫。麦卡锡主义在朝鲜战争前几个月兴起，它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仅仅因为有关朝鲜战争的负面言论，你就可能被关进监狱。在20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高压下，人们没法真实地了解朝鲜战争。我可以说，它从那时就不被知晓，且一直不被知晓到今天。

澎湃新闻：我想你的朝鲜战争研究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是当大多数学者更多在冷战视角下探讨朝鲜战争时，你选择追溯1950年之前的历史，并强调在“内战”的视角下审视这场战争。主流观点将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视为朝鲜分裂的根本原因，但似乎在你看来，我们只有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才能发现朝鲜分裂的根因和朝鲜战争的源头？

布鲁斯·卡明斯：我来北京后去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有关1932到1941年间抗日游击队的展览。我们知道，金日成1932年就在中国东北展开抗日行动，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内领导关系密切。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东北，相当一部分党员和游击队员都是朝鲜人，朝鲜人与中国人紧密团结，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与日军发生激烈对抗。而在另一边，部分朝鲜人也受到日本人雇佣去追杀游击队员。金锡源就是效忠日军的朝鲜人中的一员，他奉命追剿金日成，还杀害了金的亲密同志杨靖宇。到了1949年，金锡源成为南韩首都师师长，在南北战争中继续担任高层军官。

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水火不容的势力，一面是反抗者，金日成掌权后，抗日游击队的领袖成为北朝鲜领导力量的中坚；另一面是通敌者，南韩政府和军队高层近九成曾与日本人（指日据时期）和美国人（指二战结束后的李承晚政府）合作。日本从1910年到1945年一直占领着朝鲜，这对朝鲜民族意识有着重要影响。你可以想象金日成对金锡源这样为日本人卖力的通敌者的仇恨。那才是朝鲜战争，或者说朝鲜内战的开始——它从根本上来说，是抗击日本的人与勾结日本的人之间的战争，它与民主、自由无关，甚至与共产主义也没多大关系。回想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对“汉奸”的仇恨吧，北朝鲜对朝鲜卖国贼的仇恨同样如此：他们才是真正不共戴天之敌。

一些学者认为，朝鲜战争并非内战，而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北朝鲜受到苏联的支持且仅仅是苏联的附庸。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北朝鲜也应该随之倾塌——就像我们在东德和其他国家看到的那样。但25年过去，北朝鲜依然顽强屹立，它依然继续着朝鲜战争，依然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权。我想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同样证明了朝鲜战争的内战性质。

美国在朝鲜半岛：燃烧弹，核威慑，虚饰的民主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详细记载和挖掘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南韩政府镇压反对者的暴行，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美军空战中无情残害北朝鲜村庄与平民的历史。与此伴随的，是你对南韩政府和美国政府及其对朝策略的尖锐批判。是什么促使你去挖掘这段历史？这段灾难性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你对朝鲜战争的看法？

布鲁斯·卡明斯：越南战争时期，美军对化学武器的使用招来了巨大的批判和抗议，制造“橙剂”的化学公司一时间臭名昭著。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北朝鲜的恶行却几乎不被注意，美国空军大量使用燃烧弹，炸毁了几乎所有大城市，杀害了数十万无辜平民。连丘吉尔都予以谴责，他在电报中曾说，“当燃烧弹在二战结束时被发明时，我们从未想过将它投向平民”。我想美军的行为足以构成战争罪行。

不仅如此，从1945年以来，美国创造了并庇护着南韩政府。尽管美国声称这是一个“民主”的政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威权政府。必须指出，与其他威权政府（比如蒋介石政府）不同，韩国政府是在美军的占领中诞生的，美国对这个政府的本性负有重要责任。Su-Kyoung Hwang的新书《朝鲜半岛的残酷战争》（Korea's Grievous War）用四个章节详尽记录了朝鲜战争期间的极端暴力。她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了，1947年到1953年间数十万人因政治原因在国家暴力下遇害。大多数人认为韩国是一个温和人道的民主政体。今天的韩国政府确实民主化了，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专制而残暴的政府。我们有义务去挖掘和揭露这段被埋藏几十年的历史。

最后，我必须提及遇害者家属和幸存者，是他们努力让韩国和世界正视这段历史。美国占领下的“和平时期”内，接近1/10的济州岛人口被军警和右翼势力屠杀。如今的济州岛上，你能看到为受害者修建的纪念馆，找到韩国政府武力清洗村庄的影像和记录。如果和解能在南韩的受害者与加害人之间发生，它必须由人们对历史的知晓，由纪念碑和纪念馆保存的记忆而来，朝鲜和韩国的状况同样如此。这就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他们才能与自己、与他人和解，更好地在当下生活。真正的和解唯有以历史真相为基础。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及，尽管美国民众相信是美国为韩国带来了民主的政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在美国的庇护下残酷压迫反抗者的威权政府。事实上，“传播民主”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韩国、阿富汗政府等等都是其重要扶植对象。你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输出政策？

布鲁斯·卡明斯：在我看来，美国对韩国的支持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关民主化的。尽管美国官方如此声明，他们却在事实上支持着像朴正熙、全斗焕这样的独裁者。韩国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来自街头，是40多年来平民和大学生以巨大牺牲坚强反抗军事独裁的成果。你能看到韩国的民主运动往往带有反美的特质，尤其在光州事件（注：1980年5月发生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执掌军权的全斗焕下令武力镇压该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死伤）后，由于美国参与了全斗焕政府的镇压，韩国民众反美情绪进一步高涨，支持民主一度意味着反对美国。至少仅就韩国这个案例来说，美国很少真正为韩国带来民主，是韩国人民自己创造了坚强的公民社会和坚韧的民主制度。

澎湃新闻：你激烈地批判布什政府对朝的“先发制人”战略，并一直强调朝鲜问题唯一有效的出路是对话与和解（参见澎湃此前刊出的文章《卡明斯清华讲座｜美国对朝政策：和解是朝鲜问题的唯一出路》）。那么，你如何看待布什之后美国的对朝政策？你能在如今特朗普的对朝政策中看到对话与和解的希望吗？

布鲁斯·卡明斯：我认为奥巴马对北朝鲜基本持放置态度。他曾说，有些国家对我们握紧了拳头，但如果它们愿意松拳，我们将伸手与之相握。他确实对古巴、伊朗、老挝、也门等国家这么做了：在奥巴马的政策下，这些国家都与美国增进了国际关系，除了朝鲜。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责怪朝鲜：2009年，朝鲜在奥巴马就职后不久便发射了一枚火箭，而在5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我想这让奥巴马相信，朝鲜没有和谈意愿，他们只希望发展核力量。就这一系列事件来说，是朝鲜错过了对话的机会。

说到特朗普，他在外交事务上相当缺乏经验，同时极为好战和咄咄逼人。9月17号，他在推特上公然将金正恩称为“火箭人”（rocket man），扬言要将“怒与火”带到朝鲜。诚实地说，特朗普作为总统的行为完全是无法预测的，我无法预言特朗普政府下未来美国的对朝政策会怎样。唯一的希望是，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相当我行我素的总统，他或许不会被华盛顿已有的外交政策框架束缚，找到与金正恩对话的方式。当然，目前看来一切都很不明朗。

东亚：美国“帝国群岛”的阴影下

澎湃新闻：你曾用“帝国群岛”(archipelago of empire)来定义如今美国的全球秩序，可否简单解释这一概念？你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帝国群岛”结构的形成有影响吗？

布鲁斯·卡明斯：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一个霸权国家，但人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帝国。“帝国”的定义包含对领土的要求，当我们说起“大英帝国”时，我们想到的是遍布全球的英属殖民地，但美国没有殖民地。可美国虽然没有殖民地，却拥有分布世界各地的近900个军事基地，日本1/5的领土上遍布3万美国士兵，韩国有3万，德国有1万，空军驻地和海军驻地同样遍布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各国。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体系：遍观世界，只有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美国也曾在法国驻军，但1967年撤离）三个主要国家没有美国士兵。我们无法想象英国在德国和法国的领土上驻军，但美国在几十个主要盟友的领土上都设立了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正意味着美国全球驻军的开端。195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美国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美国投入了6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第三或第四大规模的军力，二战后建立的中央情报局（CIA）也在朝鲜战争期间势力扩张，大量金钱投入其中。我们看到，二战期间，超过1100万女兵在美军服役，到了1948年，她们之中大多数回到了平民生活。这是朝鲜战争以前的一种固定模式：美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如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迅速膨胀，又在战争结束后迅速缩编。但朝鲜让暂时的成了永久的：以日本为例，朝鲜战争前，人们相信美国会马上撤回在日驻军，但朝鲜战争后，为了对抗北朝鲜并为第二次可能的朝鲜战争做好准备，第三海军部队永久地驻扎在了冲绳岛。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海外驻军正是以朝鲜战争为始。

补充一点，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投往军队的国防预算一直相当有限。而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投入了13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6个月后，预算提高了四倍，到了560亿美元，这相当于今天6500亿美元的国防经费。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澎湃新闻：那为什么这种“帝国群岛”的结构会一直持续到和平时期？

布鲁斯·卡明斯：这就是问题。你可以说，因为美国人认为朝鲜依然是一个好战的军事国家，朝鲜半岛依然有战争威胁才驻军日本和韩国，那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到今天依然有美国士兵的国家呢？就算这些驻军在冷战期间是必要的，为何苏联解体后，美国军队没有撤回？

一个原因是，五角大楼希望在全球安置军事基地：预先将军事力量置列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另一头，形成威慑并预防任何可能的战争。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帝国列岛”结构下权力和利益链条。五角大楼中的军官是通过以下阶梯获得职业晋升的，通过在英国、韩国或日本担任军官，从上尉，上校一路攀爬到将军（尤其是韩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容许美国自由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的国家，五角大楼几乎所有军事领导都曾在韩国担任军官）；再加上国防部门与军工体系密切的利益关系，退役的将军常常担任军工行业的老板，军工行业的老板又去华盛顿当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说，政治的诞生总有其政治原因，只是时间流逝，人们忘记了原本的原因，但帝国就在那里，它如同一个永远转动的机器——即使它已经丧失了最初的目的，总有特定的人出于某种利益希望它继续运转。我想这也是一个合理解释。

澎湃新闻：你将这本总论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著作命名为《视差》（Parallax Visions），可否简单解释，为何选择这样的题目？什么是“视差”？

布鲁斯·卡明斯：总地来说，我试图用“视差”引出一种研究方法。当人们以美国视角凝望亚洲时，我们总能看到许多偏见甚至种族歧视；反之，同样存在一个看待美国的中国视角或日本视角。大多数美国学者自然地采取了美国民族国家的立场，一部分试图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但我期望的是“逃离中心”，既不从东亚视角看待美国，也不从美国视角看待东亚，而是站到一旁，对美国和东亚国家同时提出批判性意见。当然，我对美国的批判态度尤其激烈。我对“视差”的态度受益于尼采有关理解认知对象的论述，不妨这么讲：我们必须依靠镜片望向世界，如果没有镜片，世界将是模糊不清的；现在我有我的镜片，你有你的镜片，尼采说，我们要做的是打磨镜片，只有这样才能既看到自己，质疑自己的假设，又看到我们关注的对象。我认为尼采的非常正确：不存在完全的客观性，我们都有先入之见、假设和偏颇，要做的是让自己的偏见和假设显现，看到它对我们视野的负面影响，试图调整和修正它。视差之见就意味着这样的自觉意识：离开中心，呈现富有感知深度的视差景观。

多年以来，美国人对美国-东亚关系林林总总的解读中，总有太多关于美国的假设、盲从和想当然，而东亚国家宛如一面反衬西方优势和正当性的镜子。结果是，我们难以把握命运、历史和特殊性，更对东亚国家茫然无知且毫不关心。这正是这本书和我的研究决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