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王剑的角度 作者：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王剑

整理：轻金融（ID：Qjinrong）

第一篇：银行信贷供给到底有多紧张？

2018年01月26日

2017年全年信贷净投放13.5万亿元，其中，对个人7.1万亿元，对企业6.4万亿元。但有两个细节不能忘：

（1）2017年票据融资收缩1.58万亿元，腾出相应金额的一般贷款的额度；

（2）2017年地方债置换2.8万亿元，腾出相应金额的信贷额度（事实上，置换的不仅是贷款，也包括非标等。暂忽略）。

考虑到这两点后，2017年实际投放的一般贷款总额其实达到17.98万亿元。

2018年，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信贷额度或计划数据，银行年初一般先参考上年投放量来做计划，因此我们先假设全年计划的信贷投放量约14万亿元。

然后，票据贴现余额，经过2017年一年的压缩，余额已经很少，继续腾出额度的空间变小了（先忽略不计）。其次，有待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万亿元，如果2018年内全部完成置换，可腾出信贷额度1.7万亿元。按此估计，2018年的实际的一般贷款额度约15.7万亿元。

这个数字竟然比2017年减少2.28万亿元。这是一个有点严肃的现实。

2.广义信贷

为整个实体提供融资的方式，除传统信贷外，还有其他渠道。其中由银行提供的部分，均统计在广义信贷内。我们将广义信贷划分为三大部分：

（1）传统信贷：见上节；

（2）表内其他广义信贷：包括债券、投放非标、其他投资（非标、委外、资管产品等）；

（3）表外理财：扣除存款与现金部分。

根据MPA要求，每间银行的广义信贷增速与其资本充足率挂钩，函数为：

MPA资本充足率考核要求=f(广义信贷增速, …)

在每个MPA考核期末，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上式公式算出来的MPA资本充足率考核要求，否则考核就不达标。

那么，反过来，每间银行会根据自己下个考核期末的资本充足率，利用上述函数的反函数，倒算出来自己所能达到的广义信贷增速上限。

广义信贷增速上限=g(资本充足率, …)

按此估计，我们拿银行现在的资本充足率，全行业的广义信贷增速上限约在10%以上。但是，还要考虑到，部分银行是碰不到这个天花板的，它们的资产扩张受到负债总量和成本制约，还要受到其他监管要求的制约，因此全行业广义信贷增速不到10%，估计也就5-10%之间，我们先假设7%。

我们没有准确的2017年末全行业广义信贷余额数据，拿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做个粗略估计，大概在200万亿元左右。2018年增长7%，意味着全年增量在14万亿元左右（粗略估算，仅供参考）。这是整个银行业表内外为实体、政府提供的融资的总量的上限。

没错，就这14万亿元。要想进一步提高这一增速，除非银行有效补充资本。

然后，再从这14万亿元里，先扣去前面估计的信贷14万亿元，以及既定的地方债置换1.7万亿元。这样，广义信贷额度只剩-1.7万亿元。也就是说，其他广义信贷得压缩1.7万亿元。

这1.7万亿元的压缩，可以压缩表内的债券、投放非银、非标、其他投资等，以及表外理财（扣除存款与现金部分）。按照现在的监管形势，预计2018年的非标、其他投资、表外理财收缩会较明显，如果这几种东西的压缩超过1.7万亿元，那么，债券投资可能还是净增的。

3.融资形势

综上，银行传统的一般贷款的供给约为15.7万亿元，少于2017年；表内的非标、其他投资及表外理财均可能负增长，不能提供净融资服务。银行的债券投资额度还有，但银行表内投资信用债的量较少。

所以，在监管态势下，银行对实体的融资供给呈显著收缩的态势，非常严峻。这自然是配合实体控杠杆政策所需。

从银行的角度，显然会把有限的额度投放到效益最高的领域中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资产运用的综合收益率。因此，信贷利率料将继续上行。

从融资需求的角度，因为经济增速平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的融资需求依然是平稳的（但也有一些不合意的融资需求被管控住，比如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所以融资服务的供需有所失衡。除上述银行广义信贷外，企业还可以求助于银行体系之外的渠道（但总额与银行不可同日而语），包括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各类基金等）、真资管（比如真正意义的信托等）等。

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仍处低位（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众所周知，央行2014年底开始推行稳中偏宽的货币政策，是导致信贷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2014-2016年期间多次的降息（下调贷款基准利率）、降准，是信贷利率下降更为直接的原因。这期间的6次降息，使贷款基准利率（以1-3年期为例）从降息前的6.15%，降至4.75%，降幅达到1.4个百分点。

贷款基准利率仍处低位（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再考虑到部分信贷利率较基准上浮，那么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程度将大于基准的下调程度。比如，2014年12月，全部贷款的加权平均上浮比例是26%，那么基准下调1.4个百分点，意味着实际信贷利率最终将下行1.76个百分点。但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的同期降幅，却接近2个百分点，显然除了降息的原因外，信贷利率较基准上浮的程度也在下降。

数据上也可印证这一点。从2014年底开始，利率下浮的贷款的占比，突然快速上升。从央行公布的数据上看，2014年11月，定价较基准下浮10%以内的贷款的占比，为9.44%（前几个月还更低），然后开始快速上升，至2016年12月创出最高值，28.22%，为2014年11月的3倍！在货币宽松的这段时间内，银行投放利率打折贷款的比例突然提升，使整体信贷利率加剧下行。

2014年以来利率下浮的贷款的比例上升（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因此，降息叠加定价下浮，是导致前几年信贷利率大幅下行的直接原因。

二、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导致的信贷结构性失衡

我们把分析重点放在贷款定价下浮这一点上。定价下浮的背后，一方面是信贷供给扩大，供求矛盾缓解，因而信贷定价下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经济下行的阶段，随着不良资产持续暴露，银行信贷投放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从风险偏高的民营企业等领域抽身，从而将信贷资源倾斜至低风险客群，因而，信贷定价出现了显著下行。

首先，2011-2013年监管持续从严，全球经济也是风险事件迭出，国内外经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更是处于“三期叠加”时期，企业经营形势恶化，尤其是前期过度杠杆的企业。反映在银行报表上，不可避免地，是不良资产持续暴露。以2011年中期暴发的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为起点，我国银行业开启了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周期。但2011-2012年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等领先区域，而直至2013-2014年左右，不良资产势头才蔓延至全国，全国银行业不良率开始显著上行，2015年也还在大规模暴露。

新一轮不良资产周期（数据来源：银监会）

面对严峻的不良资产形势，银行业开始全面调整信贷投放政策，收缩高风险领域的信贷投放。这几乎是一种本能，银行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此前，暴露风险最多的领域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过剩产能等——当然，有不少客户是符合上述全部标签——而这些领域原本也是贷款定价最高的领域，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基准上浮20-40%，甚至更高，利率超过10%的贷款利率也有听说。当然，也只有这种偏高的利率，才能覆盖这一领域的偏高风险，因此这种定价符合风险定价原理，不能说不科学。而这些高定价的信贷被收缩后，整体定价下行便不奇怪了。

但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收缩了偏高风险领域信贷后，信贷开始向低风险领域集中，大大小小的银行均开始营销政府背景项目、大型央企国企。甚至部分原先积极从事中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也提出以大型优质企业为重点发展方向。这时出现的局面，便是民企的信贷供给有所收缩，但最优质的客群，却是信贷供给突然扩大，结构性失衡突出，“饿的饿死，撑的撑死”。所以，信贷利率下行的好处并没完全被实体经济享受到。而对银行来说，有融资需求的领域不敢投放，敢投放的领域却供给扩大，拼抢客户更加白热化，信贷定价所以应声下行。

三、局部过度信贷导致局部过度杠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被摆上前台：那些最为优质的企业群体，经营良好稳健，融资渠道畅通，其实并不需要太多信贷。最终，银行们找到了一些又“优质”又需要大量融资的群体，包括政府背景融资和个人住房贷款。前者包括传统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包括其他变相手段，银行认为它们优质，自然不是因为它们有健康的财务报表和经营现金流，而是它们身上若隐若现的政府隐性担保。

于是，情况就变为：经济调整期，实体经济风险增加，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将信贷资源集中至政府背景项目、优质企业、个人住房贷款等低风险领域。这一情况反映在银行的信贷结构之中。2014年开始，对公中长期信贷的占比突然上升，达到30%以上，2017年更是高达48%（中小微企业很难获取中长期信贷，对公中长期信贷主要投向为大型国企和政府背景项目）；同时，2016年开始，个人中长期信贷占比也上升，主要是房地产销售带动的个人住房贷款。

近年银行对公中长期、个人中长期占比上升（数据来源：人民银行）

这信贷结构变迁的本质，是社会杠杆的转移。实体经济（民营企业最为典型）的杠杆持续压缩，而地方政府、国企、居民部门的杠杆上升，开始出现局部过度杠杆的局面。我们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杠杆水平的关键指标，从数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企的资产负债率近几年持续下降，但国企的却曾一度上升（尤其是央企），好像去杠杆与之无关。

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数据来源：WIND）

我们还通过收集了城投债发行企业的财务数据，观测这些融资平台的财务情况。从2000多家披露财务报表的城投企业合计来看，也能看到它们的债务负担还在加重，资产负债率继续上升。

城投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走高（数据来源：WIND）

去杠杆变成了转杠杆，以及局部加杠杆，这并不符合去杠杆的初衷。2014年底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大，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使信贷利率下行，原本是为了支持实体，减轻企业财务负担，以此来降杠杆。但由于银行风险偏好过低，信贷并不会必然流向实体，而是涌向平台、个人住房等所谓的低风险部门，还刺激了这些领域加杠杆，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显然，宏观政策若忽略微观主体行为（比如银行就是政策传导的微观主体），难免失效。

宏微观两层面原因使局部过度杠杆（数据来源：本研究）

因此，宏观层面货币宽松，微观层面银行风险偏好下降导致信贷集中，是造成局部过度杠杆的两大成因。

四、宏观控杠杆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我们还可换个角度去理解上面的银行行为。原本，银行职责是支持实体，但由于担心风险，于是改将信贷集中投放给更安全的政府、居民，再由政府、居民通过基建项目、政府购买、居民购房等方式，间接拉动实体经济。政府、居民在这一链条中仿佛是“代理人”角色，或者说是一种“嵌套”。

政府、居民成为了银行信贷的“代理人”（数据来源：本研究）

而这些代理人的高杠杆引起了高层警觉。2017年12月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正式强调了宏观杠杆率的概念。前文数据已经显示，就整个宏观体系而言，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要控杠杆，目前杠杆高企的主要是国企，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本质是地方政府的融资）。而这些部门是回报率较低的部门，它们举债是会抬升宏观杠杆的（盈利强劲的部门举债则未必）。

控杠杆，仍然要从前述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成因着手，对症下药。

首先是微观层面。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也加不上杠杆，要同时从借款端、放款端双管齐下。借款端的措施，前期已陆续出台，遏制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主要针对长期存在的以PPP、政府购买、承诺函等名义实施的违规举债手段，甚至开始直接叫停基建项目。近期也有新闻报道，部分违规举债的地方政府有关负责人被处理，可见措施执行非常严厉，预计违规举债将得到遏制。而在放款端，为遏制银行继续向平台等领域输送信贷资金，监管部门也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目前仍然以微观监管手段为主，加强检查与处罚力度，其根本目标，是严控信贷或非信贷资金以各种方式输送给高杠杆部门。

但是，遏制了信贷流向平台，是不是就必然会使它们越过代理人，直接流向实体？当然没那么简单，破旧，不必然立新。前文逻辑已清晰表明，如果银行风险偏好不回升，向实体投放信贷的意愿仍然不强。而风险偏好回升，又有赖于银行相信企业经营将好转。

换言之，为了让实体好转，需要银行信贷支持，而银行又需要看到实体好转才愿意给予信贷支持——这就是银行惜贷困局，是个死局，从微观层面无法破局，我们需要改从更宏观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

五、政策选择：需要加息又不便加息

银行惜贷困局的出现，基本上宣告了依靠宽松支持实体的失效，也无助于控杠杆。因此，我们有必要改从宏观层面寻找解决方案，改变此前的宽松政策，并可将引导信贷利率上行提上日程。我国目前的信贷利率仍然处于前几宽松之后的低位之中，近期仅小幅回升，但与历史高位相比仍然较低，这种显著的低利率不利于宏观控杠杆，有调整的必要。

首先，提高信贷利率才能遏制高杠杆。前述的高杠杆部门之中，有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利率高低并不十分敏感，比如融资平台。但有些部门还是关心利率的，提高利率可以控制它们的杠杆。甚至，提高利率可以让部分通过融资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入土。因此，提升利率，首先是增加举债的成本和难度。

紧接着，随着僵尸企业入土，过剩产能出清，实体的盈利则将逐步回升。这一进程，近两年在上游部分行业已经充分体现，我们预计还将持续。盈利回升有助于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符合控杠杆的政策意图。而随着企业盈利进一步回升，银行放贷意愿将有所回暖。

同时，由于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监管从严，整个实体融资的成本和难度都在加大，信贷市场的竞争格局生变，银行的议价地位提升，也将使信贷定价回升。当然，这同样有助于提升银行的放贷意愿。

因此，或许只能依靠宏观层面引导信贷利率上升，才能突破银行惜贷困局，最终实现宏观控杠杆之目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引导信贷利率上行。目前，信贷定价已放开上限，基本实现市场化，但基准利率仍有一定参考意义，并且是很多存量贷款的定价依据。提高基准利率是一种信号意义过强的货币政策，还要考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增长、信号意义等多方面因素，掣肘太多，不便轻易使用。况且，利率市场化进程之中，央行有意弱化基准利率功能，直至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宜采用另外一些间接手段引导信贷利率上行，同时配合以其他信贷政策。可能的手段包括：提高银行间市场利率（已实施，用以提升银行资金成本，间接传导至信贷定价，但我国传导效率仍偏低）、引导贷款基础利率上行（LPR）、控制合意信贷和广义信贷额度、窗口指导等。最终可能是多种手段并举，逐步引导信贷利率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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