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及趋势

王  浩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摘要】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及其蕴含的政党政治重组趋势，预示着美国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周期。因此，准确把握上述现象与趋势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是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逻辑前提。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对美国政治的冲击体现为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在此次大选中出现分裂，其中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该党势力范围因此扩展到东北部，构建起了一个由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组成的新政治联盟，进而推动形成了美国政治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这就意味着，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的新镀金时代正在终结，共和、民主两党“对等极化”政治格局下并行不悖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新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正被本土主义取代，步入新周期的美国政治将更有可能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路径，其核心特征是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理念与多元主义“政治正确”理念基础上的再工业化、自由放任式经济政策及文化保守主义。

【关键词】特朗普现象；美国政治；政党重组；古典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是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2016年11月8日，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的选举人票优势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并以“反建制”、“反全球化”为旗号引发了美国选举政治的一场“地震”。这场“地震”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构成民主党稳固票仓的东北部政治联盟——主要由新英格兰地带、中大西洋地带以及大湖区“铁锈地带”构成——出现明显分裂，其中大湖区“铁锈地带”的几乎所有州在本次大选中都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由此构成特朗普得以胜出的关键力量。上述被抽象为所谓“特朗普现象”的政治变迁激起了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是否正在开启新一轮政党重组的思考。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大湖区“铁锈地带”各州对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自所谓“新镀金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为形式已经有所展现，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治选举为方式的一种集中且大规模爆发。

从2016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上述新态势出发，本文试图以对政党重组的分析为切入点挖掘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特朗普现象”连同本轮政党重组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并对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进行初步探讨。

一、政党重组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

以美国政治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可从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解释美国国内出现的周期性政党重组现象。就美国政治发展史而言，政党重组发生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变革”的基因。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美国人总是喜欢变革。这一政治传统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于现实的批判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政治实践层面往往体现为短周期性质的政党轮替执政和长周期性质的政党重组，其中后者构成了美国政治两百余年来不断变迁的核心动力。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美国人的变革传统则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中。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亦即强调个体权利与人类理性的运用，将个人及其理性置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其方法论则为实用主义式的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渐进方式实现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因而体现出一种对于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动着美国的变革进程，并在实践中使得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以政党重组为主要形式——成为变革的核心动力和鲜明体现。回顾历史，美国政治自19世纪末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两党制模式以来，经历过三轮主要的政党重组过程，其中每一轮重组都深刻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1）1896年重组与美国政治“非对等极化”格局的出现

1865年内战结束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南方则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势力范围。共和党的这一联盟由东北部金融、工商业利益集团与西部农牧业利益集团构成，主张联邦主义、高关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加速推进工业化及海外扩张。正是当时在美国国内位居主流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剧了19世纪后期伴随美国高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局面和对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结果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剧烈分化，农民、工人和广大新进外来移民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民主党随之转向其当代理念，主张以“积极政府”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89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开始呼吁关注“挣扎中的民众”、制约工商业寡头权力；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则极力维护既有自由主义的施政路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基于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与日渐浮现的观念冲突，民主共和两党间的“非对等极化”成为政治过程的常态模式，其中共和党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终主导着国内政治议程。最终，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帮助垄断资产阶级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贫富分化愈发严重，由此造成生产过剩和消费匮乏。在这一背景下，以大量资本涌入股票市场形成金融过度投机为导火索，一场巨大的经济进而社会危机摧毁了人们对于共和党施政理念的信心，一轮新的政党重组呼之欲出。

（2）1932年重组与美国政治“对等合作”格局的形成

以大萧条带来的变革呼声为强大动力和催化剂，美国政治开启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轮政党重组——1932年重组。在这轮重组中，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部迅速扩展到了东北部，其崛起使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不复存在，当代美国政治的两党对等模式彻底成型。凭借当时极为有利的时代条件，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上风，其标志就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力量——新政联合体——成为国会中的主导力量，这就使美国政治告别了共和党主导时期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路径。

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同时致力于通过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平等；在社会文化方面，这一理念则倡导多元主义，支持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上述发展理念在二战后美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以及中产阶级规模持续壮大的背景下，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而在政治上推动两党朝着“中间主义”的方向不断靠拢。随着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持续缩小，一种“对等合作”的政治模式成为主流，即两党在几乎所有经济、社会政策上都致力于寻求妥协与共识，因而跨党派式的投票成为国会议员的普遍行为模式，意识形态不再以党派划线。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二战的结束，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对等合作”以及当代自由主义得以发展的美国国内政治基础——新政联合体——本质上是美国南方和东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演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以及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因当代自由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日趋深化，这一政治联合体最终走向了瓦解，由此引发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的出现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回摆”。

（3）1968—1980年重组与美国政治“对等极化”格局的固化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经济不平等再次成为美国国内的一大问题；与此同时，越南战争造成的国内分裂以及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过度伸展——以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为标志——也使得社会矛盾因价值观冲突而不断深化。结果是，美国国内东北部—太平洋沿岸和南部—中西部两大社会阵营在经济、社会两个层面都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对立格局，民主党与共和党则逐渐分别成为了它们的利益代言人，由此推动美国政治新一轮政党重组的出现。这一轮政党重组以1980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及共和党在美国南部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宣告完成。此后，美国政治开始演化为一种以两党“对等极化”为特征的格局，并且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后。随着党派斗争、国家治理观念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分裂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再一次趋于两极化，“新镀金时代”成为政治学者描述这一阶段美国政治的关键词。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对等极化”集中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新镀金时代政治精英的“跨党派”投票模式逐渐被日趋严格的政党纪律所取代，政党极化以及由此伴随的政治僵局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启的新一轮政党重组。在此期间，共和党实施所谓“南进战略”的结果是，到2000年该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赢得总统竞选时，其选票基本上被锁定在了一个巨大的“L”型区域，即从蒙大拿州向南到亚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亚州。至此，二战后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又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已经从该党党团中消失，共和党因此变得越来越保守化，其政治根据地也决定性地向南、向西开拓。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越来越集中于东北部与太平洋沿岸等更为自由化的区域。例如，曾经作为两党激烈竞争赛场的新英格兰地区，冷战后彻底成了民主党的票仓。此外，二战后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在此期间则逐渐式微，民主党党团因而进一步向左靠拢。毫无疑问，这一政党重组完全逆转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会各州选派的议员所具备的跨党派特征，使得国会在新镀金时代成为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另一方面，新镀金时代“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格局使美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出现分裂，形成了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在经济政策上，反映共和党及其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张——即在强调减税、平衡预算以及有限政府等古典自由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成为主流，这就使得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扭转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发展困境，使其经济重新迸发出创新活力，并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显著的弊端，尤其是加剧了美国的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化趋势，因此成为2008年经济进而社会危机爆发的远因。在社会政策上，反映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扶助行动”、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语教育等得到了高校、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因而所谓“政治正确”观念在此期间被充分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甚至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规范。这一分裂现象表明，美国国内在此期间存在两种明显相互矛盾却又势均力敌的政治诉求：一是希望共和党人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二是希望民主党人保障美国的社会多样性和开放特征。

总之，以上历史回顾和逻辑分析表明，周期性的政党重组构成了美国政治不断演化的关键推动力，使得美国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形成了差异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特定的政治格局。在政党重组背后，则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国内社会力量与利益诉求的持续分化、组合与变迁。因此，理解当前美国出现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同样需要挖掘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

二、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政党重组：趋势、原因与影响

（一）趋势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1968—1980年政党重组中形成的民主党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由此打破了过去三十多年两党选举政治所形成的基本格局，带来了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民主党的东北部政治联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新英格兰地区（6州）、中大西洋地区（5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大湖区“铁锈地带”（5州）。然而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尽管民主党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大湖区“铁锈地带”却几乎完全倒向了共和党，5州中威斯康辛、密歇根、俄亥俄及印第安纳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仅有伊利诺伊州成为民主党的阵营。

事实已经表明，特朗普赢得此次大选的关键就在于争取到了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因此，不少分析家认为白人蓝领阶层倒向共和党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戏剧性、并将重塑今后美国政治地图的“突变”现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此次大选的结果？白人蓝领阶层从支持民主党到倒向共和党的原因有哪些？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的结果还是此次大选中的突变性现象？

（二）原因

实际上，通过系统研究美国政治史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并非一种十分晚近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便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即政治学定义的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由1980年的+20%骤降至2004年的+5%。因此，早在2004年托马斯·弗兰克出版《堪萨斯怎么了？保守主义者如何赢得美国心》一书时，关于“白人蓝领阶层抛弃民主党了吗？”的问题便已成为美国政治的热点话题，而本次大选则进一步将该问题的热度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以及本次大选结果，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为清晰的答案：自新镀金时代起，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离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种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使得美国南方彻底倒向了共和党；此后，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南方地区以外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则开始日益反对激进的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基于此，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虽然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在新镀金时代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则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化政治平等从而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共和党却在白人蓝领阶层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因此我们在看待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时，如果采用历史的视角则不难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只不过是新镀金时代以来美国政治发展总体趋势的延续，而并非政治上的“突变”现象。

（三）影响

厘清美国政治发展轨迹和当前背景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分析这一重组趋势对今后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提供了三条逻辑线索。第一，特朗普的胜利是美国“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胜利。实用主义的核心在于以现实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或观念教条来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1992年，克林顿依靠“是经济，傻瓜”的口号击败在任总统老布什的案例，就是实用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及其团队抓住了当前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演变趋势，制定了适合共和党及其个人的竞选策略，即通过制造关键性的“楔子议题”，打民粹主义牌（或曰“阶级牌”）、本土主义牌、移民牌和就业牌，在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东北部“铁锈地带”部分白人蓝领阶层与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广大自由派力量之间成功地实施了分化，吸引了大量“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的选票，使这一群体对于民主党的疏离趋势更为明显。

第二，白人蓝领阶层作为一支国内政治力量，不会根本改变共和党传统政策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对于共和党传统政策的继承将大于颠覆。历史已经表明，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而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又是美国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不断升级和加速的时期，而且经济不平等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的施政理念及其政策导向引发的，尤其是坚持小政府、减税以及自由放任式的经济政策等。但是，这并未影响到白人蓝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变得越来越倾向共和党。大量政治学者的研究表明，造成这一看似“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对于白人蓝领阶层的投票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收入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的负面认知；民主党的经济、社会政策虽然有利于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红利被大量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获取，从而大幅削弱了白人中下层对民主党政策的认同度。基于此，在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出现大幅背离共和党传统取向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特朗普与共和党内主流精英或建制派就大多数国内政策达成妥协的难度并不大。当然，为了回应白人蓝领阶层支持者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通过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做法，维护在很多方面存在内部利益矛盾的共和党政治联盟。

第三，白人蓝领阶层在本次大选中与共和党主流的精英阶层在道德价值观认同方面逐渐形成了针对当代自由主义部分“政治正确”理念，主要包括移民、堕胎、枪支管控、援助黑人、妇女角色等的政治联盟，同时两者在大量经济和社会议题，尤其是政府服务、保障就业以及经济不平等上依然存在明显利益矛盾。因此，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利益差异十分巨大。基于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赢得本次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如何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以及在二者内部进行平衡，从而有效维护这一主要由白人构建的政治联盟，仍将是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如果这一内在矛盾无法得到较好的控制，此次支持特朗普的部分白人中下层依然可能在今后倒向民主党。因此，今后特朗普政府更有可能在不触及共和党传统经济、社会核心政策取向的前提下，通过重振制造业、刺激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等经济手段，以及收紧移民政策并弱化所谓“政治正确”理念的影响等社会措施，最大限度维持自身的国内政治联盟优势。

三、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

美国政治在新镀金时代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由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而来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以及当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引发的以族群冲突为代表的社会矛盾，逐渐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形成了一种大规模“联动效应”，并最终以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美国国内开始出现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爆发了出来。诸多经济、社会困境的出现表明，新镀金时代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以2016年美国大选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朗普现象”以及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的出现为标志，美国政治的新镀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因此，把握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需要结合新镀金时代终结这一大背景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领域，自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竞争的核心议题，因而党争“外部化”趋势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国内议题导向性，使得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开始遭遇越来越明显的挑战。在新镀金时代，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突飞猛进给美国带来了制造业空心化、移民流动和贸易赤字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引发了来自美国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弹，正是后者在2016年大选中成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现实表明，美国两党的基本选民群体连同其政策偏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民主党日益呈现出的支持全球主义的态势，很可能致使其在这一轮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的支持。考虑到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不可阻挡。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民主党的政治联盟将在此轮重组后转化为由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所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倾向的群体。另一方面，白人蓝领中下层倒向共和党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因素，即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得这一社会阶层看到了有别于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在特朗普任内成为共和党的主流政策，共和党就有望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巩固为其重要的政治联盟。此外，这一群体与共和党人还有着传统价值观方面的共识，这一点在下文谈到的社会政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特朗普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人很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其次，在社会领域，新镀金时代政党“对等极化”背景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的当代自由主义理念——包括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正在步入困境，族群冲突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同时国内要求回归个人主义的呼声正变得日益强大。在这一方面，“茶党”运动以及“反建制派”的崛起成为其中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当前美国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外部化”，因而本土主义对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反弹也会体现为在社会政策上反对所谓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致力于回归并强化美国以白人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念，族群矛盾的激化因而不可避免。第二，美国的诸多社会议题具有代际属性，这些问题的争议性和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自身弱化的现象，因而在新的政治周期内，过去主导美国社会思潮的议题领域就难免会被新的思潮和议题所取代。例如，当前美国公众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已经固化。在2001年时，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者在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分别为43%、21%以及43%，而在2016年的民调中这三个数字已经分别提升为70%、33%以及61%。因此，在后新镀金时代，围绕社会议题而展开的“文化战争”在烈度上会持续下降。

最后，在政治领域，新镀金时代的两党“对等极化”格局正面临新一轮洗牌的过程，而共和党已经在新政治周期的起点上占据了优势和主动。上文提到，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建立在本土主义基础上的全面“保守化”。其一，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保留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理念，如减税、小政府以及对金融监管松绑，但同时对另一部分理念——包括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进行修正。其二，在社会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全面推翻既有的普遍主义理念，包括摒弃政治正确、强调传统价值观，同时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这一趋势表明，过去三十多年两党“对等极化”的格局正在朝着有利于共和党及其全面“保守化”的方向演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共和党同时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但也面临党内整合的挑战，尤其是其政治联盟内部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之间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依然存在分歧。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将不得不面临与“建制派”博弈的现实挑战。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表现来看，共和党主流或“建制派”已经对其进行了塑造。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迅速回到了共和党的轨道，而在国内议程上，共和党内主流支持并且特朗普本人也接受的政策往往能较为顺利地推进，而一些带有“反建制”色彩的政策设想——如“边境筑墙”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等——则或是陷入搁置状态，或是因无法得到党内有效支持而未获国会通过。因此，未来共和党能否解决当前被部分学者称之为“党内极化”的问题、有效巩固2016年大选中出现的有利于该党的政党重组趋势，目前看仍存不确定性。

上述现实和趋势表明，美国政治正处于新一轮变革的起点。随着新镀金时代的终结以及2016年大选中开始显露的政党重组趋势，特别是共和党利用以反全球化、反建制为旗号的所谓“北进战略”将其影响力扩展至民主党传统势力范围东北部大湖区“铁锈地带”，进而形成新的所谓“南部—中西部—铁锈地带”政治联盟，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更加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随着共和党及其政治联盟力量的增强，“对等极化”时代经济、社会政策分裂的格局可能被打破，美国的社会政策也将告别多元主义，开始转向保守主义。因此，美国政治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将会呈现出新旧交替阶段特有的不确定性。

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总体上应更为理性地看待并理解“特朗普现象”对美国政治造成的影响。无论2016年美国大选中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胜出，美国政治其实都走到了又一次变革的十字路口：新镀金时代的发展模式已经行至尽头，此外按照前文提到的，美国白人蓝领中下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也因全球化和移民问题而早已超越了对于共和党可能加剧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担忧，所以政党重组已成必然之势。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实际上依然在遵循着以变革为主要手段、以政党重组为关键动力的演化逻辑，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党争“外部化”特征日趋显著的新背景下，这一逻辑体现为本土主义对于全球主义的不满和反弹。这就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美国本土主义思潮风头正劲以及政党重组趋势有利于共和党及其联盟的政治格局中，一种更为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路径——包括经济政策中的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工业化，连同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流的精英主义社会文化——将会再一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当然，美国政治中的政党极化也依然会在实践中对具体议题及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并且在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化、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博弈激烈化的今天，这种影响很可能会加剧美国政治动荡。总之，“特朗普现象”及其开启的美国政治新周期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到了一个在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时代以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特征、以“外部化”为表现形式的党派—社会利益斗争新阶段。

四、结语

本文从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及其蕴含的政党政治重组趋势入手，以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历史回顾与逻辑分析为基础，梳理了政党重组对于美国政治演化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随着新镀金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难以为继，美国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周期。因此，准确把握上述趋势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是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逻辑前提。

笔者认为，“特朗普现象”对美国政治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在此次大选中出现分裂，其中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该党势力范围因此扩展到东北部，构建起了一个由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组成的新政治联盟，进而推动形成了美国政治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东北部大湖区“铁锈地带”各州对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不满，变革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种不满和对变革的诉求并非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自所谓“新镀金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这一选举结果并非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变”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是历史趋势不断延续的必然结果。

美国政治在2016年大选中体现出的政党重组趋势意味着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的新镀金时代正在终结，共和、民主两党“对等极化”政治格局下并行不悖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新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正被本土主义取代，步入新周期的美国政治将更有可能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路径，其核心特征是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理念与多元主义“政治正确”理念基础上的再工业化、自由放任式经济政策及文化保守主义。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更为理性地看待并理解“特朗普现象”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无论2016年美国大选中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胜出，美国政治都已经走到了又一次变革的十字路口。因此，“特朗普现象”及其开启的美国政治新周期无法跳出美国政治既有的逻辑框架，而只是使之进入到一个在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时代以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特征、以“外部化”为表现形式的党派—社会利益斗争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