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天包括临近空间和外层空间两部分，既有研究更多应用太空这一概念，它属于空天的子集。技术进步使人类活动扩展到空天这一空间之中：人类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必需的关键信息在此生产和传输，空天作为空间通过信息流动连接地面上不同的国际行为体。 此外，空天作为空间也是科研场所和战略打击的通道。

 在空天领域中，近年对技术对权力和能力的影响的研究包括：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哈格特与该项目客座研究员德宁将太空定义为中国新的 “战术疆域”，并指出解放军的天基监视侦察能力获得长足发展，主要由光学侦察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电子情报侦察卫星构成的体系已经可以支持实时海上作战行动，这是解放军的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重要保障。 美国防务集团公司研究员波尔彼得指出，中国航天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更新需求共同导致组织形态的变化。他还指出，解放军在太空这一新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组织层面和军事学说的改革相辅相成，未来中国的太空军事学说将继续发展。由于中美双方都重视太空并采取类似行动，该领域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讲师鲍恩在最近的研究中^，从经典海权理论家马汉与科贝特的理论出发，基于当前太空作战能力的进步提出以“制太空权”为核心概念的太空权理论。 中国学者则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提出，太空技术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 ”的辩证互动，蕴含着太空安全进化的内在机理。

 空天领域的研究是典型的新疆域研究，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导致国家的能力变化，从而导致战略层面的失衡或再平衡，致使国家提出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既有研究体现了这种意识，但对能力本身的微观研究尚不够细致。依照“技术—权力／能力”的框架，目前在空天领域的主要议题是：卫星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能力变化，以及反卫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能力对比变化及影响。此外，临近空间新型飞行器等新技术也可以提供新的研究问题。

 在空天领域中，诸大国的技术进步体现在载人航天、空间探测、空间实验和人造卫星等多个领域，其中实际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人造卫星。军事用途只是人造卫星诸多应用领域之一，按照卫星数量计算，更多的人造卫星应用在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例如，导航、气象、通信、农作物估产、资源勘探和空间观测等，这些卫星的应用显然影响了国家不同领域的能力和大国权力的积累。然而，以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的视角来看，对国家能力改变最为明显，可能直接导致国际政治后果的依然是人造卫星的军事应用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这将是空天领域研究中技术要素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所开创的新次级问题领域。

 没有研究者会否定人造卫星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对大国而言，人造卫星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造成国家哪些方面的能力变化，这种变化将造成哪些军事影响，又如何导致战略态势的改变，学者应如何使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既有观点解释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这是细化问题领域的第一个主要方向。

 仍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侦察卫星体系包括电子情报侦察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以及配套的电子数据中继卫星。这些卫星组成网络，从理论上讲，可以对西太平洋地区美国航母打击群位置进行实时监控、目标跟踪和指示，并且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卫星提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是中国部署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最重要的能力基础，这一能力使中国具备在远距离发现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能力，这是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和其他传统打击手段对其进行打击的前提。而对航母打击群等高价值目标的有效打击，是在信息化时代的常规战争中给对方造成不可承受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由于技术进步使得这种以往只存在核战争中的损失同样出现在常规战争之中，中国首次具备对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至此，中美都具备常规威慑能力，相互威慑具备了首要的必要条件。在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新的争议和矛盾的今天，技术进步使以常规威慑为基础的宏观战略平衡与战略稳定成为可能。这正是空天领域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政治意义之一。总之，在空天研究领域中，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之一是技术进步如何增强大国的信息化作战体系的能力，从而改变国家间权力或能力的对比。

 在空天领域中，另一条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是直接研究技术进步与战略失衡的关系。 一个初步假说是：包括空天领域的技术在内，先进技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技术，技术本身及其应用可以导致权力或能力的失衡，但当国际行为体力量对比接近时，仍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机理实现战略上的平衡，确保战略稳定；另一类则相反，固有属性是导致权力或能力的平衡无法实现，引发新矛盾，甚至降低国际体系或者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反卫星能力是一种典型的 “失衡性”能力。其原因在于，反卫星作战造成的战略后果不可预测。具体而言，提供侦察和导航能力的人造卫星和雷达站、指挥中心、卫星地面站、预警机一样，均属于信息化作战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和美国这样具备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大国进行的常规战争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打击对方关键节点。但和其他节点所不同的是，卫星组成的天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其针对目标并不只是常规军事力量，同样包括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因而，反卫星能力理论上讲削弱了敌方对核打击的预警能力。这样会在局部的常规战争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即战争升级的可能。尽管战争升级受到限制甚多，但反卫星能力的存在总会使决策者误判对方意图并考虑最坏的可能。总之，反卫星作战有特殊政治风险，能力本身容易引发战略误判，增加战略风险。大国单方面部署或展示反卫星武器，一定会造成作战能力的失衡，同时，只要反卫星能力存在，常规层面的军事平衡就更难形成，最终结果将是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被破坏。所以，反卫星能力是一种典型的“失衡性”能力。

 反卫星能力本身的技术特性使这一情况更加复杂。当前，中美两国主要的反卫星武器是陆基（海基）动能反卫星武器。使用这种武器将造成大量的空间碎片，可能导致既有卫星轨道无法使用。更加困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是，动能反卫星导弹和中段反导导弹大量共享相同的技术，而中段反导能力是各大国都在发展的能力，这使敌对双方在判断对方的反卫星能力时更加困难。

 此外，反卫星能力中还包括特殊的空间捕获能力，即使用“捕手”卫星在太空轨道上捕获对方的卫星。 这种能力不会造成空间碎片或与其他共享技术的能力混淆，但仍然会导致能力平衡无法达成并危及战略稳定。利用激光进行反卫星作战近年来也受到关注，在研究中需特别注意，这种反卫星／反导手段面临的技术难题一直难于根本解决。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机载激光项目2011年末就已经处于 “技术储备 ”状态，这意味着项目不再追加后续投入，在短期内，以击毁为目的的反卫星／反导武器很难投入实际运用。

总之，研究具有“失衡性”的反卫星能力是细化空天研究领域的另一种路径，也是当前值得重点关注的路径。可以提出的具体问题同样很多，例如，假设反卫星能力导致军事能力平衡无法达成，战略局势失去稳定性，那么，其详细的博弈过程是怎样的？以各大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学说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又应当如何分析这一过程？再比如，反卫星能力的这种性质会不会使其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一种“禁忌”？反卫星能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军控条约的形成？反卫星能力是否在核威慑领域增加了各大国的脆弱性？反卫星能力的发展会不会像历史上的核武器发展一样，因确保相互摧毁的形成实现有效的相互威慑，从而将“失衡”的可能转变为“再平衡”的局面？最后，反卫星能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军备竞赛？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在空天领域中需要补充的一个次要方面是：未来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特定军事能力的出现，其将使率先将新技术投入应用的大国具备一定的单方面军事优势，导致军事能力的失衡。例如，美国正在研发试验能够在外层空间和临近空间飞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以及其他高超音速武器，这是实现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能力的关键^。中国学者较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 但和美国冷战末期到冷战后的诸多计划一样，这一计划同样面临预算限制和技术挑战，数年内还不会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因而，它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次要方向。

 总而言之，空天领域的研究是最为典型的“新疆域”研究，以技术因素为自变量进行深入思考，研究平衡与失衡，可以细化问题领域，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具备显著的政策意义，也可能成为国际关系学科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本文经“国政学人”公众号编辑）

网络空间是技术进步创造的新空间，它不仅通过信息连接全球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也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载体。

因而，对网络领域议题的研究天然带有技术视角，在既有研究中，针对网络空间中技术对权力产生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网络安全的两方面：网络战和网络威慑。对网络战的研究主要争论网络战争的可能性，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应当严格区分网络攻击和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网络战，由于网络战能力（如进攻能力）的限制，网络战争很难爆发。对网络威慑的研究，核心是能否将传统的威慑理论应用于网络空间，其中归因问题、区分不同攻击行为和有效传递威慑信息是主要的难题，报复性威慑对于网络空间中的不同行为体是否可行也是争论的问题。

在最新研究中，刘杨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网络冲突的升级效应、非对称效应和挑衅效应并没有显著削弱战略稳定性，更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依然是归因等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斯莱顿重新界定网络空间中的攻防平衡：网络空间中进攻与防御的效用可界定为目标减去达到目标的最低成本，当进攻效用大于防御效用时，进攻占优，反之亦然。其中成本并非仅由技术因素决定，组织技能因素对其影响甚大。

既有研究表明，网络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网络安全的研究，这明显体现出新疆域研究的特点，而且学界提出研究问题的能力相对领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网络这一问题领域，可以从网络领域的两个特点出发：其一，网络技术的进步使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明显上升；其二，网络研究领域固有的特点使国际关系的研究面临一些特别困难。

首先，从行为体角度而言，对海洋、空天和极地三个研究领域，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非传统行为体作用和影响的明显上升，传统国家行为体主导这些领域。但网络领域则不同，网络空间的特性使商业公司和个人这样的行为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对网络空间本身和之外的世界造成广泛影响，对此，国际关系研究者已有共识。问题在于，对于这种明显现象，如何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一种可能的探索是探寻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在网络领域中，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上升并不意味着替代国家作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制定网络规则，承担网络治理责任，具有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网络力量（包括进行网络战的军事力量），主导网络领域的主要公共议题。因而，在国家行为体主导，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的领域中，二者的关系可能非常复杂而有趣，考虑到网络本身的技术特点，双方关系可能包括合作、博弈、对立斗争等方面，在这些关系中双方也可能进行强制、规劝、游说、利益输送等行为，不同国家内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关系又可能影响国际层面上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掘的研究问题有望体现新领域研究的创新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技术与能力／权力的关系这一路径在网络研究领域中实现问题领域的细化，面临特殊的困难———对技术发展与能力变化本身的研究和相关研究材料的获取。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网络领域是最需要实现 “双重超越”的研究领域，学者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前，仍要确定关于技术进步和能力变化的基本事实。

 从既有研究可以看出，网络安全依然是网络领域国际关系研究的硬核。对其中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研究发展较快，对二者本身的性质、其中的关键问题及相关战略问题的讨论相对较为成熟，也消除了一些常见误解。然而，这些研究的薄弱之处是缺乏对大国的战略网络战能力的准确理解和描述。

 战略网络战是指国际行为体发动的直接以网络攻击打击敌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战。 这是网络战的基本形式，也是讨论诸多网络安全的基础。对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究竟具备何种程度的战略网络战能力给彼此造成何种损失，这一涉及技术发展与能力变迁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既有研究使用 “震网 ”病毒、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受到的网络攻击等少数公开案例，以及美国组建网络司令部，试图说明技术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但这些论据是不充分的，即使不论其时效性，依照以上论据只能提出网络武器的基本属性，相关分析是模糊的，无法据此推断大国的能力，在此之上讨论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性质及其战略问题难免成为空中楼阁。

 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其他领域的能力进行对比，这种困境更加清晰：如果将网络威慑与核威慑对比，70年来对核威慑的大量研究，共同的现实基础是核武器能给大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其证据不仅包括1945年的实战案例或学者的经典论述，还包括大量的核试验和模拟试验，事实清晰、明确并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论据均为开源材料。而在核武器出现前，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空权论者和决策者依照模糊印象和粗略直觉提出远程轰炸机可以有效地威慑德国，结果却截然相反。

 所以，在缺乏对能力本身研究的情况下研究性质、逻辑、互动、决策与战略，将面临特殊风险：或许“战略网络战”实际上无法如核武器或常规武器一样对大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有效打击和摧毁，或许国家网络安全议题的产生源自某种“网络恐惧”或美国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推动。为超越这一困境，在网络领域中，国际关系学界在细化问题领域的过程中，首要工作是设计和回答网络技术发展究竟如何影响大国进行战略网络战能力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再参照核威慑等成熟研究领域，可以进一步设计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这一细化问题领域的路径，主要困难不仅在于学科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的鸿沟，还在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近年来，关于国家网络安全的研究材料中，无论是政府文件、智库报告 或是美国国会听证会证词，同样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网络战和网络威慑的抽象性质，并没有对战略层面的网络武器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做出具体而有效的阐述。总之，在网络领域的新疆域研究中，细化问题领域最终实现“双重超越”，在四个领域中最为困难。当然，一些基础技术的更新进步对国家行为体能力造成的影响比较明确，公开材料也较为充足，如量子通信技术，或者以无线信号经信号接收器直接入侵有线网络的技术，以之为切入点寻找具体研究问题具备可行性。此外，未来网络领域新技术或新现象的出现仍将比较频繁，从事新疆域研究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对此保持敏感。

总之，新疆域视角下网络领域研究的确面临其他领域所没有的一些障碍，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在长期的研究中收集更多的可靠资料。（本文经“国政学人”公众号编辑）

本研究主要论述新疆域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在新疆域研究中细化问题领域提出具体研究问题的基本路径，分析在海洋、空天、极地和网络四个不同领域中细化问题领域的具体操作方式，并且尝试提出数个可供选择的研究问题，这本质上是一种对研究议程设置的研究。在未来的新疆域研究中，科学掌握客观事实，合理运用研究材料，尽可能地选取权威的一手资料有助于避免研究中论据陷阱的出现，这需要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空天、海洋、网络和极地这些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地学习基本知识并积累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依照“技术———权力／能力”的变量关系与思维框架不断细化问题领域，找出兼备学术关切和政策意义的高质量问题，关键在于对新技术及新现象的长期跟踪和敏锐判断。仍需强调的一点是，本文的细化问题领域的框架，主要针对当前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现状的特点而提出，只是发掘更多研究问题的路径之一。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同样应认识到国际关系新疆域的更多共性，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研究问题。

 在学术共同体层面，想要整体提升中国的新疆域研究水平，有两点建议：一是采取工业生产的思维，细化分工。国际关系的新疆域研究借鉴一下工业生产的工作方式：由学术共同体分期分批设计总数较多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议题，以科研项目形式发布，研究者个体直接承接具体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耗时小，成果多为单篇论文，但成果总数大，总可以去芜存菁，获得新知识，并且还能为总体研究直接提供研究资料。二是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产生的研究成果能够通过不同学科背景专家的评审，体现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可以给予研究者更好的发表机会和进一步的经费支持。这种激励机制长期来看必然可以提升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比例，从而提高中国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的总体水平。（原文标题是“关于中国国际关系新疆域研究的几点思考”。文章内容略有删节，具体注释请见刊物文章。本文经国政学人公众号首发，转载请注明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