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

　　全球价值链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合作体引用十分频繁的一个热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将此作为经济起飞的抓手。

　　2014年APEC领导人北京会议承诺，由中美共同牵头，拟于2018年底建成21个经济体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通过贸易增加值核算更真实地反映亚太地区价值链贸易利益交融的特点。然而真正把握全球价值链的真谛，准确运用其核算与分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经济,虽然从短周期看，有1-2年的好光景，但是从较长趋势分析研判，仍然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分配不均导致的民粹思潮泛滥、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等等，又助长了逆全球化行为，黑天鹅事件更使业已低潮的全球化蒙上阴影。

　　在此形势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能否继续和深化至关重要，我们能否从深度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无可辩驳的论据阐明只有开放才能发展才能进步，任何闭关自守最终必将损人害己!为此，我们的研究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其一，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待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为例，2001-2016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年均增长10%以上，致使这个老问题不断被炒作。实际上，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美贸易顺差是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具有集成性和互补性的特点。中美贸易从传统观点看失衡，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并非如此。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进一步分析，服务贸易增加值由于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顺差向美国集中，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42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我们还有兴趣从获益程度分析中美贸易，不难发现利益大头也在美国。

　　其二，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有效应对各国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逆全球化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经济全球化下的收益分配不均，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根子不在全球化自身，而在于背后的推手。全球化是在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投资下形成的，收益当然集中在技术娴熟和资本丰厚者手中。问题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全球治理平台应该有所作为，与时俱进地调节收益分配，造福人类的大多数。古语说：“不患寡，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由共产党统一领导，坚持反贪反腐，不断制定美好生活奋斗目标，因此国内的增加值分配矛盾相对比较平缓。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北美和西欧也有很大差别，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2016年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却与收入后88%的人相当，而在西欧这个数字是51%。增加值相对较快的英语国家和亚洲地区，收入分配矛盾也比较突出，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挑战，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用制度约束精英为己谋利导致的不平等，恐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其三，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全球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许多贫困的农业社会还处于生存的极限状态，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技能培训，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在价值链的低端积累原始资本，思寻着如何往高附加值发展，以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坐拥价值链的高端享受丰厚收益，一方面又时刻警惕后来者居上分享大餐。竞争与合作是永恒的主题，既要有规则的竞争激励如何多分蛋糕，更要相互合作如何做大蛋糕。如果凡事自己第一，不给他人留下空间，这个第一是小众的，而且难以保住。

　　中国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从当初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2/3强，到如今仅有1/3左右，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外企还是民企，向周边地区转移，如今若再到美国市场去探寻，你会发现纺织轻工产品在中国生产的已经大大减少了，而高端消费品依然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型升级过程，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用创新驱动来弥补转移的产业。中国不仅没有限制产业转移和境外投资，反而把国门打得更开。过去5年，企业境外投资比外资投入国内多了1500亿美元。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筹建了400亿元丝路基金，发起了已有56个国家参与的政策性亚洲投资银行，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中国仍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因为中国明白，在全球价值链中只有更加开放，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黑非洲是人类最后可以开发的一块沃土，发展中国家正蓄势待发蕴藏着无限商机，帮助他们更好介入全球价值链，也即帮助自己持续发展，人类命运紧紧相连。

　　我希望相关研究者能对服务贸易有更深度的思考，因为新经济下出现了大量的无形资产，它孤立时的市值极低，可以让多方同时使用，既有溢出性又有协同性，在价值链中漂泊不定，而在未来商业模式创新中将极其重要。我还同时希望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通过计算机对既有全球价值链环境条件和价值链接的再学习，探索未来更好的公共政策和价值链模式。当然，更高形式的经济全球化，将有待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意识的相融。

　　(本文为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举办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上的发言)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