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召颖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 黄钊龙，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编辑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

内容提要

中国崛起与东亚权力格局的调整和秩序变迁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崛起带动东亚权力格局的变迁，东亚格局的变迁又促使东亚秩序的变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被夸大，其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

本文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在东亚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

中美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关键力量，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一快一慢，双头领导”是本文提出的东亚秩序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建议。

自改革开放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变革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历史起点为何时?进程如何?东亚格局的现状及未来的变迁方向为何?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和路径选择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立足既有研究，本文拟从三部分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对中国崛起这一概念的学理界定和事实分析。其次是对东亚权力结构的现状与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和逻辑。最后，对未来东亚秩序变革的路径和方向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和途径。

1、中国崛起:概念与事实

中国崛起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常用词汇，但是，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表达的内涵并不一致,出现了对中国崛起存在与否、崛起的起点与进程、崛起的程度与范围的不同认知。当我们谈论中国崛起时，我们到底指什么?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并没有明确和特殊的定义。”由于对中国崛起缺乏一个清楚的学术定义,因而出现了关于中国崛起起点问题的争论。古代、近代、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被不同学者视为中国崛起的起点。同时，对中国崛起是为时尚早还是已成事实也存在争论。缺乏对“崛起”概念明确的界定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所以，只有对中国崛起形成一个内涵明确、可操作化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才可能形成一些关于中国崛起更客观的认知。

(一)中国崛起:一种学理性概念的界定。

江忆恩(AlastairIainJohnston)和陈喜娜(SheenaChest-nut)通过对美国和中国媒体、智库与政策圈的讨论梳理出七种有关中国崛起的定义:历史性崛起、能见度崛起、影响力崛起、对霸权力量重大利益的威胁能力、比例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和主体间话语崛起。通过对不同定义的考察和分析，他们认为，对于能见度、影响力、挑战霸权国利益能力、国际秩序威胁层面的崛起来说，中国崛起作为一种事实，要么已经存在很久，要么证据有限，要么与事实不符。因此，如何界定中国崛起只能从历史性和比例崛起的含义中提炼。

阎学通认为，“中国崛起就是指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大国，重要到成为少数主要国家之一。”孙国荣认为，“所谓中国崛起，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面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崛起的阐释与历史性崛起这一定义相近，强调中国自身的逐渐强大，重视与自身的纵向比较。而比例崛起强调的则是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崛起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一种位势的变化，这种位势变化的具体体现就是在世界权力份额中所占比例的持续高速增长。

这种变化原则上可以由两种途径导致: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别国实力的衰退。但现实中，往往呈现的是介于其间的一种方式，即各国实力都在增长，而只是一方的实力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各方，进而导致的一种相对崛起和衰落。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性崛起是相对崛起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认识崛起最好的办法是从相对意义出发去衡量一国实力的变化。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指出，“如果一个主要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正在上升，那么这个国家就在崛起”，且“崛起是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孙学峰从学理角度对大国崛起做出了能够操作化的定义:崛起意指体系大国相对实力的持续增长，接近并超过体系霸权国的过程。具体的衡量标准包括:国家是体系大国;体系大国与霸权国实力比达到0．4之后，体系大国实力持续增长并进入体系大国的前三位。如果某国上述标准全部满足，则认为该国进入了崛起进程。

本文基本认可孙学峰有关崛起的这一定义，但对其进行了某些调整，具体确定为三项标准:一是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是实力进入体系前三;三是实力达到霸权国40%以上。另外，关于国力的测算标准也与其不同。国力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经常用来测量国力的是军事和经济这两大类实力。列维(JackLevy)认为，“均势理论主要基于陆上军事力量,霸权稳定论关注的是金融和商业领域的实力，权力转移理论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权力的度量，而长周期理论从海军实力和主导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来考察权力。”可见，用经济和军事实力测算国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承认和使用，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衡量经济实力的指标，而军事实力以军费开支为指标，不考虑非物质性力量。

(二)中国崛起:一种事实的分析。

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GDP规模占世界GDP总额的比例开始持续高速增长，从1995年2．38%增长到2015年14．9%，比例增长6倍多。同样,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费支出总额占世界军费支出总额的比例开始持续高速增长。从1995年的2．56%到2016年的13．42%，比例增长超过5倍。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都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根据第一条标准可以判定中国崛起的起点不早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国经济实力进入体系前三是2007年，当年中国GDP规模超越德国。中国军费支出进入体系前三是在2001年，2000年中国军费支出位居世界第四，位于英法之后，2001年中国军费支出同时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二，至今中国军费支出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根据第二条标准判断，从经济实力来看，中国崛起始于2007年，从军事实力来看中国崛起始于2001年。总之，按照标准二衡量的结果要迟于第一条标准。中国军事实力占美国军事实力的比重虽然一直处于上升势头，但至今仍未迈过美国军事实力40%的门槛。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只是在2010年才首次超过美国的40%。所以，依据标准三，中国的经济崛起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军事崛起则尚未正式起步。

根据标准一(实力持续迅速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了持续且高速的增长进程。根据标准二(实力进入体系前三)，中国的军事实力于2001年达到了这一标准，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则是在2007年满足的这一标准。根据标准三(实力与霸权国实力之比高于0．4)，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在2010年才达到这一标准，而中国的军事实力直到2016年仍未满足这一标准。对于体系大国的崛起来说，这三项标准的同时满足，是迈过体系崛起门槛的第一步。因此，综合三项标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进程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

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进程虽然刚刚起步，但如果将中国崛起仅放在东亚的地区层面来看的话，其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从体系范围来看，中国对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还有欠时日，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但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挑战。”从本文的标准来看，在区域层面标准一、标准二中国已经满足。上文根据标准三，在计算的时候将美国的实力全部计算在内，但美国毕竟是一个全球大国，对其实力的测算应当有所额外考量。况且，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40%，所以不存在这一问题。对于军事实力，假如以美国的部分军事实力计算，中国在东亚地区层面的崛起无疑已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提醒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地区体系的实力分布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依据全球层次的实力分布来得出结论，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投人受其全球介入程度和力量投射能力的影响。”例如，冷战期间不同的美国总统会强调美国能同时打赢几场战争，表明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其军事实力不可能全部投入一个地区。因此，计算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实力时以其60%为准。60%的估算数值来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计划、《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到的将美国海军作战舰艇的60%部署亚太的相关内容。应当指出，这一估算虽然缺乏太多的根据，但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有关数据分析得知，以美国军事实力60%计算，虽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但是根据崛起国达到霸权国实力40%的标准来看,中国达到美国在东亚军事实力的40%是在2012——2013年。2012年中国军费支出约为1694亿美元，而美国军费支出的60%为4242亿美元,其40%为1696亿美元，从2013年起中国军费支出正式超过美国的东亚军事支出。如果依据这一标准，中国在东亚的崛起进程经济上始于2010年，军事上则始于2013年。因此，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崛起进程已经起步。

中国崛起带动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发生急剧变动，而格局的变动又是地区秩序变动的前奏，上文从概念和事实层面分析了中国崛起，接下来将着重分析东亚的地区权力结构及其与东亚地区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

2、东亚权力结构与秩序变革

(一)东亚的权力结构:现状与趋势。

“东亚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地区性概念。”传统意义上，其地理所指一般包括东西伯利亚、蒙古、朝鲜半岛、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后来经过演化，普遍认为东亚一般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但除地理因素之外，对地区概念的界定还应该考虑权力分配、历史、文化等因素。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通过安全伙伴、同盟关系、贸易联系等方式，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战略互动与秩序构建，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东亚国家。本文延续比较传统的惯例将东亚的范围限定为:中日韩、东南亚10国和美国。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测量东亚地区的实力时，美国军事实力仍以其总实力的60%来进行相关计算。

对有关数据分析发现，对于目前的东亚权力结构来说，虽然美国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差距比以前已经大为缩小。从经济实力来看，美国占48%，但中国也占据了其中的29%。对于军事实力来说，美国占据52%，中国则占据了31%。如果按照综合实力(经济+军事/2)标准来看，美国在东亚的实力比重为50%，中国为30%，能够看出二者虽然实力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已不是量级的差别，而只是数量的差距。同时，其他国家与中美实力差距过大。因此，东亚已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一超几强”格局，而更为准确的描述应该为“两极”或者“不对称的两极”。东亚地区格局的未来趋势又会如何呢?我们对2017——2035年未来近20年内东亚各国的实力走向进行分析发现，东亚在目前的这种“不对称两极”格局基础上，未来的演变趋势将朝着逐渐“对称的两极”格局演进。总体而言，东亚在可预期的未来,权力格局将朝着两极演进。这种定量分析的结果也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一些学者关于东亚权力格局走向的预测。例如，阎学通主张“东亚正在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而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正在使东亚地区走向两极化”。刘丰也认为“美国、中国和地区中小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和互动进程似乎都在推动东亚地区向完全均势秩序转型”。

为了使本文“不对称两极”转向“对称两极”的结论更具有可靠性，我们还对美国全部军事实力计算在内的情况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在军事上来看目前东亚确实还算不上两极，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存在着特别大的差距。但是未来20年，这种差距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减小,总体趋势仍是沿着不对称到对称两极格局演变。

(二)东亚秩序变革:动力与逻辑。

对于秩序，施韦勒(ＲandallSchweller)认为，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是秩序的基本特征和两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相度。布尔(Hedley Bull)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认为，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目标。周方银认为，“一定意义上，地区秩序是在地区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之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国家之间的稳定行为模式。”据此，可以将国际和地区秩序视为在既定权力结构基础上对利益的划分、国家行为模式的规则确立和制度确认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追求。

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权力是秩序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利益划分、行为模式和规则制度是对这一物质基础的核心体现，主流价值观和一般道德目标则是秩序的基本追求。因此，当作为底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权力结构)出现变化的时候，作为上层建筑所出现的利益格局、互动模式、规则制度等一系列秩序形态都将出现变革。也就是说,从权力、秩序和文化这一横向维度上看，权力的变迁带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转型是国际关系发展演化的铁律。“大国间逐渐变化的速率必然影响大国关系和小国联盟，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地区安全秩序”，“大国的兴衰，带动了国际权力变迁，带动了国际制度创新，带动了国际文化转换，从而推动世界秩序的兴衰。”

上文已经对东亚目前和未来将近20年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从结果来看，中美之间已经或正在出现权力变迁，由此导致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形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单极地区格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动，不对称转向对称两极格局将是东亚未来权力格局的演变方向。因此，东亚地区秩序横向的权力物质基础正在发生着逐渐但是根本的变化，而东亚的地区秩序变革势在必行。对地区秩序变革的探讨除了从横向上对权力结构的剖析，也得从纵向上对其既有秩序形态和历史演变进行考察。因为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存的秩序形态都会对未来的秩序变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东亚过去一直相对独立，表现在以中国为权力和秩序中心所形成的一个从中央到边缘的朝贡体系中。朝贡秩序彻底解体后,东亚列强割据，相互抢夺势力范围，从而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无序。日本的崛起以及二战的到来使东亚更加无序和混乱。冷战使得原本出现的构建良好地区秩序的东亚由于两极的对峙而宣告破产。冷战结束后，在经过短暂的接触与了解后，以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为契机，东亚的地区秩序开始缓慢的构建，2005年东亚峰会的召开使得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迎来了高潮。

目前来看，东亚地区存在着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1、东盟10+3和东亚峰会等主要的地区秩序机制和架构。但与此前不同，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东亚转向，以及对中国防范与疑虑的行动增多，东亚地区秩序构建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东亚峰会的扩容，就表现出地区内国家和地区外国家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防范心理。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和美(日)在有关东亚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争论与主导权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国寻求地区经济的领导角色，对已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贸易和金融秩序构成了挑战。

从纵向的历史和现实梳理中可以看出，历史上，从朝贡体系解体以来，一直到20世纪末，东亚事实上处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中。这种混乱和无序表现在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没有成熟的地区秩序机制和制度，同时东亚区域内的主要国家无法在本地区秩序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新近出现的地区秩序构建契机也面临着极不稳定的前景和巨大的挑战。

秩序的变革既会受到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又会受到其所经历的秩序形态和现存的秩序形式影响。可以说，秩序变革的动力和逻辑也正是来源于横向权力结构的变迁和纵向秩序形态的演变。从东亚地区秩序的纵向历史梳理来看，东亚地区秩序的根基比较脆弱，区内国家身份认同较低，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不仅构建地区秩序机制的经验缺失而且现实复杂、进程缓慢。而从横向的基础来看，东亚权力结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动，表现为两极格局的出现和这一趋势的加快与加强。因此，不管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东亚地区秩序的变革动力和逻辑都是合理且必要的。

但是，横向权力结构的急剧变动和纵向上经验与基础的缺失，都增加了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难度。很多困难出现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态度,有学者将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总结为:“观望、回避、若即若离甚至不惜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挠。”从本质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双方消极的战略互动是这些困难出现的根本原因。所以,秩序构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弥合中美之间的“信任鸿沟”。

3、东亚秩序的变革方向:一快一慢、双头领导

上文提供的事实和逻辑分析都表明，东亚地区秩序未来将迎来重要变革，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对于这一趋势的未来，目前并不能轻易下定结论，正如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叙述中美关系的未来时所认识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此不仅尚未可知，而且，目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因而只能从两强格局的趋势中去寻找地区秩序构建的逻辑与出路。

关于两强并立格局出现后秩序走向的问题，学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积极派和消极派。就消极派来而言，冷战最具代表性，有学者认为“‘两极’这个术语从一开始就是与‘冷战’这个用于描述二战后国际政治重要特征的概念密切联系的。”冷战表明，一旦体系内出现两个强国，其所带来的秩序只能是竞争、对抗或战争。近年来，很多学者对东亚隐约浮现的两强格局和未来秩序的构建做了大量分析，比较典型的就有二元格局观，其认为东亚出现了中美分别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这两者之间日渐呈现出相互制衡的倾向。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预测中美在东亚地区围绕霸权的争夺会走向对抗。通舍指出，东亚浮现的中美两极结构对于地区安全秩序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就是，中美逐渐从以前的战略对冲转向了彼此进行对抗和不断加强的相互制衡。

对于积极派来说，“承认国际格局分析的同时并不是全盘承认结构压力必然会导致大国冲突的结论。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即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并不会机械地导致大国战争。刘丰认为，“即使东亚地区可能走向一种中美两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都形成势均力敌局面的完全均势状态，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与欧洲经典多极均势体系或美苏两极均势体系下的那种直接、持久的对抗互动模式有显著区别。”贺凯、朱锋和李巍等都主张中美战略竞争并不一定导致战略对抗或者战争。罗斯(ＲobertＲoss)指出，“东亚出现的权力转移虽然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然而，战略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或对外交和经济合作的排斥。”

对于两强格局下“和平秩序”如何建立，杨原和曹玮针对二元论者的消极观点，用“共治”的概念描绘了两极体系在“分治”对抗之外的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顾炜认为，在两强并立的地区中，两个地区强国不一定走向对抗，而有可能形成共存、共处、共事、共发展四种可能的秩序图景。所谓“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即指在两大国实现了共存和共处的基础上，处于共事的阶段。王俊生指出，“东北亚相关安全问题频发且难以解决，根源在于中美缺乏实质性合作，而中美双领导体制是中美在该地区安全问题上进行实质性合作的理想模式。”

两极格局是两派学者认识地区秩序构建的基础。悲观论者夸大了两极结构与对抗之间的必然关系。乐观派的逻辑链条中增加了两强的战略互动及这种互动可能导致的良好结果。两极功能差异化共治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但其存在一定逻辑缺陷，当两极国家的实力发展都趋向均衡，二者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并没有出现分野的情况下，将无法实现功能差异化共治。因此，双重领导型秩序的逻辑则显得更加合理，而双重领导型秩序构建的关键在于双重领导之间的战略互动因为“大国的妥协、协调和合作对地区秩序建构至为关键”。因此，可以说“亚洲秩序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中美都必须对中国权力的增长和双方新的地区权力分配做出战略调整。”

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与更积极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挑战了地区霸主美国的战略地位和引起其盟友的战略焦虑，这迫使美国不断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和完善自己的同盟网络。这样的回应，又强化了中国关于美国遏制自己的认知，进而引起反击。这种表现再次让美国确认之前的一种认知和判断，进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由安全困境导致的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中美在地区秩序构建中难以形成合力，这种恶性循环从双边到地区，从地区到体系都在相互加剧。因此，缓解或者破解这一恶性循环的办法就是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出路。

中国崛起是这一循环的逻辑起点,但是中国崛起又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人为地被阻断。与中国崛起的现实相伴随的是中国在实力崛起后的战略选择，也是美国判断中国战略意图和形成各种战略认知的重要依据。同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以及做出的战略回应是中国进行下一步战略选择的重要根据。缓解这一恶性循环最有效途径，就是中美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避免一种“战略自闭症”。艾利森(Graham Allison)研究发现，过去的500年历史，在16次崛起国威胁取代现状国案例当中，12次爆发了战争，4次避免战争的结果源自挑战者和被挑战者之间在态度和行动上巨大且痛苦的调整。对于如今的中美来说，成功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标语,而是一种深刻的相互理解。对于未来东亚地区良性秩序的构建来说，中美两国不仅要立足现实，还要积极地用对方的视角审查自己，进而做出相关战略选择。

第一，做到“一慢”，即中国必须充满耐心，在实力增长的同时，不要急于对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其主导的地区秩序形成强烈的冲击。

首先，从心态来说需要具有战略耐心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崛起国来说，与主导国一起建立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有利阶段和发展方向，有助于崛起国摆脱地区性纠葛,以更便捷地追求更高地位和更大影响力”。前文分析已经表明，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不断缩小。在中国崛起的映衬下，美国展现的是一副相对衰落的景象。对于处于权力变迁中的中美来说，心态截然相反。霸权国由于权力份额的减少往往显得更为焦躁不安，对崛起国来说，需认清霸权国的这种不安心理，并理解其一些适度的不当行为，不要急于去挑战霸权国。

其次，就霸权国衰落进程的客观事实来说，应该认识到单就一个霸权国的衰落来说，其进程相当漫长。譬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1588年遭受无敌舰队覆灭这一沉重和致命打击后，就逐渐丧失了霸主地位并开始衰退，但是这一进程持续到将近一个世纪后《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其才正式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德约(LudwigDehio)对此评论道，“政治经济衰落是那么温缓，以至于要两代人……以上时间过去，这老迈的支配性强国才退入二等行列，让位于它主要的大陆敌手。”况且如今是一个大国不太可能爆发直接冲突的年代，这种衰落将更为漫长。对于崛起国来说，实力增长是在朝着利己的方向变化，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转换过程将是长期的。

再次，从秩序变革本身的特点来看，权力变迁和秩序变革之间存在着时间差，秩序变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权力变迁只是秩序迎来变革的一个信号，从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到一种新的秩序匹配需要很长的周期。阮宗泽就认识到“依据我们有限的历史知识推断此次转型似乎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例如，英美之间权力的变迁就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取代英国，成为地区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所以中国必须充满耐心，实力增长导致利益范围的扩展，并不意味着这是瞬时的和完全匹配的。

第二，做到“一快”，即美国必须尽快认清现实，在地区权力结构已经出现变迁的情况下，尽快适应中国在东亚崛起的现实。中国力量的增强将决定中国安全利益的发展，但美国的政策能够影响中国追求其利益的方式和紧迫程度。霸权国要注意有分享意愿，认清新的实力变化，并自愿和实力相近的大国共同分享地区领导地位。

首先，从现实来看，东亚的实力结构当前和未来都已呈现出了与以往相比巨大的不同。根据客观事实调整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各个国家都必须具备的一种“战略素养”，因为“国际体系保持稳定性的主要机制是体系内主要大国的实力分配与利益分配之间高度匹配，而二者出现分离是破坏稳定的动力”。由于权力结构等战略环境的变化，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制定与之适应的对外战略既是有效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也是维护地区和体系稳定的关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认为，“美国与亚洲的战略对接应该经过仔细的调整，目的是要培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

其次，从美国自身来说,美国具有这种“战略素养”的证据和勇气。美国从独立建国到最终的崛起，是自身实力的一步步积淀的结果。它更应该明白权力变迁是国家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规律所导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建国不到半个世纪，门罗主义就得以出台，要求各国尊重美国在西半球的正当利益。19世纪末，美国在拉美地区处理英美之间权力变迁过程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战略耐心和勇气。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和东亚已经出现的权力格局变迁现实,是美国调整心态的客观基础，只有中美双方在一个基本的事实上取得共识，才可能不出现大的冲突。而美国尽快认清这一现实，并选择与这一现实相匹配的战略，才会使中美战略互动出现良性发展。

最后，从历史经验观察，霸权国正确认识到实力的变迁现实是避免战争的前提和关键。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就认为,英美权力转移之所以完成和平的变迁，就是因为英国认识到美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遏制或者对美国发动战争已经不可取，在此基础上积极的战略运筹和战略互动才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他的一些学者对于英美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也持同样的观点，即这归功于英国对美国崛起的客观认知，以及在这种认知基础上采取的战略调整。可以说，国家也需要具备“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远见卓识，这样才能避免权力转移过程中出于对霸权的留恋而发动战争的危险。

第三，在“一快一慢”的基础上，积极寻找双方利益汇聚点，协调彼此在地区秩序构建中的角色与地位，实现“双头领导”的秩序建构。“一快一慢”是对中美双方一种宏观的战略建议，共同利益才是国家集体行动的最终考量。

具体来说，首先，中美必须立足双边，完善各种已有的沟通协商机制。稳定的双边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实现“双头领导”的基础。一方面要确保出现危机时有充分的沟通渠道存在，确保不冲突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根本，保证中美之间不出现军事摩擦的意外是两国关系共同利益中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发挥制度、机制作用促进合作，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中美双方应积极利用已有的双边协商机制促进双方的各方面合作。令人欣慰的是中美在这方面的合作正在稳步推进。

其次，在地区层面加强沟通与协调，就各自的角色与地位、地区热点问题进行积极协商，为地区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保障。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从根本上离不开中美的合作，在中美各自相对占主导地位的事务上，另一方需要以协调者的角色与另一方配合，而不是一味谋求在各项事务中的主导权，角色的合理分配无疑有利于协调的展开。基辛格(HenryKissinger)就曾建议中美要努力发展“一种咨询和相互尊重的传统”。对于地区热点问题，例如朝核危机，中美双方更需要相互协调与合作，而不能相互推诿，肆意指责对方。确保地区安定正是中美双方地区利益的聚合点。同时，中美还要尝试就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进行对接和整合。对地区秩序构建的摸索既可以确保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又可以为中美在全球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最后，积极开展中美在全球治理各领域的合作，对有关全球安全的问题积极进行协调沟通，同时就核心利益有了新的、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认识。在核心利益上相互了解、尊重、调适和共进，对于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和确保国际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极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先后经历了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和命运共同体模式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积极构建与世界大国或地区重要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不断加快和崛起困境的日趋严峻，学术界关于中国外交改革的争论颇大，其中的一个焦点就在于不结盟原则的取舍或调整问题。

中国一向采取不结盟战略，但在不断崛起和全球拓展中又需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新形势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在不结盟与战略伙伴之间促成一种平衡。在2014年11月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特意强调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基于大国之间传统安全重要性的下降以及核大国之间的毁灭性制衡,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更可能会转移或升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因此，积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中国与周边国家试图打造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相互谅解和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同时，它更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其中，经济共同体固然是基础，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而言。应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将“周边为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前，通过周边共同体的实质性构建来建设性管控第三方因素,既要避免中美双方利用第三方来打压对方，甚至“火中取栗”，也要避免第三方借助于中美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来“煽风点火”，从而“渔翁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