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乐，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导读

王志乐认为，关于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需要警惕“中国不再需要继续开放和利用外资”的错误思潮。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

王志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短短7个月时间里，党中央和国务院前所未有地就吸收外资问题如此密集地发布指示，反映了中国对扩大开放、促进外资增长的决心与力度。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需要警惕“中国不再需要继续开放和利用外资”的错误思潮。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

中国不再需要外资？

王志乐表示，当前在华外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适应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的外资政策有新的突破与创新。

在他看来，从1979年以来，外资政策的突破和创新在中国已经进行过三次。

第一次是关于“利用外资不是 卖国主义 ”的争论，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利用外资不是“卖国主义”，1986年国务院正式制定颁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强调“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权”。

1992年前后，国内出现了第二轮否定开放反对引进外资的思潮。面对人们利用外资是“姓资姓社”的争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2001年前后围绕入世，国内出现第三轮对于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质疑，有人担心外资大规模进入会导致本土产业的衰败。彼时党中央领导认为，加入世贸是符合我国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入世10年后，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王志乐指出，当前正面临第四轮观念与理论的突破。“一些人认为，中国不再需要继续开放和利用外资。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排斥外资企业的错误观点与做法。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展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正是在习总书记直接推动下，国务院出台了2017年5号文和39号文，制订了系统全面的措施以促进外资在中国的增长。

王志乐称，“回顾上述四次关于外资的争议不难看出，近40年来尽管传统思维不时抑制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但是中国在两种思维博弈中逐步扩大开放，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不能为一时的和局部的问题而动摇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

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

在王志乐看来，中国当前需要创新包括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公司在内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内也有一些人对是否坚持开放发展出现了质疑和摇摆，没有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倒逼国内改革融入全球经济那样的魄力。”

他认为，全球化理论滞后是造成这些错误思潮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2年以来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往往被说成是美欧等西方的全球化。王志乐强调，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商投资，中国企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能把中国参与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片面地归于西方。

王志乐表示，跨国公司理论的滞后，也影响了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

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迅速走向全球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传统的跨国公司也随之发生了三大变化：企业发展战略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公司管治结构在股权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从中心辐射型管理结构转变为全球化的网络式管理结构；企业责任理念也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的责任。

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大大提高了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并与投资经营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全球公司成为中国与全球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吻合。王志乐表示，正因为顺应并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机会，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进而实现了大国崛起崭新的一章。

“根据近40年来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型公司，特别是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融入全球价值链。”

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

促进外资新一轮增长需要新一轮的观念创新。王志乐认为，当前亟需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2014年中国已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与投资输入平衡，甚至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的“新常态”。

王志乐表示，投资输入国思维更加关注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

而投资输出国则关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给本国企业投资以国民待遇，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

王志乐认为，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企业从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到开始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也意味着我国将以更对等的方式扩大外资准入，落实外资国民待遇，从而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

他表示，站在投资输出国立场就可以理解，尽可能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准入，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尽可能宽的准入限制；给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就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争取国民待遇；改善对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就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王志乐认为，促进外资新一轮增长，应当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妥善处理促进外资增长与减少外资负面影响的问题。战略上应该坚定不移地发挥全球公司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在战术上，根据具体的合作项目上应当谨慎，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不能因为对外开放而忽视外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该因为战术层面的问题而动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根本战略。”王志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