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前天播出的《辉煌中国》第六集之《开放中国》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上海自贸区成为先行者，负面清单制度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只要不在清单上的领域，都可以涉足。

对全球投资者来说，这是黄金般的“定心丸”，而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由自贸区开始，中国的市场准入全面采用负面清单制度。以开放倒逼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将对内对外相统一。

在过去的5年里，我国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广东、福建、天津、浙江、辽宁、河南等11个自贸区，“自贸区”成为吸引全球眼球的经济概念，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名片”。

从概念来理解，自贸区是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但将其置于中国深化改革的宏观格局中，自贸区显然不是一般性的“贸易园区”，而是通过制度创新等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

现在所称的“自贸区”通常特指“自由贸易试验区”，即11个自贸区。而定位于一般性“贸易园区”的自由贸易区，在我国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20多年前，中国内地第一个保税区在上海外高桥成立。当时，它的英文译名就叫“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园区），而不是“Bonded Area”（保税区）。时至今日，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在内，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已有约110个，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实际上，“自贸区”的出生使命并不仅仅在于“贸易”。按照批准的方案，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为：“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

不难看出，其关键词在于制度创新、开放度最高。其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内外资的投资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不限于以“贸易”为使命的自贸区，至少承担了三个方面的历史使命：

一是制度创新的试验区。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创新，再到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种子更是扩大到11个自贸区。经过全面探索，这11个自贸区必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试验区。

二是资源配置的示范区。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再到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责任清单”，每张清单都展示出“自我革命”的改革勇气。其目的在于，开拓一个能让市场作用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更为相得益彰的资源配置示范区。

三是扩大开放的枢纽区。11个自贸区承担衔接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枢纽性使命，即一方面要成为所在省市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引擎，另一方面也要形成对沿海乃至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开放的有力带动，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全局性的开放和升级。

总之，中国自贸区并非一般性的“贸易园区”，而是中国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全力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重要的举动，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其力度和意义堪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两大事件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