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球金融危机的 冲击使人民币国际化像一个似乎遥远又似乎触手可及的梦想呈现在国人面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人民币如何在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今日两篇专家特稿深入解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尝试，为读者在纷纭现实中厘清达成人民币国际化梦想 的两条构想路径。

构想一

超主权储备货币：醉翁之意不在酒

■ 胡俞越 王彩惠 王沈南

面对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各国对其原因开始不断思索，中国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深刻的探讨。G20伦敦金融峰会召开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 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作了深入分析，构想了以特别提款权(SDR)为代表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 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发表不久之前美联储宣布回购长期国债。醉翁之意何在，一番探究后，在乎酒抑或在乎山水之间也应当清晰明了。

背景 抗议美元加剧贬值

周小川行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在极短时间内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超主权储备货币提出的国际背景。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美元霸权地位亟待改革。由最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到如今还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投行的倒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藏 于其中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美元霸权的地位使之可以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无限制地消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和黄金脱钩。然而鉴于当时 特定时期内美国强大的国力和相对稳定的币值，美元成为全球结算和储备货币。依靠着这一优势，美元的发行国——美国成为经营全球的发钞银行。美国通过发钞权 造就的纸币就可以换取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美国可以有恃无恐地透支未来、透支全球。可以说正是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造就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模 式，而无节制的消费模式正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合理的“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亟待改革，国际社会急需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 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特征和潜力的特别提款权（SDR）的提出恰好具有抛砖引玉 的作用。

其次，美联储大购国债开动印钞机。在3月18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 国长期国债。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刚刚增持美国国债，总量已达7396亿美元，占美国国债10.9万亿的7%，居世界首位。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 举动无疑将加剧美元的贬值，而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美元的贬值将导致外汇储备的进一步缩水，加大外汇储备风险。周小川行长的这篇文章于5日后发表， 也可以看作对美国肆意加剧美元贬值的抗议。

现实 ＳＤＲ短期内难成超主权储备货币

虽然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建议要充分考虑SDR具有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但是其内在缺陷使得它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各国梦寐以求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三个用途

创设ＳＤＲ的方案，最初由美国于196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提出。美国以国际流通手段不足为由，主张创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作为美元和 黄金的补充，以适应世界贸易的需要。以法国为首的西欧6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问题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强调美国应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反对创立新货 币。1967年4月，比利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主张增加各国在ＩＭＦ的ＳＤＲ，以解决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最终“10国集团”采纳这一方案。 1969年9月ＩＭＦ第24届年会通过ＳＤＲ方案，并于1970年1月正式开始发行。

ＳＤＲ是ＩＭＦ根据各会员国上年年底缴纳份额的比例分配给各会员国“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用来补充现有储备资产的手段。用途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动用ＳＤＲ向指定会员国换取外汇，偿付逆差；第二，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可通过协议用ＳＤＲ换回对方持有的本国货币；第三，会员国还可用ＳＤＲ归还ＩＭＦ的贷款和支付应付ＩＭＦ的利息费用。

三大优点

ＳＤＲ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储备资产，与其他储备资产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ＳＤＲ发挥着特珠的“世界货币 ”的作用。它的诞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发展，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人类集体创造的一种新型的储备资产和特殊的“世界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一 种无条件的国际清偿能力，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基金组织会员国之间的交易和业务。其二，弥补了国际储备资产和清偿手段的不足。ＳＤＲ自1970年以来，进行 过多次分配。分配的ＳＤＲ归各成员国所有，记入专门账户。ＳＤＲ的分配及其比重的不断增加，补充了国际储备和清偿手段的不足，促进了国际经济的发展，有力 地支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三，它的出现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开拓了新的思路。在传统的金本位制和类似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不可能 再复活的情况下，ＳＤＲ的出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改革思路，即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不一定是某个中心国家的货币，它可以是一系列国家的货 币所组成的“篮子”，即是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

三大缺陷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而对ＳＤＲ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寄予过高的期望。它的内在不完善性和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

第一，其创设缺乏牢固的国际社会基础。ＳＤＲ的创设和允许其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各国存在不同的动机。这种同床异梦的状况是ＳＤＲ国际社会基础中的 严重隐患。一旦涉及到各国利益关系，ＳＤＲ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在其缺乏牢固的国际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很难想象它能够成为新的国际货 币体系的基础货币。

第二，ＳＤＲ实体与形式相分离，缺乏自身稳定的物质基础。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使基础货币的实体与形式统一起 来。否定货币形式，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否定货币实体，会使货币体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性。ＳＤＲ只是记账单位，缺乏物质基础，货币形式与实体相分离，这就 很难保持自身的长期稳定。

第三，ＳＤＲ未从根本上消除中心货币可能产生的毁灭性冲击。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表明，一种货币体系的崩 溃，都是由于中心货币国际经济力量衰落，不能发挥中心货币作用而导致的。ＳＤＲ只是由4种货币计算价值，不过是一种扩大了的中心货币。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 不平衡，必然形成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ＳＤＲ内在的不稳定性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复合性的中心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破坏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 方式重新表现出来。

目的 变被动为主动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基于ＳＤＲ 现实中的种种不足，短期内其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可操作性很小。而且，根据目前IMF的决策机制，占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一 触犯美国利益的提议在IMF一定得不到通过。由此可见，周小川行长此次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建议充分考虑SDR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不是真正主张在短期 内变SDR为超主权储备货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目的在于：

第一，给美国施加压力，以防美国继续肆无忌惮地滥发美元。 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将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若为了规避美联储这一举动对市场的不利影响而减持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则 减持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持有国债，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这些美元资产的风险加剧。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旨在给 美国施压，确保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第二，改造IMF，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即提高SDR的份额。IMF的议事规则执行加权投 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 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美国是 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7.09%的份额，中国仅占3.72%，这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由于目前IMF的决策机制是必须 拥有85%以上的票数，改革和决策方能通过，而美国占17.09%，故美国拥有一票否定权。由此可见，现阶段急需改革的是IMF的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拥有 更多的话语权。而彻底改造IMF，是将特别提款权改造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

第三，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奠定基础。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依然不会动摇，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中国在国际结算及外汇储备方面非常被动。当前，我国政府应当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要想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得让人民币区域化。

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先后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6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包括：2008年12月12日与韩国央行签署的 1800亿元框架协议，2009年1月20日与香港金管局签署的2000亿元正式协议，2月8日与马来西亚央行签署的800亿元正式协议，3月11日与白 俄罗斯央行签署的200亿元正式协议，3月23日与印度尼西亚央行签署的1000亿元正式协议。此外，3月29日，周小川行长在参加泛美开发银行年会期 间，代表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700亿元框架协议。目前，人民银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央行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近日，国务院已 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的深圳、珠海、东莞和广州这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从制度上成为“结算货币”，向“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人民币区域化使得我国在金融危机下变被动为主动。随着人民银行与有关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付诸实施，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与手段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维护区域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当前金融危机继续蔓延之际，世界各国均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怀有不满之意，G20伦敦峰会之后，IMF的改革以及对SDR的增资也被提上日程，但是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前世界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在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后，不断扩 大其活动范围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并争取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重要一极。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指出了一条长期可行的道路，但是短期内仍存在很多现实的阻力。在这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上，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面对，短期内首先实现IMF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最终确立扫除障碍。

构想二

亚洲货币基金：危机中疾步前行

■胡俞越 安波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旧梦还未散尽，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推动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 增长的动力源泉——出口遭受重创，而其货币币值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亚洲尤其是东亚开始酝酿着变革。2月22日，在泰国普吉岛召开的东盟和中日韩 （10+3）特别财长会议决定，计划将筹建中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至1200亿美元。5月3日，在东盟和中日韩财长巴厘岛会议上，“亚洲外汇储备库 ”取得了突破性的实际进展：“亚洲外汇储备库”将由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 32%和16%；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尽管外界对这一举动的评价尚存争议，但是这无疑推进了以区域互 助为目的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进程。

背景 IMF代言美国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合作组织，其本身的历程值得我们借鉴，而其对亚洲货币基金的倒逼使我们更有必要先对其进行一番探究。

二战结束后，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定，各国币值大幅波动，因此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的组织。在此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稳定其币值并且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因此实质上扮演了“最后贷款 人”的角色。然而由于在决策机制上的“巧妙”设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代言人。具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加权投票表决 制，而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依据所缴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 权投票权。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美国具有17.０９%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美国享有实际否 决权，这也成为历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提出的根本原因。

提议 梦想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之前，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经济增长，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亚洲四小龙”的称谓享誉全球。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 金融危机砸碎了所有的繁荣景象。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沽空泰铢，迫使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导致泰铢大幅贬值。随后， 国际炒家如法炮制，菲律宾比索、印尼盾、新加坡元先后大幅贬值，危机直至索罗斯攻击港元溃败而告一段落。由于东亚各国币值相继出现了大幅波动，外商投资者 纷纷撤资，导致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出现衰退。与此同时，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最终贷款人——ＩＭＦ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可谓不尽如人意，其 贷款全部附带了苛刻的干预经济的条件，包括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利率和出售国有企业等，在损害当事国利益的同时也为欧美企业攫取大量利益提供了帮助。痛定思 痛，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不仅认识到单打独斗抵御危机的方式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巨大的风险，而且从ＩＭＦ在危机中的作为更认识到了区域内互助努力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应运而生。

然而由于美国的反对和东亚各国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亚洲货币基金的构建未能顺利启动。直至 2000年5月，东盟和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的协议，即《清迈协议》，亚洲地区的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才显现雏形。之后，协议 参加国对“清迈倡议”存在的必要性、运作效率、结构和运作中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2005年5月， 东盟和中日韩财长宣布，对强化《清迈倡议》达成一致：建立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将各国承诺的395亿美元双边互换资金扩大至790亿美元； 互换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随后，各国财长副手下属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这其中包括如何建立集 体决策机制和如何将双边协议多边化等。2007年5月，东盟+中日韩财长决定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自行管理的储备库（reserve pooling）， 允许每个参与国将一定比例的储备设定为储备库专用，在面临货币危机时可以动用，这在技术层面将《清迈协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前行 全球金融危机下进展迅速

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不禁使亚洲各国重温旧梦，也再一次突出了区域金融互助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2008年全年，亚洲（日本除外）10种交易最活跃的货币中有8种货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下滑。各债务国币值的下降增加了外债的偿还难度，从而制约了宏观经 济的内外平衡，并影响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美元的两个最大债权国——中国和日本正饱受美元贬值之苦，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正遭受严重缩水。美元币值“有选择 性”波动损害了亚洲各国的利益，建立互助机制，稳定各国的币值成为当务之急。

时隔十年，ＩＭＦ已无力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伦敦20 国峰会前，ＩＭＦ拥有全部资产约2500亿美元，其中包括2000亿美元的现金和黄金以及两个常设借款协议（GAB和NAB）能吸引到的约500亿美元资 金。尽管在20国峰会上各国同意为IMF再额外拨款5000亿美元，使IMF规模扩大至7500亿美元，然而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3.6万亿 美元，超过世界外汇总储备的一半，相较于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ＩＭＦ的资金动用能力可谓杯水车薪。同时，充足的外汇储备则为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提供了物质 保障和可靠的资金来源。

亚洲外汇市场动荡频发，而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却今非昔比。于是，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在新的危机中浴火重生。去年 5月，中日韩和东盟十国开始筹备800亿美元额度的外汇储备库。今年2月，东盟和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决定，计划将筹建中的亚洲外汇储备库规模增至1200 亿美元。5月，东盟和中日韩财长达成共识：具体由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构建亚洲外汇储备库。如果这一机制得 以形成和发展，从单纯的区域危机防范互助合作体系到区域货币基金，再到单一的区域货币，将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路径相一致。事实上，从《清迈协议》到巴厘岛 财长会议，亚洲外汇储备库不仅着眼于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东亚地区货币和金融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才是其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汇率政策协调机制、 亚洲债券市场乃至共同货币等高层次货币和金融一体化的成果，才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期望的结果。因此，亚洲货币储备库实质上正是亚洲货币基金的路径选择。

保障 中国力量逐渐显现

由于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在低位徘徊，中国作为10+3中的领导力量正逐渐显现。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拥有外汇储备 19460.30亿美元，占据10+3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多，而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也居本地区的首位。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巨额外汇储备为本地区的 经济安全打下了基础。而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加速更是为亚洲货币基金的构建提供了保障：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中国分别与韩国、中国香港、马 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签订了总额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合约。运用互换手段开展区域货币合作，一方面可用于应对短期流动性短缺 问题，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另一方面，本币互换不同于此前《清迈协议》框架下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互换，在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也为人 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事实上，人民币以其稳定的币值以及良好的政府信誉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据统计，蒙古国约60%的外汇储备以人民币计价。此外，政策 推动也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这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而为 提升人民币将来在亚洲货币基金中的地位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客观来看，构建亚洲货币基金仍有一些现实性的制约因素，如亚洲各国文化差异 导致缺乏必要的政治妥协和责任分担；同时短期内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也制约了其地区性货币的地位。然而从长期来看，亚洲货币基金仍有其必要性，并且在此 次危机中亦显现出其迫切性。加强政治互信，处理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都是亚洲货币基金推进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地方。从《清迈协议》到向外汇储备库注 资1200亿美元，我们看到了亚洲货币基金的推进。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基金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