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托管法务  作者：张波 博士 

近日，证监会发出2017年第8期机构监管情况通报《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合规审慎开展私募基金服务》，主题明确，直指私募基金风险，要求券商审慎开展代销、托管等基金服务。仅就私募托管业务而言，准入标准、风控要求、业务结构等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1、未来城风险事件发酵，驱动监管态度转严。

监管通报列举了某券商托管的未来城项目基金，出现管理人失联、募集资金被挪用、投资者要求托管券商兑付等风险情形。虽然监管通报并未定性托管人责任，实际上是否存在责任也存在较大争议（参见本公众号原创文章“从未来城事件看私募基金托管人责任边界”），但该事件无疑让监管高度重视私募托管业务风险。实际上，在券商行业获得托管资格之前，商业银行也承接过大量私募基金托管业务，也出现过众多风险事件，在经过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认定后，基本上都不存在法律责任，但一旦涉及众多的自然人投资者，声誉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监管机构从严把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明确将托管与销售并列，凸显监管严厉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通报全文将托管与销售并列提及，显然是置于同一风险层级看待，将严重影响对托管业务的认识。客观来说，两者是有较大区别的：首先，从法律关系来看，基金销售直接面向投资者，而托管人只和私募基金本身或管理人发生合同法律关系；其次，从资源占用来看，基金销售直接涉及券商的自有客户资源，而托管业务是纯中间业务；最后，销售业务要考虑基金投资业绩，而托管人仅负责运营工作，不涉及投资风险。因此，基金销售业务的风险度应该是显著高于托管业务的。但通报将两者并列，把托管业务的风险层级向销售看齐，无疑将提高托管的履职成本。

3、限制承做非证券类私募，可能影响市场结构。

监管通报明确要求“对股权类私募基金产品，如风险无法评估或超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应当终止服务或暂停新开业务”（需要注意的是，基金业协会规定私募基金分为证券类、股权/创投类、其他类三种，监管通报所称“股权类私募基金”实际应包括股权/创投类和其他类）。截至5月底私募基金实缴规模数据，证券类私募仅占25%，且受二级市场不振影响，规模较去年底下降了15%；而非证券类基金占比高达75%，其中股权/创投类基金规模增长20%，其他类基金（债权、收益权投资等）更是大幅增长180%。可见，非证券类基金无论是规模存量还是增幅，都占据私募基金的主要市场。如果严格执行监管要求，如此巨量市场将彻底游离于监管之外，市场竞争格局也出现更大变数。

4、要求充分尽职调查，严把准入门槛。

通报要求托管人“应当对有关产品及其管理人充分做好尽职调查工作，全面评估相关风险。对管理人资质不佳，运作记录不良，风险较高的产品，不得向其提供托管、代销等服务。”此前，托管人的尽职考察主要集中于管理人工商登记、资本金以及基金业协会注册等一般性、公开性信息，而通报要求显然需要托管人对管理人有更深刻、实质的了解。

5、要求持续跟踪情况，严峻考验托管人能力。

通报要求“对已通过事前审查并开展托管、代销等服务的私募基金，应当对其资金投向、规范运作等情况以及管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做好风险监测，对发现异常的，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化解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该要求已经类似于投资业务的贷后管理、投后管理工作，既超出了传统理解的托管职责，也很可能超出了托管人的能力范畴。

6、要求计提风险资本准备，抬高业务成本。

通报要求“对出现风险隐患的，住所地证监局应督促公司及时计算相应特定风险资本准备”，并进一步表示“将研究适时提高证券公司代销、托管私募股权类基金的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一旦实施，将明显抬高托管业务成本、压制业务规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