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23期

作者林双林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1992年到2016年，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高于1978到1992年的8.5%。

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短短的几十年，七亿贫困人口脱贫。经济发展后，国家开始重视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政府给老年农民发放少量的养老金，也部分解决了农民养老的燃眉之急。另外，与别的国家不同，我国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生产性扶贫，鼓励贫困户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尤其是这两年，政府扶贫力度大大增加，许多贫困农民都得到了实惠，生活状况大大改善。

然而，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还有不足。首先，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干预过多。当今仍存在非自然垄断的企业，竞争没有完全展开，效率未得到充分提升。银行贷款倾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些领域国家对产品和服务定价管得太死。一些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还由国家定，反映不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劳动者的贡献。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尚未彻底解决，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其次，在分配领域再分配力度不够。我们的税制不够累进，税收大部分是消费型的，占到总税收的50% 以上。消费型的税制，累进程度很低。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仅占财政收入的7%左右。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力度较小。而在美国，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占到总税收的45%以上。联邦政府以工资为基数所征的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养老医疗保险费，达到其税收收入的约80%。在支出领域，我们大量的钱花在经济建设上，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较少。

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领域要让市场配置资源，让企业和个人去创造财富，实现效益最大化，促使生产效率最优化；同时，在分配领域要发挥政府的再分配作用，让全体人民、让子孙后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逐步放弃直接控制生产。时代在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从事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也在变化。1949年以前，所有重工业和近半的轻工业属于国有。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或者在非常时期，国家需要直接控制生产，满足政府支出。经济的发展，金融财政制度的发达，使得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空前的增强，政府已经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活动了。政府应该逐步放弃直接控制生产，而是通过征税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这样，生产效率会大大提高。

放弃直接的数量限制，通过税收调节生产和消费。经济学里已证明，政府直接进行产量和消费量限制，效率最差；利用税收调节，即政府定好税率，由个人或企业去在市场上竞争，效率最高。

让市场决定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例如，让工资反映市场的供求，反映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多少，让市场调节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再如，在医疗领域，提高医生工资，激励医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政府直接帮助低收入者获得医疗保险。这样资源会更合理的配置，效率会更高。

缩小收入分配差别。在市场经济下，收入的差别要通过税收调节。我们应该加速建立累进的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缩小收入差别。另外，我国应该逐步缩小养老金的差别。目前，我国养老金差别较大，有的退休人员拿得太多，导致我国养老社会统筹账户连年赤字，大量挪用了个人账户的资金，给未来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我国税制的累进性短期内难以提高。为了弥补税收累进程度不高、再分配力度不够的问题，我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例如十二年义务教育。

重视代际之间的分配，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再分配，不仅是同代人之间的分配，还有代际之间的分配。目前，大城市里老人有昂贵的房子，丰厚的退休金，然而年轻人工资低，买不起房。年轻人相对贫困是全球性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应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减轻年轻一代的压力，让他们满怀信心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应该减少不合理的政府债务，尽量给后代少留负担；应该保护资源环境，为未来发展留下余地。

（作者林双林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