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死，贵阳死；物流活，贵阳活。”

5月25日，贵阳市政府一位副局长在拥堵的贵阳市北京路上这样嘟囔了一句。

在贵阳市内的几条主要道路，几乎与此同时陷入同样的境地。“大大小小的车，尤其是货运车，都在市内来回穿梭，城市就这么小，货运车却这么多，你说，能不堵吗？”这位副局长无奈地说，“市里一直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

“物流业严重落后的现状，已经反过来严重影响到整个贵阳的经济发展。”上海上软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顺庆在贵阳市内的另一条道路上发出这样的感慨。他在贵阳经过反复考察后认为，物流业产值的规模与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和“大西南出海通道枢纽站”的地位极不相称。

本报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省长林树森以及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市长袁周，均在近两年在多个场合提出，要把振兴现代物流业作为振兴贵阳的第一大任务。

“李军书记两年前来贵阳上任后，第一个调研的就是物流业的发展，并专门提出要把发展物流业作为改变贵阳经济落后现状的首要抓手。”贵阳市政府一位局长透露。

手握数百亿“投资大权”并在国内投资界很有名气的孙顺庆也因此敏感地嗅出了商机。

上海上软投资有限公司是浙江上百家大大小小企业联合发起的一个综合型投资公司，也是庞大的浙江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一个窗口。

“我到很多城市进行投资考察，从来不会超过三次，但我现在已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西下贵阳六次。”孙顺庆告诉本报记者。他决定联合在贵阳当地物流业占据举足轻重的物流企业——贵阳宝通公司，在贵阳投资一个大型的宝通现代物流产业园，并依此发起设立规模达20个亿的全国首个现代物流产业基金。

这种产融互动的新型模式不仅得到了贵阳市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投资界的广泛关注。

沉痛的发展逻辑：廉价资源换取高价产品

孙顺庆同时注意到，这些在贵阳来回奔跑的大小货车，从贵阳拉出的基本上都是资源型产品，如磷矿、铁矿、铝矿等等。而拉进来的却大多是日用品等。“贵阳70%的日用品靠从外地输入。”

贵阳的矿产资源丰富，全市已探明矿种52种。主要有煤、铁、硅、重晶石、大理石、耐火粘土、铝钡土、磷、硫、汞等矿产资源。其中，铝土矿保有储量4.3亿吨，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磷矿4.64亿吨，是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全国70%以上的优质磷矿集中在贵阳。

孙也为此向本报记者描述了他很有感触的另外一个现象，由于物流成本的过高，导致贵阳虽然人均收入排在全国末位，但消费品价格却排在全国前列。“我特意考察了一下，同样一个消费品，比如衣服、家具等等，在贵阳的价格，远远超过上海这些相对发达城市，有时候甚至是上海的两倍！”

上述副局长痛心地说，贵阳的矿产资源拉出去的价格非常便宜，很多是运往国内相对发达地区，而这些矿产资源在外地被进行深加工后，却高价进入了贵阳。“贵阳正在以廉价的矿产资源，换取着高价的深加工产品。”

按照这位副局长的说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贵阳乃至贵州的物流业发展落后有关。而这又与当地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有关。

这也是导致整个贵州物流业长期无法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年来，尽管不少当地人开始干起物流业，但对贵阳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不仅不大，反而影响了贵州的发展。

拿贵阳来看，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贵阳市现有各类体制的仓储、运输及物流企业500余家，但总体来看贵阳市物流业不仅分散、规模小、服务功能单一，完全处于传统的仓储、运输状态，而且物流成本较高，速度慢。不仅如此，很多物流公司的仓库都分布在市内。导致大大小小的货车来市内无序穿梭，进而导致了贵阳——这个西部省会城市的交通拥堵程度，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这说明，贵阳以往的城市规划做的很不好。有一次，一位国务院部级领导来考察，竟然在市内堵了两个小时。”贵阳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私下透露，“这让市领导大为光火。”

这更加大了贵阳市发展壮大现代物流业，并对物流业的布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调整的决心。同时，当下，贵阳推出了建设“大贵阳”战略的决定，着力打造磷化工基地、铝工业基地、西部药业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等等。“但市领导都清楚，如果物流业不搞起来，这些都是空话。”贵阳市委宣传部的官员私下表示。所以，李军书记和袁周市长，均在最近的多个会议中反复强调，要强力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最近不少领导到我们这来考察，都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让我们很受鼓舞。”贵阳宝通工业物流园区的投资方——贵阳宝通仓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闳升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看到，贵阳宝通工业物流园区目前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占地约180余亩，总投资达1.8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以贵阳为中心，构筑一个连接大西南和东南沿海的现代物流网络。最近，贵阳市副市长季泓、贵阳市发改委、商务局、招商局等等多个部门领导，均先后来这里进行考察。

“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依托地处西南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抓住贵广高速铁路、公路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建设的机遇，同时还要把握好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的投向，力争将园区项目建设挤进中央预算内投资中争取国家资金。”季泓在考察时所说的话，更给了郑闳升们更多的信心。

产融互动：20亿现代物流产业投资基金胎动

贵阳市乃至贵州省领导的这种把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第一要务的高调，让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考察的孙顺庆注意到了。而此时，他正打算联合TCBL、PWC、中瑞岳华、东晟、凯信等等国内、外一流投融资管理与服务机构，采取政府引创形式，发起设立一只总规模达20个亿的宝通现代物流产业投资基金。尤其是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现代物流业振兴规划后，孙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这说明，国务院开始真正把现代物流作为一个产业来强推，这是我们投资界所高度关注的信号。”孙拿着一份经过数月调研、缜密思索后，连续多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份近50页，3万字左右的《贵阳宝通物流产业中心项目报告书》兴奋地说。

数月前，孙顺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与贵州遵义籍企业家郑闳升见面，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反复研读着贵州省以及贵阳市的领导们最近以来的多次讲话，发现这些领导们几乎都提出振兴贵州、贵阳，首先要发展现代物流业。而在贵阳市正在招标的“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发展现代物流业也被列为现代服务业首位。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孙顺庆决定采取与贵州省政府合作的形式，发起设立贵州省宝通物流产业投资基金。

“在业内，我们深知，不成熟的项目，孙顺庆不会轻易出击的，所以，我们公司内部集体研究了他的这个投资方案，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物流业，非常不错，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决定全力进行合作。毕竟，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下一步的重点投资方向。毕竟，现代物流业是刚刚被国务院明确表示要支持的产业。”国内一位金融界老总说。

本报记者独家拿到了这份方案。根据方案，贵州省宝通物流产业投资基金延续时间十年，大致分五期组建，每期四个亿，总规模20个亿人民币。

设立的宝通物流产业基金为公司制基金，为便于五期基金的成功募集及投资人股权转让和退出，基金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注册为物流产业投资股份公司(目前，公司名称暂定为：贵阳宝通物流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金融界老总也同时看好该基金的募集方式。根据方案，省市地方政府每期的项目引导资金为四千万；上软投资联合战略投资合作伙伴，每期直接出资一亿八千万进行配套(即LP资金)。同时，考虑到资金使用成本，结合国家物流产业振兴规划主要精神，上软投资合理使用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采用信托产品(债券)的方式，每期筹集一亿八千万。

这样算下来，按照现行基金组建方案，项目引导资金撬动市场的资金比率为1：9，杠杆效用明显。

该基金还明确了收益分配机制。如项目引导资金在投资项目结算后，原价退出，收益部分的80%奖励给基金管理公司，20%作为风险平稳基金；信托资金作为额定回报产品，依据信托计划分享投资收益。LP投资资金结算退出时，享有收益的80%，另外20%奖励给基金管理公司，等等。

力扛民族物流大旗：贵阳振兴“加速器”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该基金募集的社会资金，将结合宝通公司自筹的两亿多元资金，将联合投向那个规模庞大的贵阳宝通物流产业园。

方案透露，该物流产业园位于贵阳市白云区，提出的规划片区的土地约3700多亩。将重点分批建设白云宝通电器物流中心、西南国际工业(磷化工)原材料城、西南农产品(含快速消费品和冷凝食品)冷链物流加工中心、白云大宗商品(钢材和煤炭)城乡联动物流城、白云宝通城市物流配送中心、轻工业品(医药)物流商贸中心、白云保税物流中心(远期)、白云货运配载中心和网络基地(中转)等等。年理货能力达6000多万吨。

“我们希望能把这个现代物流产业园，打造为白云、贵阳、贵州，乃至中国现代物流业的一个名片。”郑激情满怀地告诉本报记者，他立誓，建成后的贵阳宝通物流园区，将是贵州省乃至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综合型物流中心区之一。

曾在物流业摸爬滚打多年的郑更希望，贵阳能借助后发优势，打造中国第一个民族物流产业。“现在，外资物流对民族企业构成威胁等是我国物流业进一步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他语气沉重地说。

这个物流园区，将给贵阳带来更多的实惠。在创税方面，在贵阳宝通物流园区建成正式营业后，除建安及不动产销售税以外，每年物流企业营业额及各专业市场商品交易额可达30亿元人民币，每年各物流企业及经营商家将创税上亿元。

而在增加劳动就业方面，一是仓储配送，物流信息及批发采购等物流企业和配套服务的物业管理，保安、社区医疗、汽车维修、停车场、洗车、搬运等服务人员，将提供就业岗位2100个以上，整个产业可以带动15000人从业；二是专业市场的经销商将达5000户左右。

此外，按照规划，宝通物流中心建成后，全国各地生产厂家、物流企业、运输企业、流通企业以及个体商户汇聚宝通物流园区，5年内计划引进贵阳市以外的经营商户3000户以上，对贵阳市经济发展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贵州省财力普遍薄弱，单靠自有资金，显然不行，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产业基金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贵州省政府一位高层明确告诉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