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唐柳雯

管涛认为，宏观调控的“币值稳定”目标将是保持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将是保持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

南方日报：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止跌回升，对此您怎么看？

    

管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是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8·11”汇改之后，有一段时期，我国经历了储备下降、汇率贬值，其压力主要来自于短期资本的集中流出。2015年和2016年，短期资本净流出规模分别相当于当年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顺差累计的将近两倍和四倍。短期资本流动主要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经常偏离经济基本面。这一时期，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明显失灵，出现了汇率越跌，市场结汇意愿减弱、购汇动机增强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在政策上大体可以有两种方法应对。一种是让市场自主出清，其结果必然是汇率超调，人民币汇率超跌；另一种是采取市场干预，阻断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这两种结果各有利弊，事前难以准确做出利弊权衡。但是，这两种选择是排他的，无论选择市场出清还是市场干预，都意味着放弃了其他选择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

    

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就是在基本面好转的背景下，“扩流入、控流出”共同发力的结果。反过来，汇率企稳、外汇储备回升，又进一步稳定了市场预期，抑制了恐慌性资本流出，这又为减少资本流动管理创造了条件。

    

未来，汇率将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市场主体需要自主控制和管理好货币错配风险。宏观调控的“币值稳定”目标将是保持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将是保持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

在管涛看来，可通过扩大人民币形式的资本输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宗商品交易时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等路径，形成两个闭环，从而形成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推进、稳步发展的局面。

南方日报：您曾经提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应形成两个闭环，即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中国应通过人民币输出，形成贸易顺差、资本逆差的闭环。对大宗商品输出国，中国应从这些国家用人民币进口大宗商品，形成一个贸易逆差、资本流入的闭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抬头，上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将受到什么影响，该如何应对？

    

管涛：“一带一路”倡议正从中国倡议上升为全球共同理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在这种关系下，为了节约汇兑成本，把主要的货币作为计价结算的汇率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实现上述两个闭环，一方面需要顺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支持，这两个方面目前都有一定基础，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关于扩大人民币形式的资本输出。中国合意的国际收支结构是贸易顺差、资本流出，而对于沿线国家来说，很多国家都受到比较强的国际清偿能力的约束，外汇储备不充裕。因此，人民币的输出，特别是资本项下的输出，有利于增强这些国家的国际清偿能力。今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不仅是对丝路资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还将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预计规模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银行主要是以债务融资为主，而基金则针对股权投资，3000亿规模的海外基金将推动人民币股权投资的发展。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2500亿和1300亿专项银行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等。另外，随着人民币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双向波动，为人民币从投资货币（即成为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成为融资货币（即成为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负债）创造了条件，有助于进一步健全人民币国际化功能。将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通过货物贸易项下吸引部分资金回流，尤其针对那些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如此，人民币形式对外投资，境外用于从中国的进口支付，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

    

其次，关于和沿线国家大宗商品交易时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目前，人民币跨境使用主要用于结算，计价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然掌握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短期内很难打破该局面。但是，人民币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以石油为例：一是中国和重要石油输出国的经贸投资往来正在增加。二是由于油价长期低迷，中东主要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多元化，中国的投资具有倡议意义。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公司发布的《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报告2017》指出，2016年，中国成为中东地区最主要的投资者，投资总额达295亿美元，占该区域外国投资的31.9%。在这些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资金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撑力量。三是中国在中东、俄罗斯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并和中东国家、俄罗斯分别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为未来人民币用于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奠定了基础。四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地对外开放，为中东地区主权财富基金用人民币投资中国人民币市场创造了机会。如此，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支付大宗商品的进口，而大宗商品输出国可以用获得的人民币投资人民币资产，从而形成另一个闭环。

    

当然，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网络效应、路径依赖的特点，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演变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缺一不可。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耐心和政策定力。从中国方面来讲，政府和市场近期可以从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开发人民币兑沿线国家货币汇率避险产品、深化国内债券市场开放、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跨境经营能力等方面采取主动的政策或者措施。

管涛认为，不能把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简单类比，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往往会以危机收场。在合理安排金融业对外开放顺序时，必须坚持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坚持金融开放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双轮驱动。

南方日报：您曾经提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方面，但合理安排开放顺序至关重要。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您认为合理、有序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节奏应该是怎样的？

    

管涛：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一直坚持渐进式道路，遵循“先贸易开放后金融开放、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鼓励流入后放款流出、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间接投资、先机构投资后个人投资”的开放次序。这使得我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外部冲击的风险，较为充分地享受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好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大幅提高，特别是人民币正式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得到了国际组织认可。

    

然而，对于贸易开放，国际基本共识是利大于弊；而对于金融开放，则利弊权衡不是那么明显，也缺乏国际共识。从国际经验看，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金融开放以后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不能把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简单类比，以之前开放的成功经验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对于金融开放，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充分享受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必须具备一系列配套条件甚至是前提条件，不成熟的开放往往会以危机收场。而且，金融开放通常涉及金融市场开放，而资产价格调整快于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因此，顺周期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导致资产价格超调，这会增加本国经济金融的脆弱性。通常的演进过程是，一国被国际市场看好时，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本币汇率过度升值，以至本币高估，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对外资流入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入过度依赖；一旦本国经济金融风险爆发，市场情绪逆转，资本集中流出，当地出现汇率贬值、债务违约。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这里所谓合理的开放顺序，我个人认为，一是要坚持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地缘政治风险及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也可能增加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因此，我们不论利用外资还是对外投资，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企业主业，多做套期保值、少做投机套利，避免脱实向虚。尤其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新兵，都缺乏专业经验，需要更加谋定后动，投资自己了解的产品和市场，避免交学费。

    

二是要坚持金融开放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应对顺周期的资本流动冲击，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在开放过程中，建立健全微观审慎和逆周期的、基于市场方式的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框架，熨平跨境资本的过度波动。政府就是要扮演那个“在音乐响起时拿走酒杯的那个的角色”。从市场来讲，就是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不要用市场判断取代市场操作，“未料胜先料败”，学习运用适当的工具和适当的成本管理和控制好自己的投资风险敞口。

    

三是要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双轮驱动。“改革”和“开放”就像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如果一个轮子快一个轮子慢，车子就容易出事故。坚持“双轮驱动”，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有些领域，改革快了开放慢了，开放就需要快些；如果有些领域，开放快了改革慢了，改革就需要快些。这里共识较多的就是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僵化的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最危险的政策组合；从中国实践看，如果汇率缺乏弹性，对外开放也走不远。

金砖合作机制建立十年来，金砖五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已从十年前的１２％上升到２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５０％。厦门会晤将引领金砖机制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金砖＋”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实际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持开放的态度。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金砖国家之间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间应加强“南南合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