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今年杰克逊霍尔会议开幕式上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的主旨演讲。与耶伦同样，德拉吉也避开了谈论货币政策，而是探讨了开放促进生产率增长问题，在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对我国启动301贸易调查的当下，本文具有一定警示意义。

多边合作对公平、安全和平等的关切至关重要。通过鼓励监管融合，它有助于保护人们远离开放的不良后果。确保我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陷入保护主义。

文\德拉吉

译者\孙树强，央观智库专栏作家

来源：央行观察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和日本，恢复的巩固还处于早期阶段。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焦点不仅在于如何稳定经济，还在于如何让经济更具活力，同时改善人们的福利。这场辩论的核心是如何提高潜在产出增长率，经合组织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已从2000年的2%降至现在的1%左右。如果没有更强劲的潜在增长，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周期性复苏最终将向较慢的增长靠拢。经济增长放缓将反过来使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债务和人口结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

由于预计这些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将下降，因此为提高潜在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在一些领域，国内政策可以鼓励生产率提高，例如竞争、研发以及破产制度等。但在考虑全球经济时，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开放。开放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在推动提高效率的新技术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然而，近年来，开放市场的社会共识一直在减弱。这与其说是由于一种信念，即开放市场不再创造财富，不如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开放的附带效应超过了其好处。人们关心的是开放是否公平、安全和平等。正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多年前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开放市场造成的混乱超出了一定程度，保护主义就是社会的自然反应。

因此，提高生产率的核心要素——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必须包括对这些担忧的回应。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完成的壮举。当然，尽管国内福利政策对这项任务至关重要，但通过多边机构共同努力的承诺同样重要。

这是因为对公平、安全和平等的担忧最终反映了对其他国家监管和执行的不信任。多边机构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提高监管趋同，从而增强各国之间的信任。当今最重要的领域或许是全球金融部门监管。

开放对于全球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开放的趋势是否正在走向终结。从2000年到现在，临时贸易壁垒的覆盖范围已经从大约1%上升到现在的2.5%以上，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反倾销行动也是如此。在全球层面开放仍然被认为是有利的；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商业联系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富裕国家的受访者则比危机前的时期更消极。

考虑到贸易所获得的收益，开放显然是全球经济的一种趋势。国际贸易的结果是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并在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进行专门化生产，从而提高生产率。企业和消费者从贸易得到的收益来自于可以获得更多便宜和优质的产品。此外，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可能在提高。随着经济向全球技术前沿靠拢，创新对于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变得更加重要。正如经合组织(OECD)研究所显示的，开放贸易是推动经济从前沿创新中获益的关键因素。

根据经合组织的估计，如果前沿经济体多因素生产率(MFP)增长2%，一个与前沿经济体进行密集贸易的国家生产率的溢出将会比较少贸易的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MFP增长平均只有0.5%左右。因此，转向保护主义将对全球经济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潜在增长构成严重威胁。鉴于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这种风险尤其严重。

正在上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给公共财政带来更多压力。到2025年，经合组织国家每100个工作年龄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人，而1950年为14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从2007年的56%上升到现在的87%。只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才能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因此，很明显需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抵制保护主义的冲动。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确定如何最好地应对保护主义。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中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张

多边合作对可持续开放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关于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已经说了很多，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些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较少的人。争论的焦点通常集中在福利政策可以用来更平均地分享贸易收益的程度上。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毫不怀疑，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更好地利用公共政策来支持社会上更脆弱的成员是走向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向最佳政策实践学习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共同努力使开放可持续?多边合作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角度。当想到我之前提出的人们对开放市场的三个主要关注问题时，它的重要性就变得清晰起来。

首先，人们关心的是开放是否公平——即是否所有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应用相同的标准。这体现在对贸易伙伴操纵汇率、倾销做法以及缺乏互惠市场准入的担忧。

其次，人们关心的是开放是否安全——也就是说，它是否使人们暴露在国外有害的溢出效应面前。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或许是最明显的，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如此，但它也适用于农业和生物技术等领域。

再次，人们关心的是开放是否平等——也就是说，它是否对社会上的某些群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尽管贸易和技术对不平等的影响是不直接的，但实际上不平等可能与它们有关联——认为开放对不平等产生了影响的观点已经变得更加普遍。

在每一种情况下，促使监管趋同的多边合作是解决导致这些关切背后原因的先决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来借鉴一下我们在欧盟内部管理开放的经验对于公平而言，这一点很明显:监管趋同为整个欧洲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内部开放边界的时候，共同的超国家立法和执法力量并行加强。

例如，1986年颁布的单一欧洲法案不仅启动了单一市场，而且还大大扩展了欧盟制定法律权力、欧洲法院的利用法律进行裁决的作用，以及执行这些法律的委员会的权力。其逻辑是，单一市场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能确定自己面临相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持续，而且在违规的情况下也可以求助于同一家法院。

尽管去年发生了政治事件，但总的来说，监管趋同与市场深化之间的这种对称性一直是成功的。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经常被认为是欧盟最积极的两个方面之一，另一个是成员国之间的和平。

同样，使单一市场在各种金融危机和消费者保护危机中生存的是它能够通过调整市场监管和执行来恢复安全。

举个例子，冷冻食品市场成功渡过了2013年的虚假销售丑闻，当时马肉被作为牛肉出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符合改进的食品标签和欧盟范围内的检查制度，从而恢复了信任。相比之下，欧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缺乏监管趋同，是反对优惠贸易协定(如TTIP)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区直接面临跨境金融管制和监督框架分散的风险，并在资本流动反向时面临着金融市场破裂的严重威胁。通过将监督和决议提升到欧洲与银行业联盟的水平恢复了安全。这是重建银行体系信任和恢复欧洲内部跨境资本流动的关键。这些仅仅是第一步，但是前进的方向已经找出来了。

当谈到开放对平等的影响时，不可否认的是，多边合作如何解决人们所表达的担忧并不明确。正如我所说，这种担忧通常必须由国家的分配政策来解决。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角度，特别是与避税有关。

事实上，许多人对开放存在的疑问不仅仅是它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几乎所有在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事情——熟练技术偏向创新、企业的兼并重组——在某种程度上都会重新分配收入，我们已经建立了处理这些结果的机制，比如税收系统。

然而，贸易可能与其他市场力量不同，用Dani Rodrik的话说，它“削弱了在一个国家内达成的社会协议，并嵌入到它的法律和法规。”例如，一些人认为，增加对贸易和金融的开放程度，可以将税收的负担从自由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或对减少劳工保护产生压力，以提高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力——也就是“逐底竞争”（译者注：逐底竞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著名概念，意指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遍世界，就是为了寻找最高的回报率；因此，政府在有关福利体系、环境标准和劳工保障的政策执行方面会受限制，意味发展中国家必须竞相削减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以吸引国际企业投资设厂）。

这种看法以及他们所助长的不公正感，正在严重损害公众对开放市场的信心——而这正是多边解决方案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例如，显然可以通过国际机构的合作来解决各国之间的税收套利。同样，需要采取共同的监管方式反对威胁劳工保护的“逐底竞争”。再一次，欧洲的经验提供了一些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以及涉及到的一些困难。

由于其共同的法律框架，欧盟已经成功地维持了劳工标准，即使它的市场已经扩大到低收入国家。毫无疑问，欧盟的单一市场促使一些国家的工作岗位重新分配，这有时会引发人们对“社会倾销”的担忧。但事实上，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劳工保护。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社会模式的核心保障措施已逐步嵌入欧洲法律，确保欧盟国家间的劳动标准逐渐趋同。因此，虽然仍然存在异质性，但差距正在缩小。对社会和劳动保护的程度和类型的偏好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欧盟应该是每个国家的榜样。这里的观点是，通过多边决策，欧盟成功地建立并捍卫了单一市场，解决了开放始终是不平等的根源的看法。

与此同时，在一致决策更为普遍的领域，欧洲并不总是将其多边结构的潜力发挥到同样的程度。例如，在打击利润转移和避税方面，尽管目前正在取得进展，但显然与欧盟公民的期望相吻合。简而言之，对公平的某些担忧最有效的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多边行动。因此，与目标明确的福利政策相一致，它们是使开放可持续的政策工具箱的关键部分。

对全球经济的意义

显然，欧洲模式涉及到几个独特的特征。特别是，它依赖于一种相对先进的政治结构，有助于协调与民主控制的多边合作，而这在其他地方很难复制。尽管如此，欧盟国家普遍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开放得多，而且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较少。那么，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能从全球经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人们对开放的不满日益加剧之际，多边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牺牲开放的情况下，多边机构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来解决对开放的担忧。因此，像世贸组织这样的组织，确保贸易受到规则的约束并受到公平的仲裁，这对于确保全球贸易被认为是公平和安全的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避免伪装的保护主义。而促进全球合作的机构，如20国集团(G20)，仍在必要时将开放与公平进行调和。经合组织(OECD)/ G20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倡议只是这种合作的一个例子。

根据我们在欧洲的经验，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是跨境金融。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和巴塞尔委员会(Basel)等是促使金融管制和监督趋同的关键组织。危机以来，这些委员会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加强微观审慎监管，以及设计和校准宏观审慎工具。这项工作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资本是最具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因此最有可能造成危险的溢出效应。这使得金融监管成为可持续开放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应该记住，分散的金融监管不仅会危及金融开放，还会危及全球贸易，因为它们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和贸易在传播知识和支撑全球价值链上是互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世界贸易的崩溃:2008年第三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全球贸易量下降了大约15%。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最近才目睹了金融开放与监管不力共存的危险。国际金融流动对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产出和就业的崩溃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一体化在相对未受影响的情况下幸存下来，因为全球监管反应迅速而果断，创建了一个对世界经济构成了更少风险的金融体系。任何资本流动逆转都将使人们质疑是否确实从这场危机得到了教训——也就是说金融一体化是否仍能被认为是安全的。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宽松的监管意味着监管机构对激励的低估，这导致了个人盈利但社会代价高昂。考虑到我们所观察到的巨大的总体成本，从来都不应该放松监管，但有时这种情况尤其不合时宜。具体来说，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宽松的监管会存在导致金融失衡的风险。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强大的监管机制使经济能够承受长期的低利率，而对金融稳定没有任何重大的副作用，这对稳定需求和全球通胀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货币政策的极度扩张，监管机构应警惕重新点燃导致危机的激励机制。

在相互信任过程中，为了设计并同意一项保护金融稳定的法规，没有必要限制经济中的信贷流动，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审视危机后的监管框架，FSB和巴塞尔委员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因为，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国内监管的变化会带来国际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研究显示，全球金融状况能够解释各国国内金融状况变化的20-40%。

结论

为了在全球经济中注入更多活力，我们需要提高潜在产出增长；在老龄化社会中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提高生产率。对于接近技术前沿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主要取决于对贸易的开放程度。

然而，贸易的开放程度正受到威胁，这意味着旨在应对这种保护主义反弹的政策是动态增长政策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政策可以在国内实施，但只有通过多边合作才能有效实施。

多边合作对公平、安全和平等的关切至关重要。通过鼓励监管融合，它有助于保护人们远离开放的不良后果。确保我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陷入保护主义。

欧洲的经验提供了一些关于所涉及的机会和挑战的见解。它还表明，在任何时候，开放仍然处于民主控制之下的重要性。多边机构必须由专家组成。但重要的是，他们始终要对代表负责，因为代表们设定了参数并拥有最终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