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流感大爆发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警惕未来几个月的疫情。”5月21日，在上海浦东一场应对甲型流感的研讨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作上述表示。

此前一天，北京市报告了第2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这也是我国内地第5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中国的法律和伦理允许政府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围堵具有有效性、必要性、适当性，对被围堵者伤害降低到最小范围，是可以使用的。”曾光说。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警告说全球可能爆发更猛烈的第二波的疫情。

做好应对最坏的可能性准备

曾光说，美国和日本疫情的爆发，说明甲型H1N1流感的趋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最严重的时刻尚未到来，因为最本质的标准，病死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他同时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一些病例可能因为当地的检测手段不完备而被忽略。

曾光表示，甲型H1N1的传播涉及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因而在警戒水平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

首先，对于世卫组织要求从把警戒水平从5级升到6级应该予以理解，因为按照世卫原来的疫情控制标准，已经达到了6级警戒水平。

另一方面，反对世卫组织提高警戒水平的声音也很大。由于世卫原来的规则是按照禽流感疫情的病死率来制订的，现在甲型H1N1的病死率远比禽流感低。因此，世卫或者可以修改警戒标准，如果一下子升到最高级别，“把牌出光了，接下来怎么办”？

曾光说，疫情高发国家应该把住国门，而不是仅仅依靠疫情低发国的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这次疫情流行传播率跟历史上的大流感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有差别的只是人类控制的结果。”

他透露说，美国近期可能将疫情防控转为常规性监测，不再对每一个病例进行确诊，这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目前确诊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角，打算放弃耗时耗力的单独病例确诊。

曾光解释说，美国有3亿人口，全美目前有8500万人份的达菲储备，美国的疫苗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短期内可以储备1亿份的疫苗。同时，美国法律规定，对确诊病例也只能采取最多3日的强制隔离，再增加天数，需要法院批准，而对密切接触者按照法律，没有权利进行隔离。

本报记者此前调查得知，即使到8月份，进口达菲和国产达菲的总量约为120万粒左右。(相关报道详见本报5月14日《120万粒“达菲”储备动员》)

此外，近日，香港也不再对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改为家庭服药、居家观察、司法监督。

曾光说，香港已经感到筛查和管理输入性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难度太大，也参考了美国的做法，“引入司法监督，是香港公共卫生的一个创新，我们希望它能成功”。

“中国内地，暂时不会采取香港的做法，我们的国情只能做群防群治和灭火毯的围堵措施，多坚持一天都是胜利，早期预防一例，等于后期预防千例万例。”

“公共卫生决策的原则，要依靠科学，还要有政治和人道方面的考虑，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的大小，基于应对最坏的可能性准备。一块短板的疏忽就可能出大问题。”曾光说。

单纯强调疫苗是不合适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认为，媒体不应过度强调疫苗的作用。
 

曾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2003年，应科技部和卫生部邀请回国参与非典防控的黄建始认为，疫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针对一个崭新的疾病，即使4到6个月能生产出疫苗，但是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有待观察，相关的生产和储运也是很大的挑战。

“在中国，单纯强调疫苗是不合适的。”

此 外，黄建始还认为，也不能过于迷信达菲。他认为，达菲是有效药，不是特效药，在48小时内能抑制病毒，减轻症状和帮助恢复，但身体好的抵抗力好的人可能压 根不需要这个药，但是抵抗力差的人即使有这个药也不一定能挽救生命。而中国至少有两亿抵抗力低下人群，假如达菲滥用过度，产生耐药性，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的抗生素普遍滥用。对普通季节性流感，达菲在使用中已经出现了抗药性。

在没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之前，健康教育和健康自我管理是最好的“疫苗”，黄建始说。

黄建始同意曾光的看法，历史上流感大流行的经验表明，要警惕第二波疫情。此外，黄教授介绍说，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了墨西哥的病例，发现墨西哥一个地区有三分之一的病例没有发热症状，单纯依靠体温检测也是不能实现完全预防的。

曾光说，甲型H1N1流感最早可以回溯到3月10日，4月10日，世卫组织两次提醒注意疫情，但当时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人员走过场，实验室也未发现，直到4月16日，才加强了疫情监测，并最终在墨西哥爆发。

“现在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几例就下结论。”曾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