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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苏宁财富资讯

　　作者：陶金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算上这次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消费升级。每一次消费升级，均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都伴随着多次经济转型，同时消费规模本身出现爆发式增长。可以说，消费升级既是增长和转型的结果，又改变着宏观经济的运行。

　　三次消费升级纵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消费升级。

　　第一次消费升级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粮食消费占比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这一转变对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拉动强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带动了第一轮消费和经济增长（参见图1）。

　　第二次消费升级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上世纪80年代末，“老三件”——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开始流行。此时的经济转型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价格渐渐市场化，开始在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随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对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的追求成为时尚。新老三件的更新换代，标志着从温饱到小康社会的成功转型。“新三件”普及后，电话、空调、家用电脑又逐渐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家电消费刮起更新换代潮。此轮消费升级拉动了第二轮经济增长。

　　随后的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居民消费规模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

　　然而此阶段的消费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仍停留在产品和服务质量本身，消费习惯和场景均未改变。

　　第三次消费升级在2010年后开始启动。收入水平提高、互联网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场景。而此时的转型则是供给侧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消费升级，消费规模均出现爆发式增长，同时也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参见图2）。而此次消费升级，消费再次成为主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16年达到64.6%，再次超越投资（42.2%）。可以预见的是，在投资趋紧和出口衰退的背景下，消费将长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此次消费升级有何不同？

　　（1）消费升级有了新的内涵。在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之前，较低的产出只能满足消费的需要，因而消费率很高，储蓄率很低；当进入起飞阶段时，高速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在高额储蓄转化为高额投资基础之上，因此消费率偏低；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或“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随着收入的提升和产出结构的改善，消费率重新走高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从原理上来看，此次消费升级与前两次相同，消费需求的地位再一次提升。

　　但与前两次不同，此次升级有了新的内涵，不仅仅是诸多新产品的流行和更多的奢侈消费，更有由强调物质消费转变为强调“时间”消费。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人们赋予“时间”的价值越来越大，如何更有意义地消费“稀缺”的时间，是消费升级的核心。

　　这种转变对消费习惯和场景的改变是巨大的。消费习惯方面，人们不再过度关注品牌和炫耀式消费，而是注重自身体验。同时幅员辽阔的地域分布赋予了中国人消费的多样化，在大品牌和奢侈品市场稳定增长的同时，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和快时尚品牌快速崛起。消费场景方面，高品质的教育、体育娱乐、出境旅游市场扩张迅速（参见图3）。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的经营模式转变为覆盖“服务+内容+生活方式”的“全面化”、“场景化”服务。

　　（2）中产人群成为消费升级的主力。与前两次不同，此次消费升级更为彻底，持续时间将更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中产家庭的崛起。与其他群体相比，中产阶层是更加优秀的消费者，拥有较高的品味和对品质的追求。市场越来越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他们也成为了此次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

　　那么，崛起的中国中产人群有多大规模呢？

　　根据麦肯锡《下一个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我国城市中产家庭（家庭年收入在6万-22.9 万元）所占城市家庭总体比重由2000年的4%飙升至2012年的68%，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6%。而2012年上层中产家庭（家庭年收入在10.6万-22.9万元）占城市家庭的1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20%。预计到2020年，这个结构会大为不同，上层中产家庭将占到城市家庭的54%，其消费额占城市居民消费总额的56%，而大众中产家庭占比约为13%。

　　中产人群有着足够高的收入水平、有质量的消费品味以及较高层次的文化水平，该群体的规模只要足够大，就能支撑起更彻底和更长久的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如何影响经济周期？

　　（1）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美国经济看消费，中国经济看投资”的印象正在逐渐被改变。几年前，在出口降速的背景下，投资成为影响中国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2008-2011年尤其明显。但2012年以来基建和地产投资骤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逐年下滑。尽管消费增速也在2012-2014年有所放缓，但其在2015年供给侧改革开启之后继续回归涨势（参见图4）。消费需求对整体GDP的贡献也由2001-2008年的45%提升至2009-2016年的65%左右。与之相伴随的是，消费占比和增速持续上升，主导经济增长。

（2）产业周期将一定程度被熨平。在投资主导的经济中，产业周期波动程度比消费经济更大。因为投资对于周期和经济环境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消费（参见图5）。在经济环境较差时，虽然被动的存货投资增加，但包括基建和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萎缩的更严重；在经济环境变好时，企业和居民又可借助杠杆在各个产业环节上进行投资扩张。而消费则更具黏性，消费需求的波动远没有投资那么大。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消费却持续增长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从消费内部结构看，基本消费需求几乎不随经济环境变化，高层次的消费虽然对收入弹性相对更大，却也具有一定的惯性。

　　另外，全球化使中国消费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革新。我们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包含着全球技术创新的成果，这种技术进步也产生了另一种黏性：经济环境变差时，持续的技术革新会创造新的需求，缓解高层次消费的萎缩。

　　同时，在消费主导的经济中，产业周期随着消费变化而波动。图6验证了美国经济的产业周期如何受消费影响。2000年，美国互联网投资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开始由消费主导，其产能周期与消费周期大致同步。同理可推，在消费逐渐主导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将一定程度上得到熨平，经济波动将更小。

　　繁荣下的阴影需持续警惕

　　不过，消费升级要想起到作用，前提条件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即中产家庭收入保持持续增长。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大于经济增速，但这几年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较快（参见图7），能否保持消费升级的势头似乎存在疑问。

　　另外，房价持续上涨也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虽然有观点认为在二手房交易占主导的住房市场中，债务和债权在居民内部分配，虽然一部分居民债务增加，但还有一部分居民产生大量现金流入，进而会对消费产生正面的财富效应。但这种分配仍然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少数人的财富大幅增加并不会促进全社会消费，但多数人的债务增加会使全社会的消费萎缩，尤其是高层次的消费。

　　因此，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将消费升级持续下去的愿景下，决策层持续关注住房市场，并出台了一系列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旨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总之，包括房价、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劳动保障等因素都会对中产家庭的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在保证这些高层次消费者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消费升级才能为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其应有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