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金结算会遭遇假钞一样，企业、银行间的票据结算同样会遭遇假票欺诈。

与假钞相比，票据的期限长、金额大，且常常是几经背书转让，查验真伪难上加难。尤其是近年来票据结算的频次和体量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变造票”、“克隆票”层出不穷，票据的“高仿”伎俩也花样百出。因此，堵截票据风险除需要经办人员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更需绷紧制度之弦，通过科学、系统的内控机制牢筑防火墙。

2017年3月24日，杭州M公司财务人员拿着一张银行承兑汇票来到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要求办理浙商银行“涌金票据池”的票据入池质押业务。票面显示，该银承汇票号码为30**********4648，出票金额人民币420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H公司。

虽然粗看这张银承本身并无太多异常，但分行运营管理部业务处理中心经办这笔业务的沈佳宇、楼敏二人，注意到M公司是新近才开通的票据池业务，入池的首张票据就是这张大额银承，便多留了个心眼。

按照惯例，柜员应通过央行系统对票据实行“电查”（即对银承的票号、期限、金额、收票人、出票人、承兑行等要素信息进行核对）；查复书显示的信息和票面并无二致，唯一的反常是承兑行在查复书中告知，该银承曾经被查询过10余次，其中8家银行各查询一次、2家银行各查询二次。

“票据只有经过多次背书转让才会有多次的查询记录，”楼敏事后回忆说，“但这张银承并没有黏单，背书人只有票面收款人和M公司两手，故被10余次查询不合常理”。从业多年的经验告诉两位经办人员，魔鬼往往就藏匿在这样的细节中。

鉴于近年来票据风险案件频发，有一部分特别谨慎的银行，只要是有查记录的票据，一概不予办理。但浙商银行涌金票据池一直都因“不挑客、不挑票”的理念广受市场推崇，沈佳宇和楼敏觉得，“既不能冤枉一张真票，也不能放过一张假票”，故并未直接终止业务，而是向包括承兑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再一次发出查询。

在与各家银行电话沟通中获知，出票人在出票日签发多张银行承兑汇票，有“小票套大票”嫌疑，现已有变造票据情况发生，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进一步印证了这张银承疑窦重重。

据了解，当前伪造假汇票的伎俩一般有3种：一是“无中生有”，利用科技手段彻底伪造假票；二是“照猫画虎”，先签发真票，再根据真票伪造内容完全相同的“克隆票”；三是“改容易貌”，把金额较小的真汇票数字改大，即变造票。

这3种方式中，尤以变造票的仿真度最高、鉴别难度最大。变造银承一般通过加“0”或者改写，将银承金额由小变大；而除了被修改的极少数的关键要素，包括印章在内的其他部分都是真的，非常容易瞒天过海。

而“小票套大票”的手法，更是不法分子为躲避查验惯用的“画皮”。具体到这张变造银承，出票人在同一天内连续签发若干张连号银承，其中一张为真实的大额票据（420万元），其他均为数千元的小票。因为票号相连，在给这些小票“易容”之时，需要修改的仅有“票号末位”、“小写金额首位”及“大写金额”几处，把可能的造假纰漏降到最低。

这一点微乎其微的纰漏，则是在反复拉锯的传真查询中暴露出来的。

在常规查询后，沈佳宇向承兑行发起了传真查询请求，但承兑行提供的银承第一联（底卡联）的影像与票据实物并无明显区别。“按照人民银行对票据查询的要求，只需比照第一联底卡影像即可。但是我行始终坚持‘有疑必查、查必彻底’的内控合规要求，向承兑行再次发出传真查询，恳请其提供该银承的第二联影像。”沈佳宇说。

天网恢恢，也正是这第二联影像，将这张银承做假的嫌疑彻底坐实，第二联影像中印章盖戳和实物票据上的位置明显不同。通过这一细节可以判定，这是一张变造票。

“从技术上看，不法分子既然能无中生有彻底伪造出假票来，那么在真票基础上小改几处更是不在话下。”楼敏说，“然而柜员手工盖的印戳，位置和角度都有一定的随机性，不法分子机关算尽，还是因为我们多要了一联影像，揪住了狐狸尾巴”。

事后，第三方公司专业鉴定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该票据在红外光下票号和大小写金额均被涂改，表现为票号末位“8”疑似由“5”变造，大写金额“肆佰贰拾万元整”为全部刮改而成，故红水线明显有刮改、挖补痕迹，小写金额的“2”由“￥”变造，且“2”后面的所有数字均为刮改。在紫外光下票号处的团花及整版兰花图案均有明显断痕，紫外光下呈明亮色。用特殊蓝光检测，票据号码、金额处的底纹有明显断痕，说明这张银承确系变造而来。

事实确凿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立即报案，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对涉事公司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