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国务院委托相关机构就我国石油安全战略规划地制定进行调研，斯时，人们才从各种渠道听说了国家石油战略储备。2000年后但凡涉及石油仓库建设的事件都被冠以“国家战略”名义。

“我国的国家石油战略库被托管给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央企，但其动用流程也十分严格，不能轻易动用。如果动用，至少需要国家发改委，甚至是国务院的书面批准才能进行。”原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曹晓晞向本报记者表示。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是中石化集团的战略智囊，曹晓晞长期担任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领导职务，直至2009年元旦卸任首席专家。

由于我国石油储备体系起步晚，真实面目仍犹抱琵琶半遮面。除了四大国有石油石化公司外，一些民资和外资也开始积极抢滩。舟山油储各路资本博弈，这只是其中的一幕配戏。

“从理论上讲，有岸线就可以建油港、建石油储运设施。”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汪鸣告诉本报记者，“但谁有资格进行投资、谁有资质进行运营、收益又如何分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完全由相关审批部门自主度量。”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2000年之后，曾受国务院委托派员参与我国石油安全战略规划制定的前期调研。

商业库存≠战略储备

《21世纪》：我国石油储备体系构成是怎样的？

曹晓晞：除了中央政府已确认的若干个国家战略储备库外，目前国内并不存在其他形式的石油储备。

石油储备的作用不是为平抑油价，它是为预防石油供给中断等危机状况出现采取的法定措施。在西方国家，石油储备的动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尤其是国家战略储备，甚至需要议会的表决和总统的签字。

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要求特定企业必须保有一定量的石油库存作为储备，这种储备被称作企业义务储备，应被纳入国家储备序列中，但目前我国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21世纪》：如何看待目前的油储建设热潮呢？

曹晓晞：当时的背景下，民营业者通过控制仓储中转设施，可以在油源紧张时以市场价格出售成品油，从而获得价格波动产生的超额利润；但随着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理顺，这种超额利润产生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依靠仓储中转服务业务获取利润，不但非多数民营业者所长，而且也与他们投资的初衷相违背，因此这股投资热潮应该不会持续。目前两大集团库容充足，根本不需要租用第三方的仓储中转设备。

国家战略储备是不会允许民营业者介入的，因为中央政府对其监管存在很大难度，即便他们介入国家战略储备，也仅能获得很少地托管或仓储租赁收入。

石油仓储投资空间

《21世纪》：我国政府对石油仓储中转投资领域有无政策方面的限制？

汪鸣：没有任何明文限制。

从理论上讲，有岸线就可以建油港、建石油储运设施，但谁有资格进行投资、谁有资质进行运营、收益又如何分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完全由相关审批部门自主度量。当然在实际的项目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是符合城市定位、区域规划等已确定的政府规划，但其间模糊的空间就更大了。

曹晓晞：曾有一些产油国提出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商业储备，以便在本国石油工业发生危机时，能够保证对中国的石油供应。这些产油国很有钱，而且其仓储数量并不会很大，只是因为其他原因，目前尚无这种案例。

低价宜储油

《21世纪》：我国的战略储备量应保持怎样的水平？

曹晓晞：90天进口量的战略储备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IEA(国际能源署)提出的标准，IEA是富人俱乐部，他们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国情值得商榷。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除了美国曾有限地几次动用战略储备的经历外，其他国家甚至都没有动用过石油储备。

《21世纪》：在国际油价偏低的背景下，我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

曹晓晞：从长期角度看，目前油价比较低，的确是采购的好时机，但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库存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从国家战略储备层面看，我国目前的石油储备量确实偏低，在国内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过小，因此国家储备应适时地提高库存，以备不时之需；但从企业层面看，存储过量的石油是需要耗费巨额成本的，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不经济的。

汪鸣：国家出台的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将对整个行业产生持续性的引导与支持，企业必须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调整发展思路，加快提升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