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发起的深港合作论坛上，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锐锋确认，《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了深港合作的新定位——合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草案显示，当时在深港金融合作方面，只是提出“巩固和提升深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尚未提出合建全球金融中心，提出深圳拟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建设辐射亚太地区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泛珠三角地区的整个经济体，大概有200万平方公里，4.6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这个经济体也需要一个金融中心引领走向世界。已经高度国际化的香港金融中心接下来需要植入实体经济的成分，去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上海和深港各自的金融中心定位功能是不一样的。

“从上海和深港两个金融中心来讲，我觉得上海下一步将会更加国际化、虚拟化和离岸化，深港将会更加的本地化、实体化和在岸化。”当天，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记者表示，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发展是优势互补、合作互动、共同发展。

上海与深港优势互补

吕锐锋表示，在接下来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开放方面，中央赋予“四个先行先试”之一就是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方面“先行先试”。

就上海和深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张燕生进一步解释说，上海下一步将会更加的国际化，而深港将会更加的本地化。原因是香港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因此下一步香港的需求将是如何通过与深港、泛珠和内地更好地整合，实现本土化。而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还较低，下一步是要加快国际化。

另一方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虚拟化刚刚起步，而香港这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基础，因此香港金融服务业在继续虚拟化的同时，如何为内地实体经济庞大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是一个重点。

此外，上海的腹地是大长三角，而深港腹地是大珠三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未来的资本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会形成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

张燕生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从外向型经济向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新国家战略转型，转型调整的过渡期需要15年。

深港或建联席会议制度

在李惠武看来，深港经济同时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

李惠武认为，深圳仍然凸显出产业层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所以重建竞争力的压力尤为突出。香港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的空间不足、经济腹地较小、运作的成本过高。所以，重建持续发展能力的压力也在增加。

“转型期的到来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重叠的时候，深港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大。”李惠武认为，“用好一国优势，探索两制衔接，整合两地资源，实现共同发展”，这是深港推进深度合作和高度融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物流中心、资讯中心跟科技研发体制完善的优势，积极主动进入深圳，联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延伸服务链、降低运作成本，从而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深圳来讲，是继续发挥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并且充分地利用产业基础、创新人才和连接内地的优势，积极引入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尤其要大力发展金融业、科技服务业和高增长的服务业，实现新的转型。”

李惠武开出了深港合作的六个“清单”——积极开展人民币业务在进出口业务方面的计价、结算试点，及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的交易业务；协助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建立区域性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再担保机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联动机制；共同发展国际物流、会展、文化和旅游业；联手拓展内地的服务业市场。

展望未来，李惠武建议两地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协调机制；共同编制区域性的发展规划；继续整合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的同城机制；共建优质生活圈等等。

李惠武还建议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建立一个类似于广东省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推行多年的高层联席会议制度。“有了粤港联席会议制度，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跟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就非常直接。深港要共同构建五大中心，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和引导，而这种协调机制是非常重要的。”